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年时代（九）
我们读完大四时，基本上读完了大学所有的课程，正要进入毕业设计阶段的时候，我们被卷入了“四清”运动，离开学校去上海郊区闵行参加机电一局的“四清”运动。
我们在那里集训了一个月以后，以“四清”工作队的身份被分配在上海石棉厂搞“四清”运动，当时的“四清”工作队队长是上海汽轮机厂的生产科科长陆成明同志（当时都这样称呼），副队长是上海重型机器厂丁耀祖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认为我的字写的比较好，又有些文采，所以让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在科室搞运动，并兼职为工作队整理资料。
这个厂是由原来的许多个与石棉制品相关的小工厂，作坊合并而成为公私合营企业，所以全厂的资本家，小业主共有十几个之多，他们分别担任着厂的技术，生产，财务等工作（当然还有其他人员），也有几个没有太多文化的，又无其他特长的小业主，从事着货物进出的搬运工作。
在这运动期间，把他们组成一个小组。我至今还搞不清楚当时领导凭什么派我去负责这个组的四清工作？也许是我的家庭成分好？还是我平时表现好？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也只是团结的对象，比我成分好的有的是，若要进一步查我的社会关系，我的外祖父母是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出身，两个舅舅是上海不大不小的资本家。至于我的表现，一直被政治指导员认为是一个不太要求进步的人。一度使我感到很困惑，但这毕竟是领导布置的任务，还得必须接受了下来。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与领导之间相处的十分融洽，配合也很默契，平时我们都以老陆，老丁称呼他们，只有在召开全厂大会的时候才称他们队长，副队长。发现他们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严肃，思想激进。他们主张实事求是；一切重在调查研究；重在证据；不轻易下结论。我根据他们的指示，对那几个所谓有问题的资本家进行了一些内查外调。同时，使我有机会接触一些社会调查工作，增长了许多社会实践经验和知识。我曾数次去市公安局查阅个人档案资料，查阅时意外地发现，嫌疑人的重名叠姓的人很多，如果你的年龄，籍贯与某嫌疑人相同，那么你就有可能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却被单位里列为控制对象，一辈子别想获得提升或重用，弄不好每逢搞运动时会莫名其妙地搞你一下。看了以后，真有点后怕，于是我就萌生了有机更改自己名字的念头，只是当时没有想好，时机没有到来。
我几乎看遍了这些人的所有档案资料，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没有当上几天资本家或小业主，上海就解放了，他们大多数不是祖传的企业，而是通过自己艰苦奋斗才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工厂或作坊，没有过上几天安逸、舒适的生活就被公私合营了，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在他们的思想上有些抵触情绪，私下里发发牢骚是有的，总的来说都属于守法的。从他们的历史来看，也比较简单，有的从学徒开始，一直从事本行工作，有的从事过其他行业的工作，后来才从事现行业的工作。只有个别人历史比较复杂些，如技术科的盛先生（现在可以这样的称呼他），当时四十开外，长的一表人才，谈吐举止优雅，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正值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他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并参加了国军，不久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空军少校翻译官，曾为美国飞虎队飞行大队当过翻译。在他所写的材料中也详细地叙述了这段历史。但是，当时只要是参加国民党军队的都被认为有历史问题。而且，中共一贯通过舆论宣传认为只有共产党是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是消极抗战，所以他一直背负着这一历史问题的包袱，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看了他所写的这段历史事实以后，又后来看了一些还原历史真相的文章以后，我认为他当时出于爱国热情加入了抗日革命军，这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所为，正是他一段光荣的历史。
抗战胜利以后，他回到了上海继承父业，主要从事工厂的技术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家定居香港，上海刚解放时他又回到了上海，接替了父亲在上海的产业，做了资本家，从此厄运一直缠绕着他。使他一直处处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
在我与他接触不到几个月时间，从他的谈吐举止及所从事的技术工作中，他是一个很有文采，智慧，知识渊博的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一贯比较重才）。我认为他刚解放时才当的资本家，没有多久就公私合营了，不存在什么剥削工人的事实，他还是一个抗日将士呢，我对他慢慢地从怀疑到敬仰，甚至崇拜，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在运动期间，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受邀去淮海中路622弄他的家拜访过。上海人一般都知道，淮海中路622弄是旧上海社会名流，贵族居住的宅区，即使以后也如此。他住在一个楼房的二楼一个通楼，即有前后楼后亭子间，卫生间很厨房独用，在当时算是相当宽敞、高档的住宅了。
前楼是客厅，客厅布置的十分简单明瞭，乳白色的涂料使客厅显得分外明亮宽敞，打蜡地板。靠北的墙壁放着一张三人沙发，沙发前面放着一只大茶几，茶几上放着瓶插的鲜花，两侧的墙上分别挂着我不知名的西洋画。
后楼是他的卧室，那时，他一个人居住在这里，他毫不介意地带我参观了他的卧室，卧室的四周及顶面都涂乳白色的涂料，但因为是后楼，显得有些昏暗，当他打开灯光以后，卧室显得很温馨而华丽。打蜡地板，一张做工精细线型别致的红木床放在中间占去了很大的地方，两侧为床配套的两只红木床头柜，上面分别放着一盏十分精致的台灯和一台电话座机。在靠北边的墙根放着一只与床相同线型红木大立柜，床的对面放着一只相同线型的红木五斗柜，床头的墙壁上单独挂着一张用十分精致的镜框装着的一位端庄，漂亮女性的彩色照片，显然，这是女主人的照片。但我与他接触长达数个月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提起过他的太太及其他家人，我想这是人家的隐私，从来没有问起过。
他告诉我亭子间是他的书房，但并没有领着我去参观。不过我可以想象出书房里的样子来，除了一只写字台和一把椅子外，四周排列着书橱，书橱里放满了各种书籍。但由于他的忙碌可能使得书橱里书籍显得很凌乱。
我们就坐在客厅里边喝茶边聊天。聊天中知道，他的太太和一个上中学的儿子都定居在香港，原来打算他先来上海经营祖传企业，待企业有所发展、稳定以后，他们一起回上海定居，可是自他来到上海以后，就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又经历了公私合营，使他受到了巨大冲击，为了不让妻儿受到连累，于是他独自留守在上海，独自承受着折磨与煎熬。只能每年去香港探望他们1-2次，在特别想念他们的时候。当时，我虽然只是一个学生，但我十分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我感到很无奈，只有同情和劝慰。
参加每次政治运动对一些政治上要求进步的人来说是提升自己的一次极好的机会，一些同学开始拟写入党申请书，向领导汇报思想，我却压根儿没有去想这些，因为我很有自知之明，首先，我在领导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不求上进的人；是一个小资思想比较严重的人，但我对要求进步的同学一直持支持态度，认为这是一种要求上进的表现。如一位同在科室搞运动的女同学，她具有一些男生的性格，比较开朗，大方和大气，所以，她与我们男生都相处的比较好，开会时我们经常坐在一起。有一次，科室召开大会，我们俩坐在她的办公桌位置，开会时为了不影响开会，我们有什么需要交流的，通常用纸条方式交流的。我们正在听队长讲话，她突然用手臂碰了我几下，把我的视线引向到她那拉开的抽屉，抽屉里露出一张入党批准书，她脸上洋溢着十分激动和兴奋，看着我，期待着我的反应，我马上在纸条上写道:“衷心地祝贺你！”。她诡秘地朝我笑了一笑又将抽屉推上。我可能是最先知道她入党的人（除班级里党员以外），我虽然自己对入党并不感兴趣，但我对她祝贺是真心的，因为她各方面都表现的很好，对一切事物都比较客观，实事求是，所以，她在同学中的口碑也很好。
当然，在每次运动中也不乏一些投机分子，总是以左派自居，言论与行为都显得很激进，企图混进组织，有朝一日能出人头里。我常对这些人嗤之以鼻，敬而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