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婳的天空
心素若简 人淡如菊
三代人的恩怨与时代镜像
——评谭伟长篇小说《逆风生长》
王平中
得知谭伟先生的长篇小说《逆风生长》在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我由衷感到高兴。与谭伟相识近二十年，见证他从一位文学爱好者成长为高产作家，其创作轨迹恰如这部小说所展现的——在时代的逆风中执着生长。
《逆风生长》以松林村为缩影，通过第一书记孙画策、回乡企业家汪云长、村支书张野果、省城记者南方舟、村主任田再生、孙画策妻子叶依乔、南方舟大哥南方路、村文书皮大海等几个人物的多声部讲述，编织出一张跨越半个世纪的乡村叙事网络。小说以企业家米有田回乡认亲为切入点，层层剥开集体生产、计划生育、乡村振兴三个历史阶段中三代人的命运纠葛，堪称一部乡村中国的"变形记"。
集体时期：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碰撞
集体生产时期是小说着墨最多的历史断面。谭伟通过张瞎子、石山多、老瓜皮三人的命运纠葛，精准捕捉了那个特殊年代乡村治理的内在矛盾。
南方路几弟兄在身为教师父亲的引导下，同村民们到天圣山上恳荒，将石山多父亲从缅甸带回的天圣果精心培育，形成松林村独特的经济作物。这种因地制宜的发展思路，暗合了传统农耕文明"靠山吃山"的生存哲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瓜皮的"学大寨"运动——不顾山高缺水、劳命伤财，坚持在贫瘠的山地上强行推行梯田改造。这种脱离实际的政策执行，固然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性原因，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乡村资源的巨大浪费。
更具悲剧性的是张瞎子的遭遇。这位因私分粮食被抓到公社接受审查的生产队长，其行为本质上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自然反应。谭伟在此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当集体主义理想与现实生存需求发生冲突时，基层干部该如何抉择？老瓜皮的选择是执行政策，张瞎子的选择是保全性命，两者都没有错，却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这种道德困境，至今仍是基层治理的永恒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天圣果"意象，既象征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暗示着某种被压抑的生命力。它在集体时期勉强获得生存权，却在改革开放后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村民的致富果，这一过程恰如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缩影。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与人伦情感的撕裂
计划生育时期的叙事充满张力与辛酸。田再生的故事尤为典型——这位民办教师为转正在公社干部劝说下带头结扎，却因手术失败导致妻子意外怀孕，最终酿成家庭悲剧。谭伟通过这个"结扎不干净"的黑色幽默，揭示了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
更令人深思的是基层干部的集体沉默。当田再生面临身份危机时，公社干部竟能编织出"结扎前怀孕"的谎言来维护典型形象。这种体制性共谋，不仅扭曲了事实，更异化了人性。它反映出在特定历史阶段，政策目标与人道关怀之间的深刻矛盾。
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其历史合理性毋庸置疑。但谭伟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政策本身，而是展示了执行过程中权力与伦理的复杂博弈。田再生家庭的悲剧，既是个人命运的沉浮，也是整个时代阵痛的缩影。那些被“刮宫引产”的妇女、被“结扎”的男性、被“黑户”的儿童，构成了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故事在主流叙事中常常被选择性遗忘。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证明”意象——从田再生的结扎证明到米淑、汪正芳的怀孕证明，再到汪云长的户口证明，乃至后来村民的土地使用证——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权力线索。这些证明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被规训的标记，它们在个体命运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却又常常被随意解释和更改。
乡村振兴：资本下乡与生态文明的博弈
乡村振兴时期的叙事充满戏剧性冲突。汪云长的蔬果基地、皮大海的矿产开发、孙画策的旅游开发，构成了乡村发展的三种路径选择。谭伟敏锐地捕捉到当下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核心矛盾：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张力，外来资本与本土利益的博弈。
汪云长代表的"能人经济"模式颇具典型性。这种依靠个人魅力整合资源的发展方式，在初期确实能快速见效，但缺乏制度保障最终使其陷入非法集资饲养“海驼”的泥潭。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皮大海的"资源掠夺"模式——以青松岭石材公司为名，行破坏生态环境之实。这两种发展路径的共同弊端是都将乡村视为资源提取地，而非需要和谐共生的家园。
孙画策的旅游开发是乡村振兴的另一种模式。小说结尾处“新土地法”的出台，暗示了制度完善的重要性，但也留下一个未解之题：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平衡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和村民自治这三者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三代人在乡村振兴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老一辈如张瞎子更关注土地权益，中年一代如田再生重视经济利益，年轻一代如孙画策则追求文化认同。这种代际差异既反映了乡村社会的多元诉求，也预示着乡村振兴的复杂性。
叙事艺术：复调结构与乡村话语的重构
《逆风生长》采用复调叙事结构，通过多人物视角展开故事，这种叙事策略与小说的主题高度契合。每个讲述者都带着自己的历史记忆和认知局限，他们的叙述相互补充又彼此矛盾，共同构建出一个立体鲜活的乡村世界。
这种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历史观，呈现出乡村记忆的碎片化和多义性。但也要清楚认识到，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声音和观点，而这些不同的声音共同构成了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探讨。它要求作者具备高超的构思能力和对人物心理的深刻理解，根据人物的个性特点，生活环境，文化程度，讲述时或声如洪钟，若婉若黄鹂，或文雅，或粗野，或喋喋不休，或慢声细气，不能千篇一律，要各有千秋。整体来看，谭伟把握得不错，但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的空间，比如对各个讲述人物富有个性化语言的把握，对重复性情节的处理，等等。
《逆风生长》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或廉价的安慰，而是通过三代人的恩怨纠葛，展现了乡村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面相。集体时期的理想与困惑，计划生育时期的阵痛与反思，乡村振兴时期的希望与挑战，这些历史片段共同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乡村的密码。
谭伟的创作提醒我们，乡村叙事不应是城市视角的猎奇或政策文件的注脚，而应是对真实生存状态的忠实记录。在这个意义上，《逆风生长》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面映照乡村中国五十年变迁的明镜。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小小说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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