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五：贞观盛世之十七：魏徵上十思进谏与温彦博病逝

贞观十年即公元636年三月二十三（癸丑），唐太宗李世民送新封的诸王前往他们的藩国。六月二十（己卯），无比贤惠的长孙皇后在立政殿病逝。

贞观十一年即公元637年春正月初一（丁亥），唐太宗改封郐王李元裕为邓王，谯王李元名为舒王。

正月初五（辛卯），唐太宗任命吴王李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李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李慎为秦州都督。他们即将赴任时，唐太宗赐给一封书信告戒他们说：“我本想送你们一些珍宝器玩，但担心你们因此更加骄奢。所以不如得到一些建议为好。”

正月初七（癸巳），唐太宗加授魏王李泰为雍州牧兼左武候大将军。

唐太宗开始兴建飞山宫。正月十四（庚子），特进魏徵上疏认为：“隋炀帝仗恃国家的富强，不考虑后患，穷奢极侈，致使百姓穷困潦落，以至自己死在他人手里，社稷也变成废墟。陛下拨乱反正，应当时刻考虑隋之所以失去天下，我之所以得到天下，撤去他们的高峻楼宇，安于自己的谦卑宫室。如果在旧基上增广扩建，对旧殿加以豪华装饰，这将是以乱易乱，祸殃和罪咎必然就会自来。艰难得到的东西容易失去，陛下不能不时刻放在心里！”

房玄龄等人早先接受诏书制定律令。他认为：“根据旧法，兄弟如果分开居住，门荫互不相及，然而谋反时却连坐而都被处死。祖孙有荫，连坐时只能判处发配流放。根据礼仪和考虑人情，连坐处死非常不妥。今天制定律令，祖孙与兄弟连坐的全都处以发配流放。”唐太宗同意了。自那以后，近代的死刑，大半都被废除了，天下称道。房玄龄等人制定了律令五百条，建立了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少了九十二条死罪，减少了七十一条流放发配罪，其他削减烦琐，去除不当，变重为轻的改革，更是不可胜数。他们又制定了法令一千五百九十馀条。根据唐高祖武德年间的旧制，在太学举行释奠仪式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房玄龄他们建议停止祭奠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享。他们又删除了武德以来的敕格（即朝廷颁布的律令），只留下七百条，到这时（即正月十四庚子）正式颁布施行。还有，所有用于体罚的刑具，诸如枷、笞、钳、锁、杖、笞等，都有长短宽窄的规定。

正月二十八（甲寅），房玄龄等人呈上所修撰的《五礼》。唐太宗下诏让有关部门实行。

自从张蕴古冤死（见贞观五年事）以来，法官都把他为犯人减罪的事作为警戒。经常有些误判的事，法官也不因此被治罪。唐太宗曾问大理卿刘德威说：“近来刑法有点严厉，这是什么原因？”刘德威答道：“这原因关键在主上，而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根据律文：错判的官员降职三等，错放的官员却降职五等。但如今错判的没事，错放的罪倒更大了，所以官吏为了保护自己，争着从严判决。其实并非有人要他们这么做，只不过怕得罪而已。陛下如果要求严格根据律法断案，那么这一风气将会立刻改变。”唐太宗很高兴，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断狱变得更为平允。

唐太宗觉得汉朝时为皇帝预先修建山陵，免却了子孙到时仓促办事，费用也更高的麻烦。他又一心想要节俭薄葬，担心子孙会依照习俗在安葬上过分奢靡。因此他于二月初二（丁巳）下诏为自己制定了终制，要求依山为陵，墓穴的大小只要能容纳一部棺柩就行了。同时，他还要求朝廷为去世的佐命功臣和宗室贵戚营造一座坟地，配以秘器，让他们在逝世时不至于丧事欠缺。

二月初九（甲子），唐太宗前往洛阳宫，还命令去祭祀汉文帝。

三月初一（丙戌），日食。次日，御驾抵达洛阳。唐太宗来到显仁宫时，因为官吏缺少储备，献上的食物不够满意，所以有人受到严厉谴责。魏徵谏道：“陛下因为储备不足而谴责官吏，臣担心会因此造成不良风气。今后官吏为此而造成民不聊生，岂不是违背了陛下出巡的本意吗？当年隋炀帝暗示郡县进献食品，根据它们的奢华程度决定赏罚，最终造成全国反叛，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何今天仿效他！”唐太宗大吃一惊道：“要不是魏公，我是听不到这样的忠言。”于是跟长孙无忌等人说：“朕以前经过这里，自己买饭吃，随便找个地方睡而已。今天他们供应得如此周到，朕哪能还嫌不足！”

三月十一（丙申），朝廷将洛州改名为洛阳宫。

三月十五（庚子），唐太宗在洛阳宫西苑举行宴会，并在积翠池泛舟。他看着侍臣们说：“隋炀帝修建这座宫苑，结果和百姓积下怨恨。今天这些地方全被朕拥有，正是由于宇文述、虞世基、裴蕴这帮人在内极尽谄谀，在外蒙蔽视听的缘故。能不引以为戒？”

房玄龄和魏徵呈上他们制定的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三月二十一（丙午），朝廷下诏颁布施行。

唐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李泰的师傅。唐太宗跟李泰说：“你事奉他应当像事奉我一般。”李泰见到王珪总是先行下拜，而王珪也以师道自居。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南平公主。先前，公主下嫁，一般都不按照妇礼事奉公婆。王珪说：“如今主上钦明，总是遵循礼法。我接受公主的谒见，岂是为了自身的荣耀？其实是要成就朝廷的美名。”于是和他妻子就席坐下，让公主对公婆做行馈之礼。皇家出嫁的公主用媳妇的礼仪侍奉公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三月二十六（辛亥），唐太宗在广城泽举行大蒐礼（原是春秋时期诸侯借用田猎活动来组织军队、任命将帅、训练士卒的重要军事活动，后来演变为重要的国事与军事活动）。两天后，御驾回宫。

群臣再次请求到泰山封禅。唐太宗让秘书监颜师古等人商议封禅的礼仪，然后由房玄龄裁定。

夏四月初十（甲子），乾元殿前的槐树被小地震震倒。两天后，唐太宗下诏让河北和淮南地区举荐孝悌淳笃和兼达时务的人才，送他们到洛阳宫。

四月二十五（己卯），魏徵上疏认为：“人主善始者很多，但善终者却很少。难道是因为夺取政权容易，保守政权很难吗？其实是因为充满忧患时，人主会竭诚尽心对待下属，而安逸无忧时，人主容易骄横专恣轻视他人。竭诚待下则胡越同心，骄恣轻人则六亲离德。即使用威严和愤怒震慑部属，他们也都将貌从而心不服。”

他接着说：“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僣，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这就是魏徵著名的十思之谏，意思是：希望人主真能做到以下的十个思考：在欲望上来时思考到知足常乐，在大兴土木时思考到适可而止，在身居高位时思考到谦卑恭谨，在面临丰盛时思考到减损压抑，在安逸玩乐时思考到朴素节俭，在天下升平时思考到潜在后患，在耳目闭塞时思考到延纳贤才，在疾恶谗邪时思考到端正己行，在实行封赏时思考到因喜而僭，在施用刑罚思考到因怒而滥。一旦兼有了这十思，又能选贤任能，那自然就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让自己过度操劳，去取代朝廷各部门的职责！”

五月十八（壬寅，通鉴作壬申，疑有误），魏徵上疏认为：“陛上从善的愿望似乎不如以前，闻过必改的真诚好像也不如前。对臣下的谴责和惩罚逐渐增多，威严和恼怒也逐渐严厉。臣这才体会到‘贵不期骄，富不期侈’（语出《书·周官》：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意思是贵人不期望变成骄横，而骄横自至；富人不期望奢侈，而奢侈自来），并非是一句虚言。而且隋朝府库、仓廪、户口、甲兵的强盛，现在怎能和它相比！然而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的道理，一目了然。当年隋未大乱时，他们自以为必定不会大乱；他们尚未败亡时，也自以为必定不会败亡。所以他们不断地搜括赋税，征用徭役，讨伐不息，以至祸难即将降临，自己还没醒悟过来。要想看到自己的形状莫过借鉴河水，要想了解失败的原因莫如借鉴亡国。还希望陛下吸取隋亡的教训，除去奢侈，崇尚俭约，亲近忠臣，远离佞幸，在当今平安无事的情景下，继续实行先前恭俭的政策，那就尽善尽美，无人可比了。夺取天下其实很难，守卫江山其实容易。陛下既然能办到很难的，难道不能守卫容易的！”

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病逝。温彦博幼年时就十分聪悟，很有口才，也涉猎经书传记。当初，他父亲的朋友薛道衡和李纲常见到温彦博兄弟三人，都惊叹道：“你们都是宰相的人才。”隋文帝开皇末年，他经州牧秦孝王杨俊推荐，授任文林郎，在内史省当值，后转为通直谒者。当隋朝大乱时，幽州总管罗艺聘他为司马。罗艺在幽州归降唐朝时，温彦博极力赞成，因此被授任幽州总管府长史。没多久，朝廷征召他为中书舍人，不久升迁中书侍郎，封西河郡公。当时高丽派使者来进贡地方特产，唐高祖跟群臣说：“名实之间，理应相副。高丽当时称臣于隋，最终又抗拒炀帝，这算什么臣下？朕敬重天下万物，不想独自骄贵，既然占有了天下，就必须和天下人和平相处，何必一定要让他称臣而妄自尊大？可以书写诏书，阐述朕的这一心怀。”温彦博进言说：“辽东的地盘，周朝时只是箕子的封国，汉朝时也不过是玄菟郡而已。魏、晋以前，它都在我国版图之内，所以不能允许他们不称臣。如果高丽敢于分庭抗礼，那么四夷又怎会瞻仰本朝？况且中国对于夷狄而言，犹如太阳对于群星，所以道理上不能自降尊严，把自己跟夷貊同列。”唐高祖这才打消了这念头。那年，突厥入寇，唐高祖派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出兵抗拒，并任命温彦博为行军长史。结果兵败，温彦博被突厥俘虏。突厥因为他是唐高祖近臣，便一再逼问他有关国家虚实以及兵马多少，温彦博拒不回答。颉利可汗很愤怒，就把他迁徙到阴山苦寒的地方居住。唐太宗即位后才开始征温彦博回朝，授任雍州治中，不久让他代理吏部侍郎。温彦博有意要淘汰不胜任的官员，所以不少人被降贬，而退位的人不服，在朝堂上闹事。温彦博能言善辩，和他们当面争吵，整天喧闹不已，因此有点被人嗤笑。后来又官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他升迁御史大夫，仍代理中书侍郎事。温彦博善于宣旨，谈吐不凡。每次从外藩奉使入朝，朝廷向他了解四方风俗，他总是高声应对，胸有成竹，犹如朗诵事先写好的诗歌。他声韵高朗，响彻殿庭，举止雍容，让观者无不拭目。贞观四年，他升迁中书令，进爵虞国公。唐高祖当年经常宴请朝臣，曾让太子李世民宣旨。回宫后他老是问近臣：“太子跟温彦博相比如何？”可见他看重温彦博的程度。

温彦博去世时六十四岁。他自从掌管机务后，就杜绝宾客，对国家大事，他总是知无不言，唐太宗因此很赞许他。他去世时，唐太宗跟侍臣说：“温彦博因为忧国的缘故，身心耗竭。我见到他身体不行，已有两年了。遗恨没让他纵情安逸，得享天年！”温彦博家里没有正式的寝室，所以他去世那天，不得不在另一个房间下殡。唐太宗命令有司部门为他建造灵堂，追赠他为特进，谥名为恭，陪葬在长孙皇后的昭陵。

温彦博的长兄温大雅也是名臣。他字彦弘，是太原祁县人。父亲温君悠曾任北齐文林馆学士和隋泗州司马。隋炀帝大业末年，他担任司隶从事，见到隋政日益混乱，便称病回家。温大雅性格至孝，少年就好学，以才辩知名。他曾历任隋东宫学士和长安县尉，因父亲去世去职。后因天下大乱，他就呆在家里。李渊镇守太原时，对他十分礼遇。李渊晋阳起兵时，聘他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管文翰。李渊禅代隋朝之际，他与司录窦威和主簿陈叔达参定礼仪。武德元年，他历次升迁后成为黄门侍郎。温彦博当时任中书侍郎，办事的地方和他靠近，人们都觉得他一家很有面子，甚至唐高祖李渊都开玩笑地说：“朕在晋阳起义，就是为了你们一门而已。”唐太宗即位后，温大雅累次升迁后官至礼部尚书，封黎国公。他将要改葬祖父时，占卜的人警告他说：“改葬在此地，害兄而福弟。”温大雅说：“如果能让家弟得到永远安康，我将含笑入地。”可惜的是，改葬一年多后他真就病死了，他曾撰写过《创业起居注》三卷。

六月初四（丁巳），唐太宗临幸明德宫，并在两天后下诏，让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的刺史，全由自己的子孙世袭。六月十五（戊辰），他又任命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并定制让功臣成为世袭刺史，也让他们子孙世袭，除非发生巨大变故，不得废黜罢免。同时，他改封任城王李道宗为江夏郡王，赵郡王李孝恭为河间郡王。次日，唐太宗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秋七月初一（癸未），洛阳一带下大雨，谷水和洛水泛滥，溢入洛阳宫。水深四尺，淹坏了左掖门，毁坏了宫寺十九座以及不少民居，溺死的多达六千馀人，还冲走了六百家房屋。

七月初八（庚寅），唐太宗下诏，因为水灾命令百官呈上密封奏事，极言朝政的得失。

魏徵上疏认为：“《文子》说：‘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意思是信任和真诚至关重要。自从陛下实行王道，政治清明以来，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尚未普及的原因，是因为陛下待下之情还不够诚信的缘故。如今制定政策以取得大治，一定得委任君子。有得有失的小事，或许可以去询问小人。一般来说，对待君子都敬而远之，而遇到小人却轻而近之。亲近则言无不尽，疏远则难以沟通。中等智慧的人，岂能没那么点小聪明！然而他们的才器不能治理国家，考虑问题无法深远，即使竭力尽诚，也难免有出大错的时候，更何况那些心怀奸宄的人。他们必然会造成深远的灾难！即使君子也不能避免犯些小错，但只要不危害正道，可以忽略。既然认定他们是君子而又猜疑和不信任他们，这跟树立了一根直木而去怀疑它的影子是否弯曲，还有什么两样！陛下如果真能慎重挑选君子，用礼义和信任使用他们，还怕无法取得大治吗？要不然，国家何时危亡，就说不准了。”唐太宗赐给他亲笔手诏，褒扬赞美他说：“当年晋武帝平吴之后，意气骄慢惰怠。何曾位极人臣，高居台辅，却不能直谏，而是私下跟子孙说司马氏败亡在即，自以为十分明智。这是极端不忠的表现。得到魏公的直谏，朕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朕准备将魏公的奏折放在案几上，当作弦韦（弦指弓弦，韦指兽皮。弦紧而皮软，比喻性子急缓不同。古人佩弦以警戒自己的性缓，佩韦以警戒自己的性急。“弦韦”逐渐演变为朋友的规劝）随时警戒自己。”

七月十三（乙未），唐太宗的御驾回到洛阳。他下诏说：“洛阳宫殿里被洪水毁坏的地方，稍加修缮，就可以居住。从外地运来的木材，都给城里损坏了住宅的百姓使用。朕下令百官各自呈上密封奏事，极言朕的过失。”七月二十（壬寅），唐太宗下令拆毁明德宫以及飞山宫的玄圃院，将拆下的木材给灾民使用，并赐给他们不同数量的布帛。

七月二十四（丙午），唐太宗下令在亳州修建太上老君庙，在兖州修建孔宣尼庙，各让附近二十户人家免税去负责祭祀；同时重新免除凉武昭王李暠墓陵附近二十户人家的租税，让他们担任守卫，仍然禁止在墓地周围放牧或砍柴。唐朝宗室将李暠当作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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