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
本人是喜欢历史的机械工程师，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公元457年正月初一，宋改元为大明，大赦。正月十二，魏高宗拓跋濬到崞山打猎，直到正月十八才回到平城。魏高宗接着任命渔阳王尉眷为太尉，录尚书事。
二月，北魏军队入寇兖州，向无盐推进，打败宋东平太守南阳人刘胡。宋孝武帝刘骏下诏派太子左卫率薛安都率领骑兵，东阳太守沈法系率领水军，向彭城进发抵御魏军，并接受徐州刺史申坦的节度。宋军抵达彭城时，魏兵已经退走了。先前，群盗聚集在任城的所谓“荆榛”即灌木林中，长期成为地方的祸患，人们都把他们称作“任榛”。申坦请求趁机回军讨伐他们，孝武帝答应了。任榛盗匪得悉后，全都逃散。当时天旱，人马都非常渴乏，结果无功而返。薛安都和沈法系都被处罚以白衣领职（即没有官衔）。申坦本应被处死，群臣为他请愿，但孝武帝不肯宽恕他。沈庆之抱着申坦在行刑的东市哭着跟他说：“你无罪而死。我在东市哭你，很快就会跟你一块上路了！”有司部门将这事汇报给孝武帝，孝武帝这才免了申坦一死。
三月十一（庚申），魏高宗到松山围猎，直到三月二十（己巳）才回平城。同时，他封弟弟拓跋新成为阳平王。六月二十五（癸卯），魏高宗来到阴山，直到八月二十二（己亥）才回到平城。
同时，魏高宗准备东巡，冬十月，北魏下诏命令太宰常英在辽西的黄山开始修建行宫。
翌年即公元458年正月初一，北魏严厉制定酒禁的法令，酿造、买卖、饮酒者全都将被判处死刑；只有吉庆和丧事之类的聚会时，才允许开禁，但有限定的时日。魏高宗因为士大夫和平民经常因酗酒导致斗殴以及妄议国政，所以决定禁酒。他同时增设内外候官，负责对朝廷各部以及州镇官吏的监察，也负责乔装打扮混杂在各个府寺之间，私下侦探朝廷百官的过失；一旦有所发现，就让有司部门一查到底，并对这些官吏审讯拷打和逼取口供。官员贪赃布匹二丈以上的就会被处斩。北魏又增加了新的法律七十九章。
正月初十，魏高宗来到广宁的温泉宫，接着开始巡视平州，并于正月二十五来到黄山宫。二月初一（丙子），魏高宗登上碣石山观看沧海，两天后又往南来到信都，并在广川围猎。
三月十二（丙辰），魏高宗回到平城，开始修建太华殿。给事中郭善明秉性倾巧谄媚，他曾劝说魏高宗应当大规模修筑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道：“太祖（拓跋珪）刚开始建立都邑时，每当有所营建，都必须等待农闲季节。何况现在建国已久，永安前殿也已足以作为朝会的场所，西堂和温室也足以作为宴会和休息的地方，而紫楼更足以让陛下登高望远。即使要扩修增广，也应该慢慢来，不能仓猝行事。如今估计要完成这项工程总共需要徭役二万人，再加上让老弱人员为民工提供食物，又应当加倍。而且工期需要半年。一个农夫不耕作，也许都会没饭吃，更何况四万人的劳役和费用。这样做真行得通吗！这也是陛下应当留心的事情。”魏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言。
高允喜欢恳切直谏。凡是朝廷有什么事他不满意，高允总要求见皇上，而魏高宗经常屏退身边的人专门接待他。有时会从早谈到晚，有时甚至几天都不出宫。朝廷大臣没人知道他们到底都谈了些什么。高允有时语言过于激烈痛切，致使魏高宗无法再听下去，便命令左右侍从扶高允出去，然而最终还是很好地对待他。当时曾有大臣上疏激烈抨击时事。魏高宗阅读了奏章后，跟大臣们说：“君主就跟父亲一样。父亲有什么过失，儿子为什么一般都不在公众面前批评谏言，而是在自己的家室私下进行？难道不是因为不想让外头知道自己父亲的过错吗？至于事奉君主，有什么不一样！君主有什么得失，你不能当面陈述，而非要上表公开谏言，以揭露君主的短处，表明自己的正直？这岂是忠臣所应该做的事情！而像高允这样的人，真可以算是忠臣。朕有过失，他未曾没有当面批评过，甚至有些朕很难接受的批评，高允也都不回避。所以朕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天下人却不知道。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忠诚吗！”魏高宗这样说是因为奏章通常都保留下来作为历史文献，而私下的谏言则没有。
和高允同时被征召入朝的游雅等人都当了大官，甚至封侯，他部下的官吏当上刺史或二千石俸禄的大官也有百十来人，而高允却一直担任中书侍郎，二十七年不升官。魏高宗跟大臣们说：“你们虽然煞有介事地站在朕的左右，真都是白站了，从没见你们讲过一句话规劝朕。你们只会趁着朕喜悦之际，祈求升官晋爵，现在没有任何功劳就当到了王公。高允执笔辅佐朕的国家数十年，做出了不少贡献，却还只不过是个侍郎。你们难道自己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拜高允为中书令。
当时北魏朝廷官员没有俸禄，高允经常让儿子靠砍柴卖柴过日子。司徒陆丽向魏高宗进言道：“高允虽然蒙受皇上的恩宠，然而他家里非常贫困，妻子和儿子都无法自立。”魏高宗问道：“老先生为什么不早说？现在看见朕启用了他，才提到他贫困的事！”当天，魏高宗幸临高允的府第，只见到几间草屋，棉布的被褥，破棉絮的袍子，以及厨房中的一些咸菜而已。魏高宗深为感叹，于是赐给他丝帛五百匹，粟谷一千斛，拜他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一再谢辞，但魏高宗不答应。魏高宗非常看重高允，经常称呼他为令公而不直接称呼他的姓名。
游雅常说：“前代的史书称赞卓子康和刘文饶（东汉的卓茂和刘宽）的为人，心胸狭隘的人也许不信会有这样的人。我和高先生相处了四十年，从未见过他狂喜或动怒的时候，所以知道古人的话不假。高先生内涵文明而外表柔顺，经常话说得含糊不清，有时甚至不能出口。当年崔司徒（北魏名臣崔浩）曾跟我说：‘高生博学多才，是一代佳士。他所缺乏的只是矫矫的风度而已。’我当时也赞同他的观点。后来崔司徒犯罪，起初只是因为一些很细小的事。当皇上下诏临朝责备他时，崔司徒却声嘶力竭，后来又战战栗栗，几乎一句话都说不上来。宗钦以下的很多大臣，也都跪伏在地，浑身冒汗，全都面无人色。而只有高先生一人独自陈述事情的缘由，申明解释是非曲直，讲的头头是道，口齿非常清楚，声音也十分洪亮。皇上为他动容，听的人也无不为此感到钦服，这难道不是所谓的矫矫风度吗！宗爱大权独揽，专擅用事时，威振四海。他曾召集百官到殿堂议事，王公以下的大臣无不一步一趋地面对他端坐的殿廷遥望下拜，而只有高先生一人登上台阶长揖而已。从这事可以联想到，当年汉朝的汲长孺（汲黯）躺着见卫青，不因为他是权臣而降低自己的身份！这难道不是所谓的风度和气节吗！了解一个人实在很不容易。我对他的内心就不很了解，而崔浩又对他的表面形象有所误解。这就是管仲为什么对鲍叔的死痛苦的原因（因为只有鲍叔才真正了解他）。”
三月二十一（乙丑），北魏东平成王陆俟病逝。
六月二十三（丙申），魏高宗到松山围猎，并在六月二十七（庚子，通鉴误为庚午）来到河西。
北魏的事情暂且按下，再来看看刘宋。大明元年即公元457年初，宋孝武帝自从为父亲服丧期满之后，日益骄奢淫逸，恣意妄为，并大兴土木。丹阳尹颜竣作为他担任藩王时的旧臣，数次恳切地谏争，也没怎么顾到孝武帝的面子，孝武帝逐渐开始不高兴。颜竣自以为才干超常，而且和皇上的关系无人可比，无疑应当位居中枢，永远执掌朝政。然而他所陈述的意见多数不被采纳，便怀疑皇上打算疏远自己，于是请求外出任职，想探探皇上的意思。没想到六月初九（丁亥）孝武帝准许了他的请求，下诏任命颜竣为东扬州刺史。颜竣这时才开始大为恐惧。
宋雍州所统辖的多数是侨居的郡县，刺史王玄谟上疏进言道：“侨居郡县没有自己真实的土地，新旧居民十分错乱，收租课税也不及时。臣请求让居民全部土断（也就是取消侨民身份，全部按当地人纳税）。”七月二十四（辛未），朝廷下诏将雍州的三郡十六县并为一郡。那里的郡县流民不愿意归属当地的户籍，便制造谣言说王玄谟打算谋反。当时柳元景的家族势力很强，很多跟从他的人原来都是雍州俸禄有二千石的官吏，便趁机要讨伐王玄谟。王玄谟命令他州府内外的人安静下来，并消除大家的困惑，然后派人飞马驰往建康，向皇上汇报，详细具体地陈述事情的本末。孝武帝知道他心里不踏实，便派主书吴喜去抚慰他，而且跟他说：“你一个七十岁的老公公，还要造反干什么！我们君臣之间的了解，足以互相担保。现在随便回复一下你的奏疏，开怀一笑，只是为了舒展爱卿的眉头而已。”王玄谟性情严肃，不苟言笑，所以孝武帝这样写信和他开开玩笑。
八月二十七（甲辰），孝武帝将司空兼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刘诞调任为南兖州刺史，任命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当初，宋武帝刘裕有份遗诏，认为京口是很重要的地方，而且离建康很近，除非宗室的近亲，不能身居那里的要任。刘延孙的祖先虽然和宋武帝同源，然而宋武帝的老家在彭城，而刘延孙的老家则在莒县，所以两家从来没排过亲戚的次序。孝武帝既然任命刘延孙镇守京口，便下诏将刘延孙算作宗室成员，并让各个封王都和他按长幼排列宗室次序。
孝武帝经常猥亵奸污宫廷女眷，也不管亲疏尊卑。这事流传在民间，什么话都有。刘诞则宽厚有礼，又在讨伐诛杀太子刘劭和丞相刘义宣的过程中立有大功，所以人心私下都向着他。刘诞暗中也聚集了很多有才干和勇力的人士，蓄藏了不少精厉的铁甲和锐利的兵器。孝武帝因此既害怕又妒忌他，不想让刘诞位居中枢，便派他出镇京口。即使这样，他还嫌刘诞离京城太近，感到受他威逼，这才将他外派到广陵担任南兖州刺史。孝武帝将刘延孙引为自己的心腹大臣，所以让他出镇京口以防备刘诞。
十二月十二（丁亥），孝武帝改封顺阳王刘休范为桂阳王。
翌年即公元458年二月初十（乙酉），孝武帝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次日，建平宣简王刘宏因病解除尚书令，到三月初三（丁未）便去世了。
四月初十（甲申），孝武帝封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孝武帝不想让臣下揽有大权，便于六月二十五（戊寅）任命了两位吏部尚书，一位是原都官尚书谢庄，另一位则是原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他又取消了五兵尚书的职位。
西晋初年时，对散骑常侍的选拔非常慎重，需要很高的名望才行，和侍中没有两样。但后来这逐渐成为一个闲散的职位，选用的人也就没那么重视了。孝武帝打算重新选任散骑常侍，于是叙用了当时的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和司徒长史王彧。侍中蔡兴宗跟人说：“选拔朝廷部省主管很重要，而常侍只是闲淡的职位。现在只不过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将它变得重要而已。虽然主上的原意是使它成为要职，但人们的看法怎能说变就变！”后来果然如此，常侍的挑选依然不被重视，而部省的主管依然被认为十分尊贵。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兄长的孙子；蔡兴宗则是蔡廓的儿子。
宋南彭城蕃县平民高阇与沙门僧释昙标和道方等人一道妄言迷惑民众，自称得到鬼神龙凤的符瑞，并经常听到箫鼓的声音。他们和秣陵平民蓝宏期等人阴谋为乱，又和殿中将军苗允以及员外散骑侍郎严欣之、司空参军阚千纂、太宰府将程农、王恬等人，密谋定期在这年八月初一夜里起兵攻打宫门，次日一早袭击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分兵杀害大臣，然后立高阇为天子。事情泄露后，他们于七月初二（甲辰）全被处死，受牵连被处死的多达几十人。朝廷于是下诏清除那些非正统的沙门僧人，设立条例禁令，加严处死和连坐制度。所有那些并非戒行严格清苦的僧人，都让他们还俗。然而很多尼姑照常出入皇宫，这禁令制度居然无法施行。
中书令王僧达是琅邪临沂人，太保王弘的小儿子。他自幼就聪明机警，能写一手好文章。宋文帝听说王僧达早慧，曾在德阳殿召见他，问他有关书籍学业以及家事，王僧达应答得轻松机敏，宋文帝因此十分赏识他，并将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儿嫁给他。但王僧达秉性却放荡不拘。他不到二十岁时就担任了始兴王刘濬的后军参军，后来升迁太子舍人。有次他在杨列桥观看斗鸭，被有司部门弹劾，但文帝原谅他不予问罪。他还喜欢玩弄鹰犬，经常和闾里少年互相逐赶着好玩，还会亲自屠牛。刘义庆听说他如此为人，便派沙门僧人慧观前去观察。王僧达将一大堆书籍陈列在席上，与慧观讨论文义，让慧观整天忙于酬答，因此对他赞不绝口。他和兄长王锡关系不好，便向朝廷哭穷，要求出任郡守，文帝便想任命他为秦郡太守。吏部郎庾炳之说：“王弘的儿子不应当出任秦郡，而王僧达也管不好百姓。”文帝这才作罢。王僧达不久升任太子洗马，但因母亲病故去职。王锡从临海郡离职回来时，带回人家送的东西和奉禄，价值百万以上。王僧达派奴仆驾车去取，一晚上就将所有的东西拿得差不多了。服丧后，他出任宣城太守。王僧达生性喜爱游猎，而郡里没什么大事，王僧达于是肆意驰骋出猎，有时三五天都不回府，接受的官府文件和诉讼案件多数也都放在打猎的住所。老百姓遇上他不认识，问他府君在哪里，王僧达答道：“近在后头。”
孝武帝刚即位时，提拔他担任尚书右仆射，位居颜竣和刘延孙之上。王僧达认为自己很有才华，以为当时没人比得上他，一二年之间，就可以当到宰相。但孝武帝后来将他迁任护军，他因而怏怏不得志，累次启奏要求出京任职。孝武帝因此很不高兴，于是一再对他降职使用，五年里七次改任，最终成为吴郡太守。吴郡西台寺有很多富裕僧人，王僧达向他们募捐，觉得不称心，居然派主簿顾旷率领门徒去抢劫寺内僧人竺法瑶，得到数百万钱。荆江二州反叛时，朝廷提升王僧达，并让他任命将佐领兵，允许他招募一千人。他马上就建立了三十支队伍，每队八十人。他又在吴郡修建自己的宅第，花的都是公款和公家徭役，最终因此被弹劾免职。
王僧达担任太子洗马住在东宫时，爱恋年幼军人朱灵宝。当他出任宣城太守时，朱灵宝已经长大。王僧达假报他已经死亡，用他取代宣城人左永的户籍，注册为自己的儿子，改名叫王元序，并启奏宋文帝，任命他为武陵国典卫令，又填补竟陵国典书令和建平国中军将军的空缺。孝建元年（454）春，事情败露，王僧达又受到禁锢，不能为官。他上表谢罪时，居然把自己被罢免的原因归咎为：“不能因依左右，倾意权贵。”孝武帝愈益气愤。王僧达的族子王确年少，因长得漂亮，王僧达就和他私通。王确叔父王休出任永嘉太守，准备将王确带到自己的郡所去，而王僧达却想强迫王确留下。王确知道他的意图，便想法回避他。王僧达大怒，暗地里在自己的住屋后面挖了个大坑，打算引诱王确来告别，然后趁机杀了他埋在那里。他堂弟王僧虔得悉他的阴谋，严禁并呵斥了他，王僧达这才作罢。御史中丞刘瑀得悉这事后，上奏请求收捕王僧达治罪，但孝武帝没有答应。
孝建三年（456），王僧达被任命为太常，但仍然不满意，还上表请求解职，语气抑扬顿挫，故意炫耀文采，还大肆非议时政。孝武帝对他很不满，便将他的奏章交付门下。侍中何偃认为他言词不逊，因而再次免官。但不久他又被太傅江夏王刘义恭启用为长史和临淮太守，并在大明二年（458）升迁为中书令。
路太后兄长的儿子曾去造访王僧达，直接坐在他的床榻上。王僧达居然叫人把床抬到外头扔掉。路太后大怒。一再要求孝武帝一定要杀了王僧达。刚好遇上高阇谋反的事件，孝武帝便趁机诬陷王僧达和高阇通谋，于八月十四（丙戌）将他收付廷尉，然后赐他自尽。王僧达死时三十六岁。
要想知道宋孝武帝后来的情况，请看下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