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五：贞观盛世之二十九：唐太宗评价群臣与亲征高丽

贞观十八年即公元644年春正月二十（乙未），唐太宗李世民临幸钟官城；五天后，他临幸鄠县。正月二十七（壬寅），御驾抵达骊山温泉。

同时唐太宗的使节相里玄奖抵达平壤。高丽莫离支（即早先杀了高丽王的泉盖苏文）已经带兵出击新罗，攻破了他们两座城池。高丽王派人去召他班师回来。相里玄奖劝谕他不要再进攻新罗，莫离支说：“当年隋人入寇我们高丽，新罗人趁机侵占了我国五百里领土。除非他们归还这些领土，只怕我们不能停止兵戈。”相里玄奖说：“已经过去的事，怎能纠缠不放！至于辽东各城，本来都是中国的郡县，中国尚且不提，高丽怎能一定要争夺回来？”莫离支最终还是没有听他的劝告。

二月初一（乙巳），相里玄奖回到京城，详细汇报了出使的情况。唐太宗说：“泉盖苏文弑杀他的君主，迫害他的大臣，残虐他的民众，如今又违背朕的诏命，侵暴邻国，所以不能不出兵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詟服，可算是威望无比。如今要渡海远征小夷，如果刻期能够征服，还说得过去。万一有什么蹉跎意外，那将损失陛下的威望。如果接着因为愤恨而再次兴兵，那么国家的安危将难以预测。”李勣说：“先前薛延陀入寇，陛下想发兵彻底追讨，但被魏徵极力谏止，导致他们至今还是边患。如果当时使用陛下的计策，北部边境早就安宁了。”唐太宗说：“是这样。这的确是魏徵的过失。朕很快就后悔了，但不想多说什么，怕别人会说朕堵塞良言。”

唐太宗想亲自出征高丽。褚遂良上疏认为：“天下譬如一个人的身体：两京是人的心腹，州县则是人的四肢，而四夷则是身外之物。高丽的确罪大，应当出兵讨伐。但只要命令两三员猛将带上四五万部众，仗着陛下的威灵，征服他们将易如反掌。如今太子新立，年龄还很幼小；其余的藩屏，陛下也都心中有数。一旦放弃金汤的坚固，去冒跨越辽海的风险，以天下君主的身份，轻率地前往远征，这正是愚臣之所以担忧的原因。”但唐太宗不听。当时多数朝臣都谏止唐太宗亲征高丽，唐太宗说：“即使有八个尧和九个舜，也无法冬季耕种。反之，就算是野夫和童子，春季耕种也能得到收获。这是因为掌握了时机的原故，也就是所谓‘天有其时，人有其功’。泉盖苏文欺凌君上，暴虐臣下，民众企盼着得到救助，这正是消灭高丽的时机。朝臣们议论纷纭，只是没见到这点罢了。”

二月初五（己酉），唐太宗临幸灵口，并于二月十一（乙卯）回宫。

三月十七（辛卯），唐太宗任命左卫将军薛万彻为右卫大将军。唐太宗曾跟侍臣们说：“当今的名将，只有李勣、李道宗、薛万彻三人而已。李勣和李道宗不能取得大胜，但也不会大败。薛万彻却不是大胜，就是大败。”

夏四月，唐太宗登上两仪殿，皇太子侍奉在身边。唐太宗跟群臣说：“太子的性情和举止，外人也都听说过吗？”司徒长孙无忌说：“太子虽然不出宫门，天下人却无不钦仰他的圣德。”唐太宗说：“朕在李治那个年龄时，不太会循规蹈矩。李治自幼宽厚。谚语说：‘生狼犹恐如羊’。自然希望他长大后，有所不同罢了。”长孙无忌说：“陛下英明神武，是拨乱反正的大才。太子仁慈宽恕，确实有守文的仁德。志趣喜好虽然不同，但各得其所，这就是为何皇天降下大运给大唐，造福苍生的缘故。”

四月初八（辛亥），唐太宗临幸九成宫，并于次日来到太平宫。他跟侍臣们说：“人臣顺旨的多，犯颜的少。今天朕想亲耳听到自己的过失，你们直言无妨，不要有所隐讳。”长孙无忌等人都说：“陛下没有过失。”刘洎说：“前不久有人上书，因为没有顺从旨意，陛下就当面百般责问，他们无不既惭愧又惧怕地退下。臣担心这不是广开言路的做法。”马周说：“陛下近来的赏罚，多少有些因自己的喜怒而有所不同。此外没见到有什么其它过失。”唐太宗都采纳了。

唐太宗喜好文学，而且思维敏捷，颇有辩才。面对上言的大臣们，他经常引用古今典故驳倒他们，多数大臣都答不上来。刘洎上书谏道：“帝王和凡庶，就像圣哲和庸愚一样，上下非常悬殊，可谓无与伦比。所以知道以至愚面对至圣，以极卑面对至尊，想要自强也是徒劳的，完全行不通。陛下即使降下恩旨，作出慈祥的样子，避开皇冠的旒带倾听臣下的进言，开放黄袍的胸襟采纳群臣的解说，还担心群下不敢放心进言；更何况陛下开动神机，尽展天辩，用精妙的词汇反驳他们的理由，引古今的例子排斥他们的建议，难道这样还期待凡庶能够从容应答！而且记忆太多则损心，说话太多则损气。陛下这么做将会心气内损，形神外劳。最初陛下也许不怎么察觉，但今后一定会因此受累。陛下必须为了社稷爱惜自身，岂能因为喜好辩论而伤了身子！至于像秦王嬴政那样的强辩，最终还不是因为过于自矜而失去人心；像魏文曹丕那样的宏才，也还不是因为虚说而失去民望。受到能言善辩的连累，这样一比较就可以明白了。”唐太宗亲手用飞白体（也称草篆，是东汉大书法家蔡邕创立的书法体）写了答诏说：“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意思是：没有思虑则无以面对臣下，而没有言语则无以表达思虑。近来谈论政事，有点心烦。骄傲矜持，轻视群臣，可能因此而起。至于心气和形神，倒未必是因此而劳顿。今天听到爱卿这番忠谠的言论，朕会虚心改正。

四月十六（己未），唐太宗来到显仁宫。

唐太宗准备亲征高丽，于秋七月二十（辛卯），下敕令派将作大监阎立德等人到洪、饶、江三州，负责建造四百艘大船，用以运载军粮。七月二十三（甲午），唐太宗下诏派营州都督张俭等人率领幽、营二都督部下的兵马，以及契丹、奚、靺鞨的兵马先去攻打辽东，好观察高丽的反应。唐太宗还任命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让民部侍郎崔仁师作副手，河北各州全都接受韦挺的节度，允许他全权见机行事。唐太宗又命令太仆少卿萧锐运送河南各州的粮食进入大海。萧锐是萧瑀的儿子。

八月十一（壬子），唐太宗跟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做人苦于不知道自己的过失。爱卿可以跟朕明言。”长孙无忌说：“陛下的武功文德，臣等顺从都来不及，哪还有什么过失可言！”唐太宗说：“朕问你有关自己的过失，你却曲意阿谀奉承。朕想当面举出你们的得失，引以为戒并加以改正，怎样？”长孙无忌他们全都拜谢。唐太宗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免嫌疑，对事物的反应十分敏捷，处事果断甚至超过古人。然而领兵攻战，并非他的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危不改气节，当官不结朋党。他所缺乏的只是骨鲠规谏而已。唐俭能言善辩，思维敏捷，善解人意。但是他事奉朕三十年，居然对朝政的得失没提过什么意见。杨师道性格和行为都纯正平和，自己本身没有什么过错。然而他的性情确实比较怯懦，国家紧急时用不上力。岑文本本质敦厚，文章华丽。但是持论总是引经据典，似乎目光长远，自然不会得罪于人。刘洎性格最为坚贞，总是为他人考虑。然而他过于看重承诺，会为朋友徇私。马周看问题既快又准，经常洞若观火，禀性十分贞正，评价人物时，总是十分直接了当。朕近来让他办事，经常都能让朕称心如意。褚遂良很有学问，胸怀也很坚正，总是向朕表示忠诚。他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然让人十分怜爱。”

八月二十三（甲子），唐太宗从九成宫回到京师，并于三天后任命散骑常侍刘洎为侍中，行中书侍郎江陵子岑文本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为行中书令（《旧唐书》说两人同为中书令）。

岑文本受任后回到家里，一脸忧虑的样子。他母亲问他什么缘故，岑文本说：“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故旧，却突然得到如此的宠信和尊荣。位高责重，恐怕无法胜任，所以感到忧惧。”亲朋宾客中有来庆贺的，岑文本总说：“今天只接受吊唁，不接受庆贺。”

岑文本的弟弟岑文昭任校书郎，喜欢收罗宾客。唐太宗听说后很不高兴，曾私下跟岑文本说：“爱卿的弟弟过于喜好交结，恐怕会成为爱卿的拖累。朕想让他出任外官，爱卿觉得如何？”岑文本流着泪说：“臣的小弟少年时就成了孤儿，老母特别钟爱他，从没离开身边超过两夜的。如今如果让他出外，老母必定会因为忧愁而憔悴。一旦小弟不在身边，老母也就没了。”说着竟哭了起来。唐太宗可怜他，也就算了，只是将岑文昭召来严厉警戒了他。岑文昭最终也没任何过失。

九月，唐太宗任命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焉耆同时也臣服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他弟弟娶了焉耆王的女儿，因此焉耆对唐朝的朝贡越来越少。安西都护郭孝恪请求出讨焉耆。唐太宗于是下诏任命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派他率领步骑三千从银山道出发进攻焉耆。刚好焉耆王的弟弟颉鼻兄弟三人来到西州，郭孝恪就让颉鼻弟弟栗婆准为乡导。焉耆城四面环水，因此他们仗恃地形险要而不设防。郭孝恪倍道兼行，在夜里率军来到城下，命令将士泅水渡河，在拂晓时就登上城墙，活捉了焉耆王突骑支，打死了七千焉耆士兵，然后将栗婆准留下摄理焉耆国政事，这才凯旋而归。郭孝恪刚离开三天，屈利啜就带兵来救焉耆，但没赶上，只好捉拿了栗婆准，接着率领五千劲骑追赶郭孝恪。追到银山时，郭孝恪掉头反击，打败了他，还追击了数十里。

九月二十一（辛卯），唐太宗跟侍臣们说：“郭孝恪最近奏称说，八月十一日将前往出击焉耆，二十日应该会到那里，必定在二十二日攻破他们。朕估计这样往返几十天，使者今日应该要到了！”话还没讲完，报捷的驿马就到了。

西突厥的处那啜可汗让他的吐屯（突厥官名，类似唐朝御史，分驻各部任监察之职，均由可汗家族成员担任）摄理焉耆国政。吐屯派使者入朝进贡。唐太宗数落他说：“我发兵出击得到焉耆，你们算什么，居然胆敢占据了它！”吐屯怕了，只好回国去了。焉耆人于是立栗婆准的堂兄薛婆阿那支为王，但仍然依附于处那啜。

九月二十五（乙未），鸿胪寺上奏说：“高丽莫离支进贡白金。”褚遂良说：“莫离支弑杀他的君主，被各个夷族所不容。如今朝廷即将讨伐他，同时却接受他的白金，这不是类似于春秋的郜鼎（《左传·桓公二年》:‘以郜大鼎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纳於大庙，非礼也。’意指根据礼法不应接受的东西）吗？臣觉得不能接受。”唐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言。唐太宗跟高丽使者们说：“你们从前事奉高武，才有了官爵。莫离支是个弑君的篡逆，你们不能为君主复仇，今天反而为他游说，想欺瞒大国。罪过实在太大了！”因此把他们全交付大理寺处置。

冬十月初一（辛丑），日食。十月初四（甲辰），朝廷首次设置太子司议郎官员。十月十四（甲寅）唐太宗巡幸洛阳，让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兼工部尚书李大亮作他的副手。

郭孝恪将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儿押送到唐太宗的行宫所在，唐太宗下敕令宽宥了他们。十月十七（丁巳）唐太宗跟太子李治说：“焉耆王不寻求贤能的辅佐，不采用忠直的谋略，结果自取灭亡，身上套上枷锁，漂泊了近万里。人要因为这事感到畏惧，那就知道什么是应当畏惧的了。”

十月二十九（己巳），唐太宗在渑池的天池围猎，并于十一月初二（壬申，《旧唐书》作壬寅为误）回到洛阳。

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经致仕离职在家。唐太宗因为他曾跟从隋炀帝讨伐高丽，便召他来到行宫，征求他的意见。郑元璹说：“辽东路途遥远，粮运艰难险阻。东夷人善于守城，攻打不是很容易马上拿下。”唐太宗说：“今天可不是隋朝那时能比的。郑公就等着听捷报吧。”

张俭等人刚好遇上辽水上涨，长久无法渡河。唐太宗以为他畏惧懦弱，便召张俭回到洛阳。张俭回来后，详细地解释了辽东山川的险易，水草的好坏。唐太宗觉得他对事情很了解，十分欣赏。

唐太宗听说洺州刺史程名振善于用兵，便召他前来询问出征高丽的方略。唐太宗很嘉许他的才智机敏，慰劳勉励了他说：“爱卿有将相的才器，朕正想任用你。”程名振失礼，没有拜谢。唐太宗装作生气的样子，想观察他的反应，责骂他说：“你不过一个山东鄙夫，得到个刺史的官位，就以为富贵极了！胆敢在天子身边，言语粗鲁，还不下拜！”程名振谢罪说：“臣是疏野之臣，以前从未听过陛下的圣问。刚才心里只想着陛下的问话，所以才忘了下拜。”说这话时，他举止自若，应对更加明辩。唐太宗因此叹道：“房玄龄在朕的身边二十多年，每次见到朕斥责其他人时，总是脸色苍白，六神无主。程名振平生从未见过朕，朕一下子就责骂了他，他却毫不震惊恐慌，回答得有条有理。真是一位奇士！”当天就拜他为右骁卫将军。

十一月二十四（甲午），唐太宗任命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左领军常何和泸州都督左难当为副手，率领江、淮、岭、峡的四万兵马，并在长安和洛阳招募三千勇士，乘坐五百艘战舰，从莱州跨海直趋平壤；又任命太子詹事兼左卫率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为副手，率领六万步骑以及兰、河二州投降的胡人，从柳城出发直趋辽东。两军然后合势并进。十月三十（庚子），各路大军全都集中在幽州。唐太宗派行军总管姜行本和少府少监丘行淹先行在安萝山督造攻城的云梯。当时全国各地前来应募的勇士以及进献攻城器械的人不可胜数，唐太宗无不亲自加以挑选，只留下那些简便好用的。他又下达亲笔手诏晓谕天下，说：“高丽的泉盖苏文弑杀君主，暴虐民众，怎能让人容忍！今天朕要巡幸幽、蓟，问罪辽、碣。在经过的地方会作些停留，但不需要为此劳费。”还说：“当年隋炀帝残暴他的属下，而高丽王仁爱他的民众。靠一心思乱的军队去出击安宁祥和的部众，所以不能成功。今天简单说来，必胜的道理有五：一是以大击小，二是以顺讨逆，三是以治乘乱，四是以逸敌劳，五是以悦当怨，还担心不能攻克他们吗！为此给广大民众发此布告，千万不要疑虑恐惧！”于是将为御驾提供休息和停顿的县城减少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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