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二十：文宗治世之十四：杜牧著书论政与郑注得宠

大和七年即公元833年八月初十（癸巳），太子太保杨元卿去世。

贤良方正杜牧为河朔三镇的藩臣桀骜不驯感到无比愤慨，而朝廷大臣却专门一味姑息，因此著作了一书，名为《罪言》，大略意思是：“国家自从天宝末年盗寇兴起（即安史之乱），河北百余城镇朝廷却得不到尺寸土地。人们望着那里犹如眼望回鹘和吐蕃，不敢窥探。齐、梁、蔡等地受到河朔的影响，也沦落为寇。国家未曾有过五年没有战乱的时期，焦土颓败长达七十多年了。现在的上策莫如首先自我整顿，中策莫如攻取魏博，最下策则是随便征战，既不估计地势是否有利，也不考虑攻守是否适宜。”

他又感伤府兵制度的废坏，著作了《原十六卫》，说：“国家最初遵循隋朝的体制，建立了十六个卫府。就现状而言，要说设官毫无作用，指的不就是这十六卫吗！追根究底，其实十六卫是保卫天下的根本。贞观年间，朝廷在内靠十六卫蓄养武臣，在外开设五百七十四个折冲和果毅府，储备兵马部伍。武臣有事则带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居内时，武臣尊贵富有，承蒙恩泽，奉养身家；所部的兵马则散居在诸府。上府不超过一千二百人，三时耕种，一时练兵；户籍保存在将府，部伍则散归田里；部队的势力分散，人人自爱；这样即使有蚩尤这样的叛贼为帅，也没有机会可以作乱。居外时，所部将士奉檄而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忙着对付强大的敌寇，哪里会有闲暇考虑叛乱的异略！所以即使有蚩尤这样的叛贼为帅，也没有能力可以叛乱。自贞观直至开元的一百三十年间，武臣率领的部伍从未有过篡逆的事情。这正是大圣人之所以能掌管军权和控制内外的圣算神术。到了开元末年，愚蠢的腐儒上奏说：‘天下靠文略取胜，请求撤销府兵。’武夫则上奏说：‘国家的兵力强盛，请求征服四夷。’于是府兵制度在内部被取消，而边兵体制在外面兴起。武臣率领部队驰往藩镇，朝内再无一人。于是导致尾大不丢，中间干瘪，幽燕（即安禄山控制的范阳）偏重，最终引起天下大乱，根本全被焚毁；致使七圣（从唐肃宗到唐敬宗的七帝）日夜辛劳，想要除去藩镇割据现象，却无能为力。由此看来，武臣和他们控制的兵马，并非短期内就能使他们互相脱节！然而国家不能没有兵马，但武臣居外则叛，居内则篡。要使他们居外不叛，居内不篡，古今以来，最管用的办法，其实就是设置府兵和建立卫府！近代以来朝廷依赖藩镇大将，这一弊病非常严重。大抵都是那些带着金玉的儿辈，依靠父亲的门荫或通过大肆贿赂，得到了节度使的大位。他们根本不懂得父兄的礼义之教，也不再拥有慷慨的负义之气。百城千里的地盘，一朝到手，其中那些强硬刚愎的则不顾法制，为了不让人约束自己，还杀害甚至族灭忠良；为了不让人违背自己，便将大权集中在手里；因此无不成为寇盗。其中那些阴险狡诈的，也懂得横征暴敛，将大权交给奸邪的佞幸，然后通过贿赂宦官权贵，由卿大夫变成公爵，离开小郡而得到都邑；他们管辖的地方都成为自己私人的馆舍。假如某个家伙不幸长寿，那么他就盘剥百姓，荼毒天下。所以天下的战乱不息，民众困弊，无不由此而来。呜呼！文皇帝（即唐太宗）十六卫的宗旨，又有谁能理解并加以匡复？”

杜牧又著作《战论》，说：“河北看待天下，犹如珠宝；天下看待河北，犹如四肢。河北人的风气和习俗浑厚，果于作战，勤于农耕，加上地方出产健马，便于驰骋杀敌，所以出战往往能胜，安处则带来富饶；不用窥探天下的物产，自己便能丰衣足食。也就像富裕的大家农户，不用珠宝也称得上富有。但国家如果没有河北，那么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全都没了，等于是去了一肢，兵没了。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全都驻扎着重兵，是防止胡寇入塞的要冲。要没了，等于是去了第二肢，兵又没了。西北六镇的官军，缺少费用高达三亿。他们低头等待朝廷的供给，而度支部门根本应付不了，只好靠淮水以北，黄河以南，东至大海，西抵洛阳，随便征敛，才能满足六镇的开支。要没了，等于是去了第三肢，财没了。咸阳西北，驻扎着大量西戎兵马。朝廷得依赖吴、越、荆、楚的富饶去支撑边塞的防守。要没了，等于是去了第四肢，财又没了。天下的四肢全都解体，头脑和腹部莫名其妙地留在那里，这样的安定岂能持久！如今朝廷如果真能整治五大败政，那么一战就能决定命运，四肢也能恢复。一般说来，天下无事的时刻，殿堂的大臣倾向于苟且偷安，奉行私事；军队的将士也倾向于离心离德，兵甲钝弊。这是平时不肯练兵的过错，也是败政之一。一百个拿着兵戈的士兵，仰赖县官的供给，却以一千人的名义索求军饷。大将小校无不靠此赚钱，以胡虏的强大为幸运，以王师的疲劳为娱乐。所以真正拿兵器作战的人经常很少，而登记兵员吃空饷的人经常很多。这是没有落实兵员的过错，也是败政之二。打个小胜仗就张扬大功，奔走告捷好邀功求赏，要么一日两赐，要么一月累封。凯旋尚未高歌，官品已经增加，爵命已经至极，田园已经广袤，金缯已经溢满，连子孙也己封官。这样，谁还会拼死出力，勤奋王事！这就是封赏过厚的过错，也是败政之三。战败而丧失将士，导致大都陷落，主帅只要跳墙逃回京师，很快又到别处当刺史去了。回视朝廷的法典，气色十分安然。一年还没过去，他又回到了朝堂之上。这就是惩罚过轻的过错，也就是败政之四。大将不能全权执掌兵柄，朝廷的宠臣和敕使不断轮番前来，颐指气使，堂皇地指挥兵阵，忙碌地掌管战鼓，一下要偃月阵，一下又要鱼丽阵，结果搞得三军数万将士，盘旋在徘徊惊骇之间。于是胡虏的铁骑趁机猛攻，最终夺走了王师的旗鼓。这就是不信任主将的过错，也就是败政之五。今天如果真要欲调整策略，横扫污秽，带来万世的安宁，那么就决不能继续重蹈前车的覆辙。”

他又著作《守论》，认为：“现在朝臣们都说：‘对那些固执强悍的藩帅，我们用良将劲兵牵制他们，用高位美爵满足他们；安抚而不用刁难，外放而不用拘控；也就像豢养虎狼那样，不指望他们内心驯服；这样一来，他们的怒气就不会萌芽。这就是大历和贞元年间朝廷之所以能够守卫邦国的原因；又何必出兵征战，让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然后才觉得痛快！’我的愚见则认为：大历和贞元年间，恰恰是因此导致了祸患。当时，你只要有几十座城池，千百个士兵，那么朝廷就得对你另眼看待，对你宽贷法度。于是藩镇目无朝廷，大言不惭，自树一家，破坏法制，竞相尊奢。天子放下威严而不予过问，有司若无其事而不予呵责。朝廷赐给的王侯爵位，他们无功也照样接受；国家要求的入朝觐见，他们拒绝前来却照样得到节杖。叛逆藩帅的后嗣，朝廷还得把公主嫁给他们，嫁妆极为丰盛，无所不备。所以他们地盘更加广袤，兵力更加强盛，僣越更加严重，野心更加昭著。于是国家的土地和名号被他们瓜分殆尽，而这帮贼人的贪婪却毫无止境，于是有人淫名越号，要么称帝，要么称王，盟誓自立，恬淡不畏，派兵四处攻略以满足他们的野心。所以赵、魏、燕、齐首先反叛，梁、蔡、吴、蜀接踵响应；其余的藩镇也甚嚣尘上，想要仿效他们的比比皆是。幸好遇到孝武皇帝（即唐宪宗），昼夜不忘朝廷的耻辱，前后任用英杰，早晚和大臣商议对策，所以能做到大的叛臣则出兵诛锄，小的则靠恩惠招降。不然的话，周、秦的京郊（指洛阳和长安附近）几乎成为反贼的猎场！大抵说来，活人都有许多欲望，欲望不能满足就会愤怒，一旦愤怒争乱就会接踵而来。所以在家父母必须管教鞭笞，在国朝廷必须处以刑罚，或者在各地出兵征伐，这就是用以控制他们的欲望而停止他们的争乱。大历和贞元年间，朝廷全都反其道而行之，靠很有限的土地和名号去杜塞无止境的争乱，所以身体的首尾和手指四肢，几乎不能相互运作。今天我们居然还不懂得吸取教训，反而还将这当作经验之谈。我的愚见觉得这样下去，成为寇盗的将远不止河北三镇而已。呜呼！大历和贞元的所谓守邦朝政，必须永以为戒！”

杜牧又注释了《孙子》，并撰写序言，说：“军事就是刑法；而刑法就是政事。孔夫子的子弟中，其实就是仲由和冉有懂得军事。不知自何代何人开始，人们将政事分为所谓文、武二道，分离开来，两道并行。结果使得身插牙笏的缙绅朝臣不敢谈论军事，或者以谈论军事为耻。假使有人谈论军事，世人就会把他们当作残暴的粗人，都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呜呼！根本的丧失，这是最严重的！《礼记》说：‘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历观自古以来，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曾不是由军事起始的。掌管军事的必定是圣贤，既有才能又博识多闻的人士，才能成功。军事必须在朝廷的廊庙上充分商议，形成军事策略，然后交付给将帅。汉高祖说：‘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就是这个道理。而他们为相的大臣却说：‘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则说：‘勿居其位可也！’”

九月初一（甲寅，《旧唐书》和通鉴均作甲寅，但又将顺序排在丙寅之前。暂时只好如此），唐文宗任命前忠武军节度使王智兴照样守太傅兼侍中，出任河中尹和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取代王起；任命王起为兵部尚书。

前邠宁行军司马郑注靠依附得宠宦官王守澄，权势熏天，唐文宗对他深感厌恶。九月十三（丙寅），侍御史李款在内阁上奏弹劾郑注，说：“郑注在内勾结敕使，在外连接朝臣。他在两地往来，收受贿赂；昼伏夜动，窃取大权；以致人们连话都不敢说，路上都只能以目示意。请陛下将他交付法司处置。”十来天里，他先后就上了几十道表章。王守澄将郑注藏匿在右神策军。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与枢密使杨承和和王践言也都厌恶郑注。左神策军将领李弘楚劝说韦元素说：“郑注无比奸猾。如果不趁他还未出卵壳时除掉，等到他长成了羽翼，必将成为国患。如今因为御史的弹劾，他藏匿在神策军中。我请求以中尉的名义去见他，假装说中尉有病，召他前来医治。他来后中尉可以请他入座，我则在旁边伺候。等到中尉举目示意时，我就拿下他杖杀了。中尉然后趁机去见主上，叩头请罪，并详细揭发他的奸邪。杨承和与王践言必定会帮中尉说话。何况中尉有翼戴主上的大功，怎会因为除奸而获罪！”韦元素觉得有理，便去召郑注前来。郑注来了后，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讨好奉承的话如同泉涌。韦元素不知不觉地和他拉着手，关系顿时密切了很多，还谛听他的言谈，忘了疲倦。李弘楚再三用眼神向他示意，但韦元素全然不顾，最终还用金银布帛厚赠郑注，然后送他回去。李弘楚愤怒地说：“中尉失去了今日决断的时机，必然不免他日的大祸！”因此愤怒地辞去军职离去。不久，他就背上生疽死了。王涯之所以为相，是因为郑注出了很大气力，并且他害怕王守澄的权势，便将李款的奏折给扣压了。王守澄在唐文宗面前为郑注开脱，唐文宗也就赦免了他。很快王守澄又奏请郑注为通王府司马兼侍御史，出任右神策判官。朝野为此惊骇慨叹。

冬十月初一（癸未），扬州上奏，说那里的江都等七县发生水灾，损害了庄稼收成。

十月初十（壬辰）是唐文宗的生日，僧徒和道士到麟德殿讲道。次日，唐文宗登御延英殿，跟宰臣们说：“降诞日设斋，起自近代。朕因为这习惯已经相承很久，不便匆忙革除。虽然置办了斋会，只是叫前来应对的王源中等人暂时入殿。到僧徒和道士开始讲道时，朕都不怎么听闻。”宰相路随等人上奏说：“生日举行斋会，诚然是为了追求冥福，本不是中国的教法。臣见到开元十七年时，张说和乾源曜以玄宗的生日为千秋节，在朝廷内外举行宴乐，庆祝这一嘉庆的日子。臣觉得颇为得礼。”唐文宗觉得十分有理，宰臣因此请求将十月十日作为庆成节，即上诞日。唐文宗同意了。

十月十五（丁酉，《旧唐书》作辛酉，但十月无辛酉），润、常、苏、湖四州上奏，说那里发生水灾，伤害了庄稼。

十一月二十三（乙亥），泾源节度使康志睦去世。四天后，唐文宗任命左神策长武城使朱叔夜为泾州刺史，出任泾原节度使。十一月三十（壬午），朝廷在银州设置监牧。

群臣觉得唐文宗即位已有八年，从未接受过尊号，因此于十二月十二（甲午）为他上尊号为太和文武仁圣皇帝。刚好五坊中使（宦官）薛季棱自同、华二州回来，说那里的乡闾百姓十分凋弊。唐文宗叹道：“关中如今是小丰年，百姓还这样不堪，更何况江、淮一带近年遭受大水灾，那里的百姓该如何过日子！朕没有办法赈救，怎么还敢崇尚虚名！”于是赐了通天带奖赏薛季棱。群臣共上了四次表章，唐文宗最终还是没有接受。

十二月十七（己亥），刑部详细制定了大理丞谢登新编的《格后敕》六十卷，唐文宗下令删减后详定为五十卷。次日，唐文宗临幸望春宫，但在那里中风，说不出话了。王守澄推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史书没说他何时从神策判官变为昭义司马），说他精通医学。唐文宗于是征召郑注至京师，饮用了他开的药，结果颇为有效。郑注于是得宠。

十二月二十一（癸卯），平卢军节度兼检校司空王承元去世。王承元是成德藩帅王武俊的孙子，王士真的第二子。他兄长王承宗接领节钺后，奏请王承元为观察支使、朝议郎、左金吾卫胄曹参军，兼监察御史；那年他才十六岁。他劝王承宗带领二千骑兵帮助王师平定淄青的李师道，但王承宗没有采用他的建言。元和十五年（820）冬，王承宗病故，成德军秘不发丧，大将们密谋让旁郡大帅接管。当时参谋崔燧与手握兵权的人密谋，便以王承宗祖母凉国夫人的名义，告诉亲兵及诸将，让他们拜王承元为帅。王承元下拜哭泣，不肯接受。诸将不断请求，王承元说：“天子派中使贵人监军，有事何不先和他商议？”当监军来时，便征求诸将的意见。王承元跟诸将说：“诸公不忘先人的恩德，也不觉得我年轻，要让我接领节度使事。我想效忠于国，好奉守先人的遗志，诸公能听从吗？”诸将都许诺了。于是他在衙门听事厅处理政事，要求身边随从不许称他为留后；事无巨细，都和参佐一道决定。他还秘密上疏，请求朝廷派主帅前来接替王承宗。唐宪宗非常嘉许，授他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邻镇用河南河北近年来家族世袭节度使的惯例讽劝他，但王承元不听，诸将也因此后悔。当起居舍人柏耆奉诏到成德宣布滑州的任命时，将士有的下拜，有的哭泣。王承元与柏耆在驿站馆舍召诸将前来，宣布了朝命，诸将号哭，一片喧哗。王承元责备他们说：“诸公因为我先人的缘故，不想让我失去成德，这厚意我心领了。然而没有及时奉诏，耽搁滞留，这罪可大了！先前李师道尚未败亡时，朝廷曾打算赦免他的罪行。当时李师道想到长安入朝，部将们拦住了他。后来杀害李师道的，也是他的部将！今天你们千万不要再做李师道部将做的事。我拜求你们了。”于是向诸将下拜，悲伤哭泣，不能自胜。王承元于是拿出所有家财，登记成德的户籍，散发给州人，还提拔了勤奋的人。牙将李寂等十多人坚持要王承元留下，结果他将李寂等人杀了，军中才开始安定下来。王承元离开镇州（成德治所，今河北正定附近）时十八岁；跟随他的将吏，凡是有人带着器用和货币的，王承元全命令他们将财物留下。王承元兄弟及堂兄弟中被授郡守的有四人，登朝的也有四人；他的从事和有功劳的将校也都被提擢起用。他祖母凉国夫人入朝，唐穆宗下令在内宫设宴招待，赐予非常丰厚。但不久，王庭凑杀害接任成德的田弘正，占据镇州反叛。王承元改任鄜坊丹延节度使时，顺便请求入宫觐见。唐穆宗很器重他，多次召他来征求意见。不久，他改任凤翔节度使。凤翔西北和泾原接邻，没有山谷的险要，吐蕃人因此可以径直前来入寇。王承元在要冲的地方修筑堡垒，派出一千人守卫，赐名叫临汧城。唐德宗下诏让他袭取岐国公，并累加他为检校左仆射。凤翔城东是商旅密集的地方，大多居民都靠烽火互相报警。王承元上奏，请求加宽城墙，环绕烽火台。他在凤翔十年后，又加授检校司空和御史大夫，改任平卢军节度兼淄青登莱观察等使。当时朝廷的均输盐法尚未在河南河北施行，王承元首次请求在他的辖区施行盐法，将收入归于朝廷有司部门。此后兖、郓诸镇也都施行了均输盐法。王承元为政宽惠，颇有节制，淄青称得上得到很好的治理。这时他在平卢淄青去世，终年才三十三岁。唐文宗册赠他为司徒。

王承元去世四天后，即十二月二十五（丁未），唐文宗任命河南尹严休复为检校礼部尚书，出任平卢军节度和淄青登莱棣观察等使。次日，他任命给事中王质暂时代理河南尹，任命河东节度副使李石为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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