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
本人是喜欢历史的机械工程师，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公元545年中期，东魏丞相高欢为了和柔然修好，迎娶了柔然公主。十二月，东魏任命侯景为司徒，中书令韩轨为司空，孙腾为录尚书事。
同时，南梁散骑常侍贺琛启奏了四件事：其一，他认为“如今北边已经宾服，现在正是鼓励百姓生育和繁衍后代，重视教育的时候。然而全国人口下降，关外尤其严重。郡不堪州的控制逼迫，县又不堪郡的层层搜括。他们互相骚扰，专门狂征暴敛，以致民不堪命，都忙着外流搬迁。这难道不是州郡牧守的过错吗！东部的户口空虚，都是因为朝廷政令繁多的缘故。不管地方多么边僻遥远，政令都必须送到那里。每次有使者到来，地方总要受到极大搔扰，同时也给地方官员带来很大困难，要不他们就拱手听任使者鱼肉百姓。那些刁钻狡猾的长吏，又趁机发挥他们贪婪残暴的本性去克扣百姓。即使有些廉洁公正的官吏，郡里还找他们的麻烦。这样一来，虽然朝廷年年都下了让民众恢复家业的诏书，多次下达减免赋税的恩典，而民众却回不到他们原来的居住地。”
其二，他认为“如今地方守宰之所以贪残，完全是由于风气变得奢侈糜烂的缘故。现在有什么喜庆，家家都互相攀比炫富。宴席上果品堆积得像一座座丘陵，菜肴摆得仿佛就是一幅幅刺绣。露台之产（即百金之资，典故出自《史记．孝文本纪》）不够一次盛宴的费用，而宾主之间，早已吃得酒足饭饱。还没下到厅堂，剩下的美味珍肴都已经腐烂发臭了。还有，现在不管职位高低，都在家里养着妓女。出任管理百姓的地方官吏总可以在任上搜括到巨亿财富，而离职后没有几年就都用得差不多了，全消耗在豪华的饮宴和歌女舞女这些东西上。他们浪费的东西堆积如山。寻欢作乐只能一时，于是他们后悔当时还捞得不够。如果能够复职，他们一定会加倍贪腐。这是何等荒谬！其他奢侈淫逸的事还有成百，不胜枚举。这些事习以成俗，一天比一天严重。面对这样的风气，要让人保持廉正清白，谈何容易！实在应当制定严禁条文，提倡节俭，纠正浮华，使人耳目一新。失去气节的嗟怨，也是大家都担心的事，但因为害怕自己会变得孤芳自赏和不合群，所以很多人都勉强追随潮流。如果朝廷能鼓励并重视淳正朴素，那就足以改正这一弊病。”
其三，他认为“陛下忧国忧民，不辞劳苦，所以朝廷各个部门无不直接向陛下奏事。但那些无耻小人，既然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便千方百计地想往上爬。他们不顾国家大局，毫无明信宽容的肚量，只知道吹毛求疵，擘肌分理（即极端挑剔）。他们把苛求于人当作是自己的能力，把纠察弹劾官吏当作是自己的职责。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心奉公，其实是借此作威作福。如今犯罪的人增多，用巧妙的手段避祸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增长弊端和奸邪，实在都是因为这缘故。所以真心希望朝廷能责成他们办事公允，杜绝他们老进谗言的心思，那么朝廷将上下安宁，再没心存侥幸的担忧。”
其四，他认为，“如今天下没有大事，而陛下还忙得日不暇接。应当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公务和费用。公务少了则百姓得到休息，费用节省了则国家增添了财富。朝廷各个部门负责人应当检查下属部门。所有京师的治所、公署、官邸、市肆以及朝廷仪仗和武器装备，各地的驻军、驿传、地方官府衙门，能够取消的都应当取消，能够精简的都应当精简。不是很紧急的兴建工程，可以暂缓的赋役征收，都应当停止或节省，好让百姓休养生息。所以说，积蓄财产是为了将来的大用场；养息百姓是为了将来的征大役。如果认为小事不会影响财富的积累，那将造成终年小事不断；如果认为小役不会妨碍百姓的生存，那将造成终年小役不止。这样一来，就很难说什么国家富强和计划宏伟了。”
梁武帝萧衍阅览了奏折后，勃然大怒。他把主书叫到面前，口授敕书，严厉责骂贺琛。大致意思是：“朕已有天下四十多年，每天都从公车官署那里听到很多真诚的直言。他们陈奏的事情，跟你说的没什么两样。朕总是苦于时间仓促，但你的奏折只是更增添了朕的不解和迷惑。你不应当把自己和卑微小人等同起来，只为了自己的名声，似乎向路上行人宣示说，‘我能上奏大事，只可惜朝廷不能采用’。为何不具体明说：比如某刺史横征暴敛，某太守贪婪凶残，尚书和兰台的某人奸诈狡猾，某使者渔猎百姓。为何不说出他们的姓名？索取和赠与的人又都是谁？把这些事情明白地说出来，该杀的杀，该贬的贬，然后朕再重新选拔良材。还有，士大夫们饮食过度挥霍，朝廷如果严加禁止，他们在自己的深宅后院，谁又能知道？如果挨家挨户去搜查，只怕更加增添了对百姓的苛扰。如果过分挥霍指的是朝廷，那么我是绝对没有此事。当年祭祀用的三牲太牢，已经很久都不再宰杀了。朝中聚会时的筵席也只是蔬菜而已。这样了还要再削减，那我不就成了《诗经·蟋蟀》所讽刺的晋僖公那样的人吗？如果你指的是为功德圆满敬佛的事，那供品都是菜园里的东西，把一个瓜作成几十种，把一道菜变成几十个味道；虽然花样很多，又有什么损失！
“我除非公宴，从不吃国家的伙食，已经好些年了。甚至后宫人员也都不吃国家的伙食。我所有的营造，从不用材官和国匠，都是自己花钱雇来或借来完成的。官员中有勇敢的也有胆小的，有贪婪的也有清廉的，并非朝廷为谁增添羽翼。你觉得朝廷荒谬，便自以为是。你应当寻找导致荒谬的原因！你说‘应当提倡节俭’，朕已经停止房事三十多年了，至于居所也不过一张床的地方，雕饰的物品从来进不了皇宫。朕天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举办的曲宴，都未曾奏乐，这是大臣们都看得见的。朕三更就起床处理政事，根据事情的多少；事情少时午前就办完了，事情多时太阳偏西才用膳。经常一天才吃一餐，也分不清楚白天黑夜。从前我的腹部超过十围，如今瘦得少了二尺多。朕以前的腰带还在，这不是随便乱说的。这些都是为了谁呢？正是为了天下百姓。
“你又说什么‘各个部门无不直接奏事，千方百计想往上爬’。如今要不让宫外大臣们直接上呈政事，谁又可以胜任！可以将朝政全权委托的人，又到哪里去找？古人说：‘专听生奸，独任成乱。’秦二世专任赵高，元太后专任王莽，结果指鹿为马，难道我们可以效法他们？你说什么‘吹毛求疵’，到底是什么人？‘擘肌分理’，到底指的是那件事？京师的治所、公署、官邸、市肆，哪个可以取消？哪个可以精简？哪处兴造不很紧急？哪项征收可以暂缓？把这些事全给我列出来，具体详细地奏来听听！富国强兵的办法，息民省役的措施，也都一块具体详细地列出来！如果不能具体详细地列出，那你就是欺罔朝廷。朕将耐心等待你的另一份奏折，会认真省阅，并交付尚书，向全国颁布。也许惟新的美好，今天又重新见到了。”
贺琛显然吓坏了，只是对自己的过失致歉而已，不敢再说什么。
梁武帝为人孝敬慈悲，温良恭俭，博学多才，还能写一手好文章。他对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通。梁武帝还勤于政务。冬月四更一完，他即起床处理政务。有时提起寒冷的毛笔，手都被冻裂了。自从天监中年（510左右）他信奉佛教以来，长期用斋，不再食用鱼肉，一天也才用膳一餐，只有菜羹和粗饭而已。遇到事情繁多时，中午过后他也就漱漱口罢了。他身上穿的是布衣，床上用的是木绵皂帐；一顶帽子戴了三年，一床被子盖了两年。后宫贵妃以下的嫔妃也从不穿拖到地面的华丽长礼服。他天生不饮酒，除非宗庙祭祀或朝廷大宴以及各项法事，他从未让朝廷奏乐。他虽然身居暗室，但总是把衣冠整理得清清楚楚；即使坐在盛暑之下，他也从未袒露过身子。即使对宫里的太监或小臣，他也都像对待重要来宾一样彬彬有礼。然而他对士人太过迁就，因此州郡牧守很多都浸渔百姓，朝廷使者的确也给郡县带来很大困扰。梁武帝也喜欢亲任奸诈小人，有点失察。他建造了很多宝塔和寺庙，耗费了很多官府和民间的费用。江南因为长期没有战争，所以奢侈糜烂的风气盛行。贺琛因此在他的奏折里谈到了这些事。这些事实触到了梁武帝的痛处，所以他非常生气。
司马光评价道：梁武帝的仁政不能做到有始有终，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主采纳谏言时忌讳的是杂乱，而人臣进谏时害怕的则是烦碎。所以英明的君主驾驭万机的关键是掌握住重要政策，而忠臣上呈的也应该是重大事情，好消除君主思考不周的东西。所以能做到不用太劳累，就可以收到长远的功效，说的话非常简约，却能取得最大裨益。认真分析起来，其实贺琛的谏言并非那么恳切直率，而梁武帝却已经赫然震怒，为自己的短处辩护，为自己的长处骄矜。他要求贺琛列出贪暴大臣的名字，又问他浪费的具体条目，让他陷入难以回答的处境，又用无法驳倒的言词责备他。他自以为像吃蔬食这样的节俭就是帝王的盛德，像早起晚睡这样的勤勉就是国家的大治。他觉得自己作为君主已经无可厚非，而群臣的规劝和进谏也不值一听。这样一来，那些比贺琛还要耿直的建言，谁还肯进献？于是奸佞的官员就在眼前也无法看到，政策的错误非常明显也无法知道，最终自己的声名受辱，身体受危，邦国颠覆，宗庙绝祀；弄得自己被历史取笑怜悯，难道不可悲可哀吗？
梁武帝崇尚优雅，忽视刑法，自公卿大臣以下，没人在乎有关刑狱的事情。因此奸邪的官吏玩弄权术，公开纳贿就像市场上做买卖一般，被冤枉的无辜很多。大约每年都有五千多人被判处两年以上的徒刑。被判劳役的可以用技能服役，而没有技能的则要上枷锁。如果有病，可以暂时解下枷锁。因此囚徒的待遇各有优劣，很不相同。当时王侯子弟骄横淫逸，多人犯法。梁武帝已经年老，开始对繁杂的事务感到厌倦；他又专心佛教，精通戒律，所以每次处理重罪案件时，会整天郁郁不乐；有时发现了叛逆的大案，他也经常流着泪宽恕了罪犯。因此王侯子弟们日益骄横，有的甚至在都市街头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有的在傍晚公开抢劫。有些逃亡的罪犯躲藏在王侯家里，有司部门居然不敢前去搜捕。梁武帝虽然深知这些弊病，但却因为对宗室成员过于慈悲溺爱，所以不能加以禁止。
现回到两魏。西魏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时，带着他女婿邓彦一块前往。元荣病故后，瓜州的地方名望上表请求让元荣的儿子元康继任刺史，但邓彦居然杀了元康，夺走了他的职位。西魏无法分兵出讨，就顺水推舟，任命邓彦为刺史。朝廷屡次征召他进京，但邓彦不去，还私下往南和吐谷浑勾结。丞相宇文泰因为瓜州路途遥远，难以动兵，便打算用计取胜。这年年底，他任命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为河西大使，暗中命令他去对付邓彦。申徽带上五十个随从骑马赴任，到那里后，在宾馆下榻。邓彦见申徽没多少人，便没有怀疑。申徽派人去小心地劝说邓彦回朝，但邓彦不肯。申徽又派人去表示他赞成邓彦留下，邓彦信了，便亲自来到宾馆看望他。申徽早已和瓜州主簿敦煌人令狐整等人密谋好了，因此当场将邓彦在他座位上拿下，谴责他后把他绑了起来，然后向地方官吏和民众宣读诏书，慰问和晓谕大家，还声称朝廷大军很快就到。因此城里没人敢乱说乱动。申徽接着将邓彦送往长安。宇文泰于是任命申徽为都官尚书。
翌年即公元546年二月，西魏任命义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占据该州，拒绝接受替代。瓜州平民张保杀了刺史成庆响应宇文仲和，晋昌平民吕兴也杀了太守郭肆，在晋昌响应张保。丞相宇文泰派太子太保独孤信和开府仪同三司怡峰与史宁一道出讨他们。
史宁广为晓谕凉州的官吏和平民，大家先后相率着前来归附，唯独宇文仲和据城不下。五月，独孤信派诸将在夜里攻打他城池的东北，并亲自带领壮士袭击他的西南。到黎明时分，西魏军攻下城池，生擒了宇文仲和。
当初，张保想杀了瓜州主簿令狐整，但因为他很有人望，怕自己失去人心，便没有下手。他虽然表面上敬重令狐整，其实内心对他非常忌妒。令狐整表面上也表示亲附，所以派人劝张保说：“如今东边过来的大军逐渐紧逼凉州。凉州势孤力危，恐怕不能抵御。使君应当赶紧分出精锐部队去救。然而成败的关键在于将领。令狐延保（令狐整的字）文武双全，如果能让他带兵前往，不愁不能取胜。”张保答应了。
令狐整带领精兵来到玉门时，召集地方豪杰前来，罗列了张保的罪状，然后率军回马袭击张保。他们先攻克晋昌，杀了吕兴；接着进击瓜州。州人历来信服令狐整，于是纷纷抛弃了张保前来投降。张保只好逃到吐谷浑去了。
大家推举令狐整为刺史，令狐整说：“我们大家是因为张保叛逆作乱，担心因此将全州百姓都陷于不义，所以才起兵讨伐他。今天你们再推举我，岂不是又让我变成另一个张保吗？”因此推举西魏派往波斯的使者张道义代行州事，然后将详细经过上报朝廷。丞相宇文泰于是任命申徽为瓜州刺史，然后召令狐整入朝，任命他为寿昌太守，封襄武男。令狐整带领宗族乡里三千多人入朝，跟从宇文泰到处征讨，经过多次升迁后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这是后话。
六月二十九（庚子），东魏任命司徒侯景为河南大将军、大行台。七月初二（壬寅），东魏派散骑常侍元廓出使南梁。
两魏的事暂且放下，又回到南梁。这年即公元546年正月初十（癸丑），南梁交州刺史杨瞟等人攻克嘉宁城，李贲逃亡到新昌獠人之中，各路梁军进驻江口。
三月初三（乙巳），南梁大赦。三月初八（庚戌），梁武帝临幸同泰寺，顺便留在里寺省开讲《三慧经》。四月十四（丙戌），佛教讲座结束，梁武帝为此再次大赦，并改元为大同。当夜，同泰寺浮图（即宝塔）发生火灾。梁武帝说：“这是魔造成的，应该广泛举行法事。”群臣也都赞成。梁武帝于是下诏说：“道高魔盛，行善鄣生。当穷兹土木，倍增往日。”决定大兴土木，比往日增加一倍，并接着盖起了一座十二层浮图。宝塔即将落成时，却因为侯景之乱而终止。
七月二十四（甲子），梁武帝下诏：“除非犯大逆罪的犯人，父母和祖父母都不连坐。”先前，江东地区只有建康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州使用钱币，其馀州郡都混杂着使用谷物棉帛作交易，而交、广二州专门使用金银作货币。梁武帝自从开铸五铢和女钱以来，两钱并行，同时禁用各种古钱。普通中年（523），朝廷改铸铁钱，因此民间私铸的很多，导致物价飚升，交易者甚至用车载钱，不再计数。还有，从破岭以东，八十为百，称作“东钱”；长江和郢州以西，七十为百，称作“西钱”；建康一带以九十为百，称作“长钱”。七月二十六（丙寅），梁武帝下诏说：“朝四暮三，猴子们都高兴了。其实实质没有任何变化，但大众的喜怒大不一样。近来听说外间多用九陌钱（即九十为百），陌数减低则物价上涨，陌数足够则物价下降。这并非物有贵贱，而是心有颠倒。至于更远的州郡，更为混乱，不但徒然地败乱国家的制度，对百姓的财产也很不利。所以从今以后只允许流通陌数足够的钱！这道诏令下达的当天，以百日为期，不足陌数的钱一律禁止使用。如有违犯，男人将被罚去从事转运的劳役，女人将被罚去当女仆谪运，为期都是三年。”诏令下来后人们并不当回事，钱陌反而日益减少。到了梁武帝晚年，各地居然以三十五为百。这是后话。
梁武帝年岁渐高，几个儿子心气高傲，互相猜忌。邵陵王萧纶担任丹杨尹，湘东王萧绎在江州主政，武陵王萧纪在益州当权，他们的权力都可以和人主相匹；因此太子萧纲非常忌怕他们，经常挑选精兵保卫东宫。八月，梁武帝任命萧纶为南徐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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