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二十：文宗治世之九：晚唐文豪元稹病逝

大和五年即公元831年八月初五（庚午），武昌军节度使兼检校户部尚书元稹去世。元稹字微之，是河南人。后魏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是元稹的十代祖先；兵部尚书昌平公元岩是他的六代祖先。他曾祖父元延景曾任岐州参军，祖父元悱曾任南顿丞，父亲元宽曾任比部郎中和舒王府长史，并因为元稹的尊贵被追赠左仆射。元稹八岁就丧父，他母亲郑夫人是位贤明妇人，因为家贫，亲自为元稹授学，教他书学。元稹九岁就能写文章，十五岁就两经及第。他二十四岁时调判进入第四等，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岁时他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当时即元和元年（809）四月登第的十八人中，元稹为第一。制令下来时，他被授任右拾遗。元稹生性锋芒毕露，见到事情总是兴风作浪。他身居谏官后，不想碌碌无为，所以总是上言政事，上任当天就上疏谈论谏官的职责。他又觉得前代王叔文和王伾靠和东宫猥亵而成为待诏，得到太子李诵的宠幸，后来在永贞（805）那年，趁着太子成为唐顺宗而大肆干扰朝政；所以提议，对训导太子的东宫官员，应当选拔正人。他献上《教本书》，说：

“臣见到陛下降下明诏，修复废置的太学，增添宗室胄子学员，选拔教育他们的师傅。这真是了不起的事！唐尧为君，让伯夷掌管礼仪，正是谨慎教育胄子的深意！然而还有比这更重要得多的事，臣不敢不冒昧地殊死上言。臣听说贾生曾说：‘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这话千真万确！周成王不过是个中庸人才，亲近管叔和蔡叔，则听信谗言；有了周公和召公，则得知礼义。岂能说他是天资聪明？然而他最终得施王道的原因，能不认为是教诲使然吗？让伯禽和唐叔与他交游，让他学习《礼》、《乐》、《诗》、《书》，使他目不得阅览淫艳妖诱的美色，耳不得听闻优笑凌乱的靡音，口不得吟诵操断击博的书籍，居不得亲近容顺阴邪的党徒，游不得纵情追禽逐兽的游乐，玩不得拥有遐异僻绝的珍异。凡此种种，不是说放在他面前而不为，也不应当让他见到。当他年长为君之后，秉性已经定型，习惯也已形成；那时即使将会使自己乐而忘返的事物天天摆在面前，也已不能夺去他已经练成的习性和坚定的决心。那么忠直道德的言语，早就是喜闻乐见的事物，陈奏的人自然得到理解；而那些庸佞违道的邪说，早就是害怕听闻的东西，进谄的人自然就被看穿。炫耀自己的能力而党同自己的亲近，是人之常情。一旦得志，自然要满足心里的欲望。事物的本性也一样。所以鱼得水而畅游，马顺驾而驰骋，鸟得风而飞翔，火得薪而炽烈。这都是事物满足内在欲望的事例。现在周成王的内在欲望是道德，所以他亲近圣贤。自然他亲近的人就是左边的周公和右边的召公，封伯禽于鲁而太公于齐。内心得到满足，所以礼乐得以兴旺而诸侯纷纷上朝，所以刑罚得以建立而教化各地普及。这就是教育带来的，不能不使人信服！

“亡秦则不然。他们毁灭先王的学说，说是学问只是愚弄天下百姓；他们贬黜师保的官位，说是为了明确君臣名分。胡亥的一生，从未听闻《诗》《书》，不能接近圣贤。那个赵高是个该杀的狡诈宦官，用残忍害人的邪术教诲胡亥；还说：放纵暴戾就是贵，闭不见人就是尊。所以天下之人并非人人愚蠢，而胡亥自然已经不能分清人兽了。赵高靠淫威统治天下，而胡亥自然就被幽禁在深宫了。那个李斯是亡秦宠信的丞相，却也因为谗言遭到冤死，无处申辩自明；更何况疏远的臣庶！正是这样，秦朝的灭亡是有原因的。

“汉高祖靠兵戈继承天下，汉文帝靠廉谨守卫大业，但终究不能恢复远古的大训，只是因为景、武、昭、宣四帝，天资聪明，才避免了祸乱。但到了汉哀帝和汉平帝年间，则不能预防篡弑的阴谋。而汉惠帝在废易之际（指汉高祖想废黜他而改立戚夫人儿子刘如意），还幸赖身边的羽翼战胜汉高祖的邪心（指叔孙通和商山四皓等一再劝止）。所以之后的国君，议及教化时，莫不以兴举孝廉、设置太学、尊崇儒教为意；却不知道教化的推行，必须从贵人开始。忽略贵人，而去教育贱者，难道几乎不是本末倒置？

“自从我朝太宗文皇帝还在藩王宫邸，直到成为太子时，选用了深知仁德的十八人和自己交游学习。即位之后，即使在游宴饮食之间，这十八人也都在其中。主上的过失他们无不进言，下面的民情他们也无不转达。不到三四年太宗就名高盛古，这难道能靠一天两天导致的吗？都是逐渐养成的好习惯！贞观以还，师傅都是由宰相兼领，其余的东宫僚属，选拔得也很慎重。马周觉得东宫臣属的位置太高，恨不得成为司议郎，这就是证明。文皇帝之后，东宫臣僚的地位就逐渐降低，以致母后（武则天）临朝，翦弃王室。当中宗和睿宗二圣地位可危之际，即使有骨鲠敢言的人士，因为不是调护保卫太子的臣属，最终不能说出一句为太子辩护的话，只能靠医匠安金藏剖腹来表明睿宗的无辜（指来俊臣等酷吏陷害皇嗣子李旦即后来的睿宗的事）。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

“安史之乱以来，这一弊病更加严重。师资保傅的官职，不是由生病残废或老迈昏聩或不任事的官员，就是由不知书达礼的免职或退休藩镇将帅担任。至于诸王王友和赞议等官职，更都是由那些被疏远的冗散低贱官员担任，以致插笏的缙绅大臣都以此为耻。即使爱护自己儿子的平民，还都要寻求明哲慈惠的老师教育他们，寻找正直诚实和博学多识的人成为他们的朋友，好成就他们。难道天下的储君和王子，反而可以用生病残废或老迈昏聩以及不知书达礼的人当他们的老师？让被疏远的冗散低贱和不适用的人当他们的朋友？这种做法为何和上古相差如此之远！根据近来的做法，东宫僚属之外，还往往用那些沉滞不进的荒僻老儒充当侍直和侍读；即使这样，他们还被疏远摈弃，呵斥驱逐，有时个把月都不得召见。他们又怎能作为师傅去培养太子的道德而保养他的身心健康？臣认为积成这一弊病的原因，只是因为皇天眷佑，让我唐朝皇运长久，以舜继尧，传到陛下已有十一圣上了，莫不出生时就神明，年长后即仁圣，所以觉得这些都是些有关习俗和礼仪的小事，不值得重视而已。不过臣独以为这作为列圣的谋略也就算了，但要传给后嗣则不行。假如万代之后，如果出了位像周成王那样的中庸人才，而又生在深宫的养尊处优和嬉笑玩耍之间，又没有周公和召公那样的保护帮助和教诲，那样他将不知道喜怒哀乐来自何处，更不用说知道稼穑农耕的艰难了。

“如今陛下以上圣的天资，君临海内，是天下百姓倾耳关心的时刻。臣特希望陛下思考周成王得到训导的功效，念及文皇帝逐渐养成的好习惯，慎重挑选太师太保，认真选择东宫僚属，全用博学多才而又明达机务的大儒担任；经常见面，日训月导。然后趁机让皇太子集聚诸位生员，制定齿胄（太子入学与公卿宗室子弟依年龄为序）讲学和严师问道的礼仪。用至德要道造就他，靠撤膳记过警戒他。秉性尚未确定时，则去掉狩猎和美色等娱乐，花更多时间就学。一旦圣质已经具备，则辅以交游研习用以弘扬仁德。这就是所谓‘一人元良，万方以贞’的教化。哪里光靠修复废置的太学，选拔太子的师傅，就以为能和盛世媲美？还有，古代的百王，莫不幼年同师，年长同术；让他们意识到君道来自上天，了解到天伦来自自然；然后选用贤良，树立藩镇，作为屏障。这样出则有晋、郑、鲁、卫等诸侯的盛况，入则有东牟侯和朱虚侯（汉初帮王室剪除诸吕的宗室王侯）的强大。这正是所谓宗子维城、犬牙盘石的形势。这又岂能与魏、晋以来，囚禁残害兄弟而翦除自己枝叶的事（包括曹丕曹植之争和八王之乱）同日而语？”

唐宪宗阅览了奏折后非常高兴。元稹又谈论到西北边事，都是有关朝政的大事。唐宪宗召他应对，询问他有关边防的方略。但他被执政大臣们妒忌，被支出朝廷任河南县尉。不久因母亲去世丁忧离职，服丧完毕后，他官拜监察御史。元和四年（809），他奉诏出使东蜀，上奏弹劾已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征租赋，又籍没涂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的田宅一百十一座、奴婢二十七人、饲草一千五百束、钱七千贯。当时严砺已死，但东川下属七州刺史都因此受到责罚。元稹虽然办事称职，然而执政大臣以及和严砺关系密切的人都很忌恶他。出使回来后，唐宪宗让他分管东台。浙西观察使韩皋杖责湖州安吉令孙澥，结果孙澥伤势过重，在四天里就死了。徐州监军使孟升去世时，节度使王绍派人送孟升的灵柩回京，还给通行券让他们乘坐驿站马车，并将灵柩放出邮驿的旅舍里。元稹都弹劾了这两件事。河南尹房式做了违法的事，元稹想追究，擅令他暂停公务，并飞表奏闻朝廷，处罚房式一个月的俸料。唐宪宗后来召元稹回京。他路上留宿在敷水驿。宦官刘士元后到，和元稹争厅。刘士元勃然大怒，打破了元稹房间的窗户，元稹来不及穿鞋，只穿着袜子逃到厅后。刘士元追上，从后头把元稹的脸打伤了。执政大臣觉得元稹是年轻后辈，却专门作威作福，因此将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稹绝人地聪明警悟，年轻时就很有才名，与太原人白居易关系尤其密切。他工于诗，善于咏诵风景美色和人物。当时谈到诗的，人们都称只有元、白。自衣冠士子直到乡闾下俚，无不传诵他们的诗，号为“元和体”。后来他因为俊朗豪爽不容于朝廷，被流放到荆南蛮人的地带，长达十年。很快白居易也被贬为江州司马，而元稹量移（酌量近移）后成为通州司马。虽然通州和江州相隔遥远，而二人还经常来往赠诗对答。他们作的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一百韵的。江南人士无不吟诵，连宫阙也风闻，京城的里巷相传，为此洛阳纸贵。读到他们被流离放逐的立意时，人们无不为他们感到凄惋。元和十四年，他自虢州长史内征回朝，成为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也是一代文宗，深知元稹辞学的造诣，跟他说：“我曾阅览足下的大作，遗憾的是读的不多，已经错过了很久。请把你的所有作品都拿出来，好让我开怀一览。”元稹于是献上他的文章，还自己作叙说：

“稹初不好文，徒以仕无他歧，强由科试。及有罪谴弃之后，自以为废滞潦倒，不复为文字有闻于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擿刍芜，尘渎尊重。窃承相公特于廊庙间道稹诗句，昨又面奉教约，令献旧文。战汗悚踊，惭靦无地。稹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日益月滋，有诗句千余首。其间感物寓意，可备矇瞽之风者有之。辞直气粗，罪尤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然以为律体卑痹，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辞，皆目为元和诗体。

“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排。自尔江湖间为诗者，复相放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尝以为雕虫小事，不足以自明。始闻相公记忆，累旬已来，实虑粪土之墙，庇之以大厦，使不复破坏，永为板筑者之误。辄写古体歌诗一百首，百韵至两韵律诗一百首，为五卷，奉启跪陈。或希构厦之余，一赐观览，知小生于章句中栾栌榱桷之材，尽曾量度，则十余年之邅回，不为无用矣。”

令狐楚深为赞赏，把他和白居易比作当代的鲍、谢（南朝刘宋时的鲍照和谢灵运）。唐穆宗在东宫时，有些嫔妃和左右侍从曾吟诵元稹的诗，还谱成乐曲，所以他知道元稹这人，也曾赞美他。东宫中的人都称他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对元稹十分礼遇，没将他当一般的掾吏看待，经常要他的诗作加以吟诵。长庆初年（821），崔潭峻回到朝廷，拿出元稹的《连昌宫辞》等一百多篇进献给朝廷。唐穆宗非常高兴，便问他元稹在哪里，还好吗。崔潭峻说：“如今他担任南宫散郎。”当天唐穆宗就让他转任祠部郎中兼知制诰。朝臣因为他的任命不是出于相府（而是由宦官推荐），因此都很鄙视元稹。然而他起草的制诰，都可以和古文媲美，因此在当代广为流传，他也因此得到唐穆宗的极大恩宠眷顾。他曾写作《长庆宫辞》数十上百篇，京师民众竞相传唱。没多久，唐穆宗召他进入翰林，成为中书舍人和承旨学士。宦官因为崔潭峻的关系，争着和元稹交往，而知枢密魏弘简和元稹的关系尤其密切，唐穆宗也越来越器重他。河东节度使裴度三次上疏，指责元稹与魏弘简成为刎颈之交，阴谋扰乱朝政，言词非常激烈率直，充满攻击性。唐穆宗顾及朝廷内外的情绪，只好罢免了元稹翰林的内职，授他为工部侍郎，然而对他的恩顾未衰。长庆二年，他官拜平章事即成为宰相。诏书下达那天，朝野无不感到轻蔑和好笑。

当时成德的王庭凑和幽州的朱克融连兵将牛元翼包围在深州。朝廷同时赦免了他们的罪行，还赐给他们节度使的节钺，下令他们罢兵。但他俩俱不奉诏。元稹因为天子越次拔擢自己，便想立功报答唐穆宗的恩典。和王傅于方是已故司空于頔的儿子，投靠元稹谋求进取。他告诉元稹，说有奇士王昭和王友明二人，曾客居在燕、赵之间，和王庭凑和朱克融的党羽很熟，可以利用他们，说服王庭凑他们放出牛元翼。于方还说要用自己的家财资助王昭他们前行，并贿赂兵部和吏部的令史为王庭凑的部下搞了二十道任命告身，得便赐给他们。元稹都同意了。有个叫李赏的人，探知了于方的密谋，便利用元稹和裴度的矛盾，告诉裴度说：“于方被元稹指使，想收买刺客王昭等人暗杀裴公。”裴度将这事压下，没有告发。当神策军中尉将于方的事奏闻朝廷时，唐穆宗下诏让三司使韩皋等人立案调查这事，结果发现谋害裴度的事没有证据，但先前其他的事则全暴露了。朝廷于是同时罢免了元稹和裴度的相位，将元稹贬为同州刺史，裴度贬为守仆射。谏官上疏，说对裴度的处罚太重，对元稹的太轻。唐穆宗心里还怜惜元稹，只是削去了他长春宫使的兼职。

元稹刚罢相时，三司审理的案件结果尚未上奏，京兆尹刘遵古派负责管辖元稹宅第街坊的士兵到元稹居第去秘密巡视。元稹得知后上奏诉说。唐穆宗十分愤怒，处罚了刘遵古，并派宦官去安抚劝谕元稹。元稹到了同州，上表谢恩，自叙说：

“臣稹辜负圣明，有辱陛下的恩典。本应自求死在贬所，岂料到后来还愧登荣耀。臣稹死罪。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亲和兄长靠乞讨以供养臣，臣因此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臣年幼学习之年，不蒙师训。因为邻里儿童有父兄为他们开办学校，臣所以流泪发愤，决心通读《诗》《书》。慈母哀怜臣的好学，亲自为臣教授。臣年十有五，得到明经出身，于是苦心为文，夙夜强学。年二十四，臣登吏部乙科，授校书郎。年二十八，臣蒙制举首选，授左拾遗。于是臣开始自为学问，直到荣登朝台。既无朋友为臣吹嘘，也无亲戚为臣援庇。要不是自己吃苦耐劳，实在不是因为他人关系。臣独立的个性长成，因此没有和人交结。担任拾遗时，臣屡陈时政，承蒙先皇帝召问于延英殿。但很快被遭到宰相的憎恨，将臣支出为河南县尉。当臣成为监察御史，又毫不规避，专心纠察，将违法官员绳之以法，结果再次因为臣纠察了他们的亲党而得罪宰相，便借口他事将臣贬为江陵判司。臣被废弃十年，理应死于异乡的沟渎。

“元和十四年，宪宗皇帝开释臣罪，最初授臣为膳部员外郎。与臣同省署的官员，大多都是臣登朝时的举人；担任卿相的，大半也是臣同谏院时的拾遗和补阙。愚臣既没有料到陛下的天听如此细微，知道臣浅薄的词艺，用朱书授臣兼知制诰，在延英殿召臣赐予绯色官服。宰相嫉恶臣不是出自他们门下，于是百般侵扰诋毁。陛下明察臣的无罪，恩宠更深，召臣前来，坚持要授臣中书舍人，还出任承旨翰林学士，金章紫服，光芒照射臣的简陋身躯。人生的荣耀，臣也到了极尽。然而臣更加遭到诽谤，日夜担忧危虑。只有陛下的圣鉴昭临，更加保护信任，竟然力排群议，提擢授以台司大任。臣愧有心肺肝胆，岂能只当个寻常宰相？况且当河北行营退散之后，牛元翼尚未突围之前，每次听到陛下挂念他的言语，愚臣恨不能身先士卒。所以臣向于方问计，派王友明等人去救解深州，完全是想要满足圣上的愿望，岂能别怀他意？不料奸人怀疑臣要杀害裴度，妄有奏论，因此亵渎陛下的圣聪，让臣羞愧于天地之间。臣本待辨明一了，即打算杀身谢罪，岂料陛下圣慈尚在，只是将臣薄贬同州（长安东北不到百里，今陕西大荔）。虽然不是咫尺之间，但毕竟还是京畿境内。臣估计必定是陛下的宸衷独断，赐臣此官。如果曾和他人商量，一定马上将臣送到边远城镇，岂肯让臣留在宫阙附近？

“遗憾的是这月三日，臣还承蒙陛下召到延英殿应对。那时无法排解心里的流血，仰首辞别天颜，直至今天的贬斥放逐。臣自从离开京国，目断魂销。每天到五更朝谒之时，实在无法抑制，泪流不已。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奢望得见天颜，只要能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也九泉之下没有遗恨。臣不胜自恨自惭，攀恋圣慈的心情无以复加。”

在同州二年后，他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渐东观察使。会稽山水奇秀，元稹聘用的幕僚，全是当时的文士。他们经常一道到镜湖和秦望出游，每月三四次；而咏诵的诗作杂赋，动不动就写满卷帙。副使窦巩在海内享有诗人名气，和元稹酬唱最多，后代还把他们称作兰亭绝唱。元稹既然纵情娱乐游玩，便开始稍稍不修操行，以贪污财物闻名于时。他在越州共有八年。

大和初年（827），他就地加授检校礼部尚书。大和三年九月，元稹入朝成为尚书左丞。他严肃朝廷纲纪，将名声不好的七名郎官开除出朝。然而因为元稹平时不够检点，操守不好，所以人心不服。刚好宰相王播突然病故，元稹开始大走门路，谋取相位。大和四年正月，他出任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这年七月二十二日他突然生了急病，这天在武昌病故（《旧唐书-元稹传》说他得病后一天就死了，但《文宗本纪》说是八月初五庚午），终年五十三岁。唐文宗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他儿子元道护，那时才三岁。元稹的仲兄司农少卿元积为他处理丧事。他所著的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杂文一百卷，号称《元氏长庆集》。他又著有古今刑政书三百卷，号为《类集》，刊行于当代。元稹在长庆末年因编删自己的文稿，写了《自叙》：

“刘歆说：‘制不可削。’我觉得其实有可削的地方。譬如臣下贡献的重大谋略，或君主保持的嗜好欲望；君主拥有的则誉归于上，臣下专有的则誉归于下。如果将这些全都保留，是不利于君主，并非正道。建立制度，明确利害，区别正邪，辨明疑惑；保留这些则事物分明，去掉则将是非混淆。如果将这些都削去，那是过错，也并非正道。

“元和初，章武皇帝（宪宗）刚即位，臣下尚未以直言端正宪宗的视听。我当时刚开始作为对诏拾遗在宫中供奉，于是献上《教本书》、《谏职》、《论事》等十来道表章，裴度、李正辞、韦熏讼也觉得颇为恰当，而宰相通过曲道上言。宪宗颇为醒悟，召见并征求我的意见。宰相因此开始厌恶我，所以不到一月，我就被贬出为河南尉。好几年后，我才补任御史，出使东川。我根据元和的大赦诏书，弹劾节度使严砺擅自籍没涂山甫等八十八家，过度征敛梓、遂二州民众的赋税，多达数百万。朝廷感到惊异，褫夺了东川七刺史的俸料，并将被籍没的家人赦免为民。当时潘孟阳代替已故严砺成为节度使，他的贪婪甚至超过严砺，并且有点后台。他虽不敢全然不顾诏令，但还是趁机命令将原先籍没的财产全都入资。他资过其称，榷薪盗赋，无所不为，并为严砺上密奏，说给他的谥号不当。我自东川回朝后，和严砺朋党的人暗中对我切齿痛恨。

“没多久，我分管东都台。天子久不在东都，都下有很多不法分子。东都官府各部都自设牢狱，有的将人拷上枷锁超过一年，而台府还不得而知。我因此飞奏朝廷，要求禁绝各部随意禁锢人的做法。我弹劾了河南尉判官，结果忤逆了宰相的旨意。徐州的监军使死于军中，徐州主帅用邮驿运送他的灵柩。灵柩到了洛阳，护送灵柩的人居然殴打和谩骂主管邮驿的官吏。我命令官吏将灵柩搬到驿站外面，不许再使用邮驿。浙西观察使将安吉令处以杖责，结果将他打得濒死（四天内死了）。河南尹诬奏书生尹太阶，还请求将他处死。飞龙使招诱赵寔家的逃奴，将他当作养子。田季安盗娶洛阳衣冠士族的女子。汴州无理没收死去商人的钱多达千万。滑州对百姓征税一千，才上交八百。朝廷馈赠东都的物品，负责这事的人错误地用四千三百辆牛车将东西运过太行山。类似这样的几十件事，我要么处理要么上奏，全都自己作主。贞元以来，不习惯用法令条文约束官员，朝廷内外宠臣也都不作声。刚好河南尹房式欺诈的事情败露，我上奏并处置了他。先前那些不作声的人现在反而大喊大叫。宰相平时就因我弹劾贪官的事怀恨在心，于是趁机将我贬黜为江陵掾。十年后我才开始成为膳部员外郎。

“穆宗初年，宰相更相用事。有一天丞相段公单独在延英殿应对，趁机请求启用兵部郎中薛存庆和考功员外郎牛僧孺，我也在其中。穆宗同意了。不到十来天我就被越次起用为给事和舍人，然而怨恨我的人开始日夜构造流言蜚语。我害怕获罪，因此上书表白自己。穆宗感到怜惜，三次召见并和我交谈。当谈到兵赋和西北边事时，陛下趁机让我处理这事。此后我上奏和进见时，谈到的都是天下大事，但外间不知，于是开始臆想猜测。陛下因我没有透漏禁中的谈话，更加怜惜我，便召我进入禁林，并想马上任用我为宰相。当时裴度在太原，也有当宰相的愿望。那些巧佞的人阴谋要将我俩都废黜了，因此在裴度那里挑拨离间。裴度的奏表来后，经过验证对我的指控全无事实。穆宗因裴度正手握兵权，不想和他计较曲直，所以改任我为工部侍郎，而任命裴度的日期也推后了。几个月后，穆宗全知道了那些构陷的人，虽然不能将他们全都揭露，但也满足了原来的意愿，终于任用我和裴度同为宰相。后来又有人雇用疯子诬告我利用刺客刺杀裴度，经调查后毫无根据，而裴度和我却因此全都被罢免。

“我于元和十五年八月首次得见陛下，至今不到两年。深得主上的恩宠，从未有过这么迅速的；遭到百般诽谤，也从未有过如此恶毒的。所以我的整个心思和时间，都花在为自己辩护以免身陷危亡，还嫌不够，哪有精力和闲暇经营陛下托付的政事！然而颠沛流离之际，我前后呈上有关兵赋和边防的奏折，找到和保存了一百十五道。如果将这些都削去，那将有伤先帝对我的重用。至于陈述事实和辨白诽谤的表章，如果去掉则无以向朋友表明自己的清白。其余郡县的奏请，贺庆的礼文，顺便也附在这里。这集子始于《教本书》，至于为他人的混杂陈奏，有二十七轴，共二百二十七道奏折。在我去世之后，贻留给子孙，用以表明依据经义行事的困难，而销毁却极为容易。”

他的自叙就是如此。为了让后人知道作者的用意，所以传记里保留这篇。元稹在文友中和白居易的关系最好。后进人士中，他最看重庞严，说他的文体类似自己，因而保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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