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十三：德宗求治之三：唐德宗推行两税法与宰相崔祐甫病逝

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春正月初一（丁卯），唐德宗李适登御含元殿，宣布改元为建中。群臣为他上尊号为圣神文武皇帝。

正月初三（己巳），唐德宗到太清宫朝献，并在接着的两天里先后谒拜太庙和到南郊祭告上天。郊祭后当天即正月初五（辛未）他回宫，驾临丹凤门城楼，宣布大赦天下，并赐文武官员阶、勋、爵。

唐德宗还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命令派往各地的黜陟使与当地观察使和刺史“估计百姓的人口和资产，制定等级，改变税法，实行两税法。近来新旧和各色征税的方法，一律予以废除。除了征收规定的二税以外，擅自征收一文钱的官吏，将按枉法论处。”

唐朝初年，赋税征敛的办法叫租、庸、调，有田就必须交田租（通常是谷物），有人就必须有庸（即服役），有户就必须纳调（通常是绢布）。唐玄宗末年，户籍制度逐渐全被破坏，和实际情况很不相符。到唐肃宗至德年间起兵时，对当地百姓征收赋税，都是临时强迫实行，不再有什么标准。征敛赋税的部门增加了很多，又没有统一管理，各部门随意增加税收科目，自立条款，新旧相承，没有止境。富人家里人口众多，于是纷纷跑去当官或剃度为僧，以此逃避课役。而人多的穷苦人家，则无处逃匿。所以造成富人得利而穷人劳累。官吏趁机蚕食百姓，百姓每十天半月就得交纳赋税，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困弊，便纷纷逃亡成为所谓浮户，即没有户籍的流民。于是留在当地的户籍剩下一半不到。到这时，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首先估计州县每年所需的费用以及上交朝廷的数目，然后向当地百姓征收赋税，即估量开支以确定收入。户籍则不分主客，以现行居住的民众为簿册。人口也不分成丁或中男，以贫富为标准。做生意的商人，则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和当地居民均等，没有逃税的借口。居民的赋税，官府秋夏两季征收。以前实行的租、庸、调和各种混杂徭役全都取消，一切都由度支制定标准。唐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因此下达敕令予以实行。

他还要求朝廷的常参官，以及各道节度观察防御等使、都知兵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大理司直评事等官员，在授任后的三天内，在四方馆上表举荐能够取代自己的一人。朝外官员则必须委托属下长吏附送推荐自代的表章，交付中书门下。每次有官位空缺时，朝廷将让得到举荐最多的人填补该职。王府六品以上官员，以及各州县可以合并或取消的部门官员，都必须酌情取消或节省。唐德宗还为全国为父后（即官爵低于父亲的嫡长子）的赐勋两转。

也在正月初三（己巳）那天，福建观察使鲍防和湖南观察使萧复上表辞让御史台的宪官，唐德宗同意了。自从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大员都必须兼任台省长官，以至外府的僚佐也都带有台省官吏的头衔。唐德宗即位后，任命韩滉为苏州刺史，杜亚为河中少尹，兼领本地都团练观察使，但都不带台省兼官。于是各道不是节度使而兼台省宪官的官员纷纷上表辞让宪官。

当初，左仆射刘晏任吏部尚书，杨炎任吏部侍郎，两人关系不好。元载的死，刘晏出了力。当唐德宗即位时，刘晏因为当政很久，遭到很多人的妒嫉，纷纷上言建议取消转运使。外间又有流言蜚语，说刘晏曾秘密上表劝唐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作为宰相，想为元载报仇，便趁机哭着跟唐德宗说：“幸赖祖宗的福祐，先帝和陛下都没被贼臣所离间。不然，刘晏和黎干之流，早就动摇了社稷，让凶险的阴谋得逞。如今黎干和刘忠翼同谋，已经伏罪，而刘晏还掌握大权。臣作为宰相不能处罚他们，罪当万死！”崔祐甫则上言说：“这事十分暧昧，到现在也没搞清楚。陛下既然已经宽宏地宣布了大赦，就不该再追究这些虚幻的流言。”当时还在朝廷的朱泚和崔宁又从旁解救刘晏，赞同崔祐甫的意见。崔宁的言辞颇为激烈。杨炎于是建议说：“尚书省是朝政的根本。近来朝廷分置各种大使，夺了尚书省的大权。如今应当恢复旧制。”唐德宗听从了。正月二十八（甲午，通鉴作甲子为误），他下诏说：“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等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尚书左仆射刘晏，长期以来因为战乱未息，担任朝廷暂时设置的各种大使。他作为元老，非常辛劳，集中各种政务于一身，心力交瘁，已接近二十年。朕因为征税多门，导致民间乡邑凋零，因此听从群臣的建议，思量应该有所变更。现将致力于和平时代的治理，因此必须恢复各司负责的制度。刘晏所领的各种大使职位，一律停止。天下的钱财谷物现全部委托金部和仓部管理，中书门下务必挑选两司的郎官，依照朝廷格式调整掌管。”

这月，朝廷派人疏通丰州的陵阳渠。

二月初一（丙申），唐德宗任命十一名大臣为黜陟使，派他们分别巡视天下，在全国首次推行两税法。先前，魏博节度使田悦对朝廷还算比较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识时务，得知田悦有七万部众，便擅自下达符命，裁减了其中的四万，命令他们回乡务农。田悦表面上顺从命令，按照符命裁减。接着他又将被裁减的士兵集中起来，故意激怒他们说：“你们长久在军中服役，家里都有父母妻儿。如今一旦被黜陟使裁减，将用什么来养活一家人！”士兵们都大哭起来。田悦于是拿出私人家财赐给他们，让他们各自回到原来的部伍。于是军士们无不感戴田悦的恩德，而怨恨朝廷。

崔祐甫因病多数时间没来视事，所以杨炎独揽大权，专门以报复恩仇为能事。他还奏请使用元载的遗策去修筑原州城，又要征用两京和关内的民工去疏通丰州的陵阳渠，好兴建屯田。唐德宗派宦官到泾原节度使段秀实那里征求他的意见。段秀实认为：“如今边防仍然虚弱，所以不应该进行这些事情，弄不好会召来敌寇。”杨炎十分愤怒，认为他妨碍了自已，便于二月初八（癸卯）让唐德宗内征段秀实为司农卿；同时任命户部郎中韩洄为谏议大夫。

二月十二（丁未），唐德宗任命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四镇和北庭行营和泾原节度使，让他转移到原州驻防；同时任命四镇和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上奏说：“据臣所知，朔方的五城，往日都在肥沃富饶的地方。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因为人力不够，所以导致屯田荒废，十处屯田只有不到一处还在耕作。如果有足够的人力开垦辟荒，那么根本就不需要疏通水渠。如征用两京和关辅的人力到丰州去疏通渠道进行营田，估计得到的还补偿不了花费的，而关辅的民众不免因此流散。这等于是荒废了京畿地带，却无益于军粮储备。”奏疏递上后，朝廷没有答复。后来陵阳渠没有修成，朝廷也就放弃了。

唐德宗听信杨炎的话 ，用奏事不实为理由，于二月十四（己酉）将尚书左仆射刘晏贬为忠州刺史。

二月十八（癸丑），唐德宗任命泽潞（即昭义军）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

次日，他将史馆修撰兼礼部侍郎令狐峘贬为郴州司马，右补阙柳冕贬为巴州司户。同时，日本国派使者前来朝贡。

杨炎还想修筑原州城池，进而恢复秦、原二州，于是命令李怀光到原州监督施工，并派朱泚和崔宁各带一万人作为后翼。朝廷下诏给泾州，要他们准备筑城器具。泾州的将士愤怒地说：“我们作为国家西门的屏障已经十多年了。现在转到邠州居住，从事农耕和种桑，刚刚才有安定下来的感觉。如今又要让我们到泾州去披荆斩棘，建立军府。坐席还没暖和，又把我们抛弃到塞外。我们有何罪过，竟要一至于此？”李怀光刚成为邠宁主帅，在杀了温儒雅等大将后，军令非常严峻。当他兼任泾原节度使后，部将们都很害怕，说：“他手下的五名大将何罪之有，他竟然把他们都杀了？今天又来这里，我们能不担忧吗！”刘文喜因军心不安，便占据泾州，不肯受诏，还上疏请求让段秀实重新回来为帅，不然朱泚也行。二月二十八（癸亥），朝廷只好任命朱泚兼四镇和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取代李怀光。

三月初一（丙寅），礼仪使上奏，说东都太庙没有祖上的神主牌位，请求派人制作。唐德宗下诏让群臣讨论这事，但无法最后决定。

三月初五（庚午），监察御史张著依法弹劾中丞严郢，指控他扣压朝廷要求疏通陵阳渠的诏书，不予实行。唐德宗于是罢免了严郢的官职，并赐给张著绯鱼袋。

这期间，翰林学士兼左散骑常侍张涉接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贿赂的事情泄露。唐德宗非常愤怒，想将他绳之以法。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的身份劝唐德宗说：“陛下贵为天子，而先生因为缺乏钱财才犯法。以臣的愚见，这并非先生的过失。”唐德宗的怒气这才消了些。三月初六（辛未），唐德宗将张涉放归乡里。辛京杲因为私人的怨恨杖杀部曲，有司部门上奏，认为辛京杲罪当处死。唐德宗将要听从时，李忠臣又劝道：“辛京杲早就应当死了！”唐德宗问他为何，李忠臣答道：“辛京杲的父亲和许多兄弟都战死了，只有辛京杲至今还活着。所以臣认为他早就应当死了。”唐德宗因此十分怜悯，只是将辛京杲贬为诸王傅。李忠臣趁机救人的例子，都是类似如此。

三月初九（甲戌），唐德宗任命前司农卿庾准为江陵尹、兼御史中丞、荆南节度使。

同时，杨炎撤销了度支和转运使，命令金部和仓部取代。然而台省已经长期不管财政，人手生疏，相互间又缺乏交流，所以事情办得很糟，全国的钱财谷物也没人负起总责。三月二十八（癸巳），唐德宗重新任命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负责度支；任命金部郎中万年人杜佑暂且代理江、淮水陆转运使，一切还是依据从前刘晏和韩滉的旧制。

刘文喜再次拒绝受诏，想自己出任节度使。夏四月初一（乙未），他占据泾州反叛，派儿子刘质到吐蕃求援。唐德宗命令朱泚和李怀光带兵出讨，又命令神策军使张巨济率领禁兵二千去协助他们。

四月初四（己亥），长安地区发生地震。四月初七（辛丑，《旧唐书》作辛未，疑有误），唐德宗派江西观察使崔昭去册封回纥可汗。

吐蕃人最初听说唐朝使臣韦伦送吐蕃俘虏回来时，不太相信。俘虏回到吐蕃，各回自己的部落，并声称说：“唐的新天子放出宫女，也放了鹰犬等禽兽。他的英威圣德遍及中国。”吐蕃人因此喜出望外，夹道欢迎韦伦的到来。赞普当即派使者跟随韦伦到长安入贡，并赠送了为唐代宗办事的礼品。四月初九（癸卯），韦伦回到京师，唐德宗以礼接待了他。后来蜀地将领上言说：“吐蕃人无异于豺狼，朝廷不应归还他们的俘虏。”唐德宗答复说：“戎狄侵犯边塞则出兵回击，臣服则归还俘虏。回击以示威严，归还以示恩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还是下令将吐蕃的俘虏全都归还了。

四月十四（戊申），唐德宗任命福建观察使鲍防为洪州刺史兼江西团练观察使。

唐代宗时，每年元日、冬至、端午、生日时，各州府长官都在平常赋税之外竞相贡献礼物给朝廷，贡献越多朝廷就越喜欢他们。武将和奸吏趁机以此侵渔百姓。四月十九（癸丑）是唐德宗的生日。他拒绝接受各地的贡献。唯有李正己和田悦各贡献的三万匹缣，唐德宗将它们全都交给度支部门，当作租赋。皇妃父亲王景先和驸马高怡献上一座金铜像，唐德宗说：“朕有何功德？这并不是为朕铸造的。”把金铜像退还给他们。

四月二十八（壬戌），他任命衡州刺史嗣曹王李皋为潭州刺史兼湖南团练观察使；任命御史中丞元全柔为杭州刺史。

五月初五（戊辰），唐德宗任命韦伦为太常卿，并再次派他出使吐蕃（通鉴说是五月二十二乙酉）。韦伦请求唐德宗亲自书写盟书，与吐蕃结盟。杨炎认为双方并不对等，请求让他与郭子仪等人书写盟书，唐德宗在上头画押即可。唐德宗同意了。

五月十五（己卯），唐德宗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李通为黔州刺史、兼黔中经略招讨观察盐铁等使；任命潮州刺史常衮为福建观察使。

再说，朱泚等人将刘文喜包围在泾州，杜绝人员出入城池，只是围困，不和叛军作战；然而久围却无法攻拔。当时天气干旱，朝廷征运军粮的负担很重，导致内外骚然不安；上书请求赦免刘文喜以减轻百姓负担的朝臣不可胜数。但唐德宗全都不听，说：“连这么小的孽臣都无法除掉，朕将何以号令天下！”刘文喜派部将刘海宾入朝奏请。刘海宾跟唐德宗上言说：“臣是陛下藩臣官府的部曲，岂肯依附叛贼！必定要为陛下枭下他的首级献上。但刘文喜所要求的只是藩臣的旌节而已，还希望陛下暂且给他。刘文喜必然因此懈怠，那时臣就可以想法对付他。”唐德宗说：“朝廷的名器不能随便给人。你如果能立功报效，固然很好，但朕是不会给他旌节的。”并让刘海宾回去转告刘文喜，让官军照样攻城。唐德宗还减少自己的御膳，分给军士，城中的将士该领春季军服的，朝廷照样发给。于是大家都知道唐德宗的意志不可转移。当时吐蕃人正和朝廷修好和睦，因此不肯派援兵前来，泾州城中形势非常窘迫。五月二十七（庚寅），刘海宾（《旧唐书》作刘光国）和诸将共同杀了刘文喜，将他的首级送到朝廷。原州筑城的事最终也没了下文。

自从唐德宗即位以来，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内心很不自安，因此派参佐入朝奏事。刚好泾州的捷报传来，唐德宗让他的参佐看了刘文喜的脑袋后才让他回去。李正己因此更加恐惧。

六月初一（甲午），门下侍郎兼同平章事崔祐甫病逝。崔祐甫字贻孙，他祖父崔晊曾任怀州长史，父亲崔沔曾任黄门侍郎，谥号孝公。他家以清廉节俭，谨守礼法，成为士流的楷模。崔祐甫进士出身，曾任寿安尉。安禄山攻陷洛阳时，士人和庶民都纷纷逃难，只有崔祐甫甘冒矢石的风险，潜入自家的私庙，背起祖先的牌位后才逃走。他历任起居舍人和司勋吏部员外郎，并出任御史中丞和永平军行军司马，不久又负责本军京师留后。他生性刚直，嫉恶如仇，遇事不懂得迂回。他经累迁后出任中书舍人。当时中书侍郎空缺，崔祐甫经常主办省事，多次被宰相常衮训斥。崔祐甫经常违抗，因此常衮非常气他，便奏请让他去分管吏部选官的事。每次他拟定官员名单，常衮总是多次驳回，双方经常发生言语冲突。当时朱泚上言，说陇州将领赵贵家里猫鼠同乳，是个瑞兆。常衮率领百官庆贺，只有崔祐甫持否定态度。宦官问他什么原因，他答道：“猫鼠同乳是不正常的现象，只能哀悼而不能庆贺。”宦官要他具体解释，崔祐甫于是上奏说：

“臣听说天生万物，刚柔有性，圣人因此垂下训导作为准则。《礼记郊特牲》说：‘迎猫，为其食田鼠也。’正是因为猫食鼠，所以才载在礼典里。由于它除害利人，即使十分微小也必须记录。如今该猫不食鼠，仁义倒算仁义，但却失去了本性！鼠作为动物，昼伏夜动。诗人赋诗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又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序言说：‘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根据臣的观察，鼠虽说是动物，但跟麋鹿麝兔非常不同。那些动物根据季节被猎杀获取，为国家使用。猫受人养育，却不尽职捕鼠，这不跟法吏不勤于制服奸邪，疆吏不勤于抵抗敌寇一样吗？又有，根据礼部具体列出的三个祥瑞，并没有猫不食鼠的条目。以此称庆，臣实在不懂其中的道理。现在国家太平大治，天符祥瑞接踵而来，纷纶杂沓，史书都记载不过来。如今这猫鼠同乳，实在不能胡乱当作祥瑞。如果以刘向的《五行传》定论，恐怕反而必须向有司部门报案，清查贪官污吏，警诫各道边候，不能不认真巡察。如果猫能致功，那么鼠不为害。”

唐代宗非常嘉许他的意见，但常衮则更加嫉恶崔祐甫。唐代宗刚驾崩时，在西宫发哀。常衮因为得到唐代宗的特别恩遇，所以悲哀的程度超过礼法的规定。譬如，早晚身临灵柩的大臣，无不根据“十五举音”的礼节哭悼，而常衮则是悲哀恸哭，老泪纵横；有时中途还返回痛哭，好像无法离开似的，让同列大臣都很不高兴。当常衮和礼司官员讨论群臣的丧服时，他说：“根据《周礼》，应为君王服斩衰三年。汉文帝临时改制，也要求服丧三十六日。本朝太宗驾崩时，遗诏也是三十六日，而群臣将丧期延长，直到下葬后才公除丧服，大约有四个月。高宗驾崩时，服丧的轻重，完全根据汉朝的先例。武太后驾崩时也是一样。当玄宗和肃宗驾崩时，才首次将天子丧期改为二十七日。而且当时遗诏虽说：‘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际上服丧二十七日后才公除。所以现在朝臣也应该跟皇帝服丧的日期一样。”

崔祐甫却固执地反对说：“根据先帝的遗诏，并无朝臣和庶人的区分。遗诏只说：‘天下人吏，敕到后出临，三日皆释服。’那么朝野中外，和天下有什么不同？但凡是朝廷的执事，谁没有吏职？所以皇帝应当服丧二十七日，而群臣应当服丧三日。”常衮说：“根据贺循（两晋名臣）的注义，吏指的是长官署任的官吏，也就是今天说的胥吏而已，并非公卿百僚。”崔祐甫说：“《左传》说：‘委之三吏。’就是三公的意思。史书称循吏和良吏的官员，岂能都是胥吏？”常衮说：“礼法并非从天而降，地下冒出，只不过是人情而已。况且公卿大臣，受到先帝的特殊荣宠，所以和所谓的人吏不同。如今真要和黎民百姓一样，两个晚上就解除丧服，你会觉得心安吗？”崔祐甫说：“那么先帝的遗诏该怎么办？诏旨都可以随意更改，还有什么不能更改？”

崔祐甫后来的事前面都已细说，就不赘述了。他这时病故，终年六十岁。唐德宗为他的去世悲悼惋惜，取消了三日朝会，册赠他为太傅，赠给他家布帛米粟作为丧礼，谥号为文贞。他没有儿子，遗嘱让侄子崔植为嗣。他出有文集三十卷。按照惯例，门下侍郎从未被追赠为三师。唐德宗觉得崔祐甫忠贞正直，有三师的节操器度，所以破例追赠了。朱泚之乱时，崔祐甫妻子王氏身陷叛军之中。朱泚因为曾和崔祐甫同列为相，尊重他的为人，所以送了王氏很多缯帛菽粟。王氏接受后把礼物都缄封起来，等到唐德宗回京，将具体情况奏报，连同物品献给朝廷。士人和君子因此更看重崔祐甫的治家，他也因此享受良好名声。这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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