人到中年（四）
调到上海船厂集装箱分厂一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曙光开始普照着祖国大地，深圳市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厂长要求我与技术科科长卢高工和他一起去那里的中国集装箱厂（中集的前身）进行一次考察。当时航空事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我们乘坐火车到达广州市，然后那里派车来接我们，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深圳市蛇口区他们的总部大楼，周围大楼林立，马路是车水马龙，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他们的魏总和楼总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从与他们的交流中，知道他们已经与招商局合资成为合资企业—中国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就设立在这幢大楼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几十层高的大楼的雄伟，又装饰的那么富丽堂皇。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工厂，工厂的状况告诉我们，当时他们还没有引进国外先进的集装箱制造技术，制造工艺技术还比较落后，当时日生产量才13只20英尺标准集装箱。相比之下，我们的技术装备，工艺水平优于他们，我们当时的日产量已达19只20英尺标准集装箱。
原来魏总和楼总工都是我们王厂长多年的朋友，特别楼总工以前也是从上海船厂出来的，所以关系又亲近了许多，后来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魏总让楼总工一直陪伴着我们到处参观着这座充满着改革开放气息的，新兴的，美丽的城市。
每天除了轮换着去深圳市著名的酒家，海鲜馆，度假村，品尝许多不知名的海鲜，山珍海味；晚上便去迪斯科舞厅，旅游船等娱乐场所，跳迪斯科舞，我们三人都从未跳过舞，只是跟着音乐的节奏糊乱跳着以示同乐。每晚直至12点以后才回宾馆休息。据说，当时深圳市市民都很热衷于夜生活，不到午夜12点是不睡觉的。我们来这里，一则是他们盛情接待，让我们领略一下改革开放后的城市生活；二则算是随乡入俗。
我们除了吃喝玩乐外，也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市民的精神面貌，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满足的微笑，无论在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或人头攒动的大卖场里，还是在偏僻人少的街头小巷，从未看到过人们为区区小事而产生的争执，吵闹，说粗话打口水仗，甚至动武。体现出现代人的胸怀和包容，时代的文明与和谐。
从改革开放的形势，可以预见集装箱事业必将在我国获得快速发展，几个沿海城市都在酝酿引进国外先进的集装箱制造技术，筹建集装箱制造工厂，迫使我们厂领导审时度势，考虑工厂的发展规划。其实冷老和王厂长早在我们考察深圳之前，已经通过船舶总公司，与在香港的船舶总公司的一家公司—华联公司就合资事宜商讨过，并达成意想协议。
我们厂虽然隶属于上海船厂，但总厂似乎没有看好过这个分厂，从来不过问我们厂的事，所以，从深圳考察回厂后，厂领导开始紧锣密鼓地与华联公司谈判，谈判进行的非常顺利，我们于八八年成立了成立了合资公司—华海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从此也与上海船厂脱离了关系。
实际上，这个合资公司是“近亲结婚”，只是换了一块标牌而已。车间还是原来的车间，制造工艺还是那么的落后，组织结构，规章制度还是国有企业那一套。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国际贸易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集装箱的需求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价格绝对看好，可是由于缺乏资金，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水平得不到发展和改造，生产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
即使如此，公司的利润足以使厂里的一些人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起来。少数人便迎合着这种心理，凭着多年的政工生涯，从利润中抽出部分资金，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几套住房，成立了分房小组，自己自告奋勇地担任起组长职务。
在八十年代底，九十年代初，一个企业能买房分房还是不多的，也是职工所期盼的，对于我们俩从外地调回上海与父母一起住在一间18平方米（一栏二）房间的人，更是期盼。虽然我不会在领导面前经常提起生活上的困难，但他们是知道的。既然他们知道，我想他们会考虑的。再说自从合资以后，生产任务更忙，对设备的维修保养，检修，改造的要求更高，工作更繁忙，根本无暇顾及分房之事。待我知道分房结果时，房子都分配完了，却没有我的份，哪怕增配一小间也行。我找了厂长，他也不相信这是事实，但分配到的人都拿到了钥匙，怎能推倒重来呢？我只怨自己太相信别人了。
其实，我分配不到房子是有缘由的，分房组组长T先生是中专生，政工干部出身，能说会道，平时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一度认为政工干部在社会上不怎么吃得开，凭着中专生的牌子，在生产车间里当了车间主任，生产车间与我们设备科总是有着一些矛盾，当生产任务完不成时，总是把责任推给我们设备科。在有一次的调度会上，生产任务受到厂长质疑的时候，他把责任推给了我们，一般我只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会去管别人的闲事，所以，与车间及各部门的关系都可以。这次他将责任推卸给我们是乌有的事，因为我听说车间表面处理有质量问题（手工补喷质量），遭到验箱师的拒收而返工，影响了产量。我就有些被激怒，但又想这仅仅是听说，我还是比较缓和地说：“当然，我们还是要从及时检修设备来保证生产，你们也要从产品的质量上来提高产量。”检验科科长听了我俩的发言以后，他也忍耐不住把近期车间为了提高产量而忽视质量的问题提了出来，并把被验箱师的拒收而返工的事实也公开地说了出来。使他在调度会上被厂长严厉地批评了一通。没有多久就调离了车间，去负责后勤部门的工作。分房期间担任了分房小组组长的职务，手中拥有着权力，使一下这种人的小伎俩是完全可能的，否则绝对不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这个厂在集装箱行业中属于上海市最早的一家工厂，后来嘉定的太平国际货柜也相继建成并投产，他们是引进台湾的设备和技术，刚刚投产时的产量就已经远远地超过我们。在他们建造和投产以后，他们设备部人员也经常来我们厂参观学习，彼此有了较多的交流，渐渐地成了同行业的朋友。在一次交流中，那里的设备部许经理（合资单位都这样称呼）突然向我提起，是否愿意去他们那里工作？由于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下子无从回答。他以为我正在犹豫不决的考虑之中，他便从利益的角度进一步劝说说：“如果您去我们那里，我可以向您保证，您的收入将是现在的三倍以上。”他的承诺使我感到有些震惊，我们拿惯了两三百元工资，对于近千元的工资视为天文数字，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尽管我自工作以来，从来没有为工资问题与领导讨价还价过，也没有在长工资的时候与同事们斤斤计较过，心态很平和，从未起过任何波澜。这次他的话却引起了我心中难以平静的波澜。
我从山沟的三线工厂调到上海以后，已经人到中年，由于在三线期间，唯一的儿子由我父母照顾，抚养，我们俩爱子心切，经常来沪探望儿子和父母，本来不多的积蓄都花在来来回回的盘缠上，回到上海时，身无分文积蓄，但儿子已经进入区重点高中，全家五人挤在一间一栏二的18平方米的房子内，钱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但拮据，艰苦的生活过惯了的我们，毫无奢望地在上海又度过了六年。现在儿子也即将在上海交大毕业，根据他的学习成绩和个人愿望，他很想出国留学深造，作为父母不想成为以后的遗憾，总是竭力的支持，支持还是需要钱，即使以后有奖学金，第一次远离家乡，远涉重洋去异国他乡，没有钱怎能放心？还是需要钱，我第一次感觉到了钱的重要性。但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又渐渐的忘却了钱的重要。
果然嘉定区离开家比较远，但他们的厂车从沪嘉高速行驶至市中心，再转公交到家单程也只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而我现在从家去宝山区上班，单程也要近一个多小时。但使我难于舍弃的还是那里的领导和我科的员工，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却想起了他们的许多的好处，副厂长为我争取到了兴中动力机器厂职称评定的末班车，把我的资料及时送去，于八八年获得了高工的职称；两年多来领导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和认可；科里同仁们对我的支持，使我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所有这一切金钱是买不来的。但分房问题又将这些好处彻底被粉碎，自己还不是被人利用的工具！最终还是选择舍弃。
当时对于自己的选择不像现在那么自由，因为我厂是“近亲结婚”的产物，完全是国企的一套体制，最后还是以辞职的名义离开了那里。当时在国有企业里呆惯了的人，一下子离开国有企业，仿佛自己成了个弃儿，以后的结果成了个迷。我怀着心中忐忑走进了嘉定太平国际货柜的大门，一个真正合资企业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