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系列十二：桓温成败之二：司马昱尺牍退桓温

公元347年三月，东晋安西将军桓温率领大军西征成汉，很快就胜利占领了成都，成汉君主李势投降，成汉灭亡。

公元348年八月，东晋朝廷论平蜀的大功，打算将豫章郡封给桓温。荀崧的儿子尚书左丞荀蕤说：“桓温如果收复了黄河洛阳，那么又将赏他什么呢？”朝廷因此作罢，只加授桓温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同时加谯王司马无忌为前将军；袁乔为龙骧将军，封湘西伯。

桓温灭蜀之后，威名大振，朝廷大臣无不惧怕他。会稽王司马昱因为扬州刺史殷浩很有盛名，朝廷内外都信服他，便将殷浩引为心腹，和他共同执掌朝廷大权，想以此抗衡桓温。于是殷浩和桓温逐渐互相猜疑，有了矛盾。

殷浩因为征北长史荀羡和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历来有好名声，便提拔荀羡为吴国内史，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作为自己的羽翼。荀羡是荀蕤的弟弟；王羲之则是王导的侄子。

王羲之字逸少，父亲王旷曾当过淮南太守。司马睿之所以过江，是因为王旷首先倡导的。王羲之幼年时有点木讷，不善言辞，所以人们并未对他的感到任何惊奇。他十三时，曾去拜谒周顗，周顗细心观察后对他另眼相看。当时时髦烤牛心吃，坐客还没开始吃时，周顗就先割了一块让王羲之品尝，因此王羲之才开始知名。比及年长，他的辩论口才大为长进，并以鲠直著称。王羲之尤其善于隶书，他的书法成为古今之冠。内行人称赞他的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堂伯父王敦和王导对他非常器重。当时陈留人阮裕名声很大，曾担任王敦的主簿。王敦跟王羲之说：“你是我们王家最杰出的子弟，应当不亚于阮主簿。”阮裕也把王羲之和王承以及王悦当作王氏三少。那时太尉郗鉴请门生到王导那里挑女婿，王导便让他到东厢房去任意观察自己的众多儿侄。门生回来后，跟郗鉴说：“王氏那些小孩个个都好，只是听说我来了，全都一副自我矜持的样子。只有一人躺在东床上打赤膊吃东西，好象根本没这回事似的。”郗鉴说：“我要找的佳婿就是这人了！”于是登门拜访，那人正是王羲之，便将女儿嫁了给他。

殷浩最初任命王羲之为护军将军时，王羲之又推辞不拜。殷浩一贯敬重他，便劝他接受任命，并写信给王羲之说：“为国忧虑的大众根据足下的参政与否足以判断朝政的兴衰，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们也觉得是这样。既然足下的参政与否关系到朝政的兴衰，那么岂能让一代人的存亡，凭足下自己不慌不忙的打算来决定？还希望足下满足大家的愿望。足下如果不及时参政，那么又怎能期望朝政的完美？如果你豁然开朗，应当知道大家的愿望。”

王羲之回信说：“我历来没有辅政的大志。王丞相（王导）当时就想让我参政，但我发誓不肯。当年回函的手迹还在。我这意志由来已久，并非因为足下当政才选择进退。自从兒娶女嫁以来，我就抱着尚子平（西汉末年隐士）的志向，并多次和亲友说过，已经不止一天了。如果一定得接受驱遣，那么作为使臣还是比较适合的。即使被派到关陇和巴蜀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也在所不辞。我虽然没有独当一面的才能，但谨慎地坚守朝廷的使命，宣扬国家的威德，自然应当会不同于一般的使臣，一定会让远近的人都知道朝廷对边远的地方一样留心。这么做得到的好处当然和担任护军将军不同。东汉末年曾派太傅马日磾去慰抚关东地区。足下如果不认为我身份轻微，也不怀疑我的诚意，那么我应当在初冬成行。我谨恭以待命。”

王羲之还觉得只有朝廷内外协和，然后国家才能安全，所以总是劝殷浩和荀羡不应该和桓温有太大矛盾。但殷浩没听他的劝告。

十二月，朝廷任命左光禄大夫、代理司徒、负责尚书事务的蔡谟为侍中兼司徒。蔡谟上疏再三谦让，还跟亲信们说：“我如果成为司徒，将被后代所晒笑。道理上的确不敢就任。”

公元349年四月，朝廷下诏派遣谒者陈沈出使前燕，拜前燕君主慕容儁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负责河北的军事、兼幽平二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

同时桓温派督护滕畯率领交广二州的军队去进攻在卢容（今越南顺化）的林邑王范文，但被范文打败，滕畯只好退到九真。

早在公元336年时，日南（今越南中部）夷人领袖范稚有个叫范文的奴仆，经常随商贾往来中国。范文后来到了林邑，便开始教林邑王范逸修筑城郭、宫室、和器械等等，因此受到范逸的宠信，任命他为将军。范文趁机大讲范逸几个儿子的坏话，弄得范逸的儿子们要不迁徙要不逃亡。同年，范逸去世，范文假装要在其它国家迎接范逸的儿子，结果将毒药放在椰酒里，把他给毒死了，于是范文自立为王。范文接着出兵攻打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小国，把它们都消灭了，并建立起一支有四五万人的军队，然后派使者奉表向东晋入贡。

待到公元347年初，日南太守夏侯览由于贪婪放纵，侵吞少数民族商人的财产。他又借口说要出外征讨，强行调用商人的船材，于是属下的各个小国都感到很愤慨。林邑王范文于是趁机攻陷日南，东晋的将士阵亡了五六千人。范文还杀了夏侯览，用他的尸体祭天。他同时还发檄文给交州刺史朱蕃，请以郡北横山为界分地而治。范文离去后，朱蕃派督护刘雄去卫戍日南。

秋七月，林邑军队再次攻陷日南，杀了督护刘雄。

公元348年四月，林邑入寇九真（今越南中北部），杀了那里百份之八九十的军民。桓温虽然灭了成汉，却对林邑之乱无可奈何。

公元349年四月，后赵君主石虎去世，后赵大乱。七月，桓温听说后赵大乱，便进驻安陆，派多位部将去经营北方。后赵扬州刺史王浃在寿春举城投降东晋，东晋西中郎将陈逵于是进据寿春。征北大将军褚裒上表请求讨伐后赵，即刻戒严，然后直指泗口（今江苏淮安西南）。朝廷大臣们都觉得褚裒的责任重大，不宜深入，应该先派偏师出征。褚裒上奏说：“臣先前已派遣前锋督护王颐之等人径直前往彭城，后又派遣督护麋嶷进据下邳。如今大军应当加速进发，以造成声势。”秋七月，朝廷加褚裒为征讨大都督，负责徐、兖、青、扬、豫五州的军事。于是褚裒率领部众三万人，径直赶赴彭城。这一期间北方的军民来东晋避难归附的日以千计。

朝廷内外都以为中原很快就可以收复，只有光禄大夫蔡谟不信。他跟一位亲信说：“石赵的灭亡固然是件值得大庆的喜事，然而我担心这只会更增添了朝廷的忧虑。”那人问道：“为什么？”蔡谟答道：“能够顺天应人，将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的，非圣人和英雄不可，其他人则还不如根据自己的德才量力而行。观察现在的形势，实在并非时下的贤良能办得到的。如果一定要勉强北伐，只能是劳民伤财。出征之后就会发现才略不足，力不从心，最终弄得财力衰竭，智勇困乏，这样怎能不成为朝廷的忧虑！”

鲁郡五百多家百姓相继起兵响应东晋，并向褚裒求援。褚裒派部将王龛和李迈带领三千精锐去接应他们。后赵南讨大都督李农率领二万骑兵赴援鲁郡。王龛违背褚裒的节度，把部队驻扎在代陂，结果被石遵的部将李菟打败，死伤过半。王龛本人被俘，坚持气节不屈不挠，最后被后赵人杀害。八月，褚裒退到广陵。陈逵听说后，急忙一把火把寿春积聚的粮草全部烧光，毁了城池逃了回来。褚裒以《春秋》的大义，作为统帅承担了失败的罪责，认为自己用人不当，战略失误，造成威信下降，因此上疏请求自贬，以征北将军的身份行事，要求留镇广陵。朝廷下诏，认为这只是部将的过错，不应引咎到褚裒，而且敌寇尚未殄灭，方镇大员的责任重大，不应自我贬降。因此命令褚裒回去镇守京口，解除了他征讨都督的职务。当时河北大乱，二十多万流民南渡黄河要来归附东晋，不幸遇上褚裒兵败而退，势头接不上。这些流民结果进退两难，又被前燕以及前秦的军队劫掠，死亡略尽。

褚裒在十一月回到京口，听到到处都是哭声，便问左右随从是怎么回事。随从答道：“他们都是代陂阵亡将士的家属。”褚裒因而惭愧悲愤而一病不起。十二月，褚裒病故，终年四十七岁。褚裒病逝后，远近的人们无不嗟叹哀悼。朝廷追赠他为侍中。朝廷接着任命吴国内史荀羡为使持节、负责徐兖二州和扬州晋陵的军事兼徐州刺史。荀羡那时才二十八岁，中兴时期的地方要员从未有过像荀羡这么年轻的。荀羡抵达藩镇后，发动两州的兵马，派参军郑袭去卫戍准阴。荀羡不久便移镇到准阴，在东阳的石鳖屯田。这是后话。

荀羡字令则，清和有准。荀羡才七岁时，遇上苏峻之乱。他当时跟随父亲荀崧在石头，苏峻很喜爱他，经常把他放在自己的膝上。荀羡暗中跟他母亲说：“我如果有把利刀子，就足以把这贼人杀了。”他母亲急忙掩住他的嘴制止道：“不敢乱说！”荀羡十五时，皇室要把寻阳公主嫁给他，但荀羡不想跟皇室联姻，便逃婚远去，但被有关部门追上。荀羡不得已而娶了公主，因此官拜驸马都尉。他二十岁弱冠时和琅邪人王洽齐名；沛国人刘惔、太原人王濛、陈郡人殷浩都跟他关系良好。

公元350年春，后赵大将军，石虎的养孙石闵改回他的原来姓氏，在大肆屠杀邺都的胡人后，即皇帝位成为大魏君主冉闵。

东晋朝廷听说中原大乱，便再次商议北伐事宜。不久，便任命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负责扬、豫、徐、兖、青五州的军事；任命氐族领袖蒲洪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负责河北的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任命他儿子蒲健为假节、右将军、负责河北征讨前锋的军事、襄国公。

当初，蔡谟被任命为司徒后，三年不就职。朝廷诏书屡次下达，太后还派使者向他晓谕意旨，蔡谟始终不肯受任。这年年末，晋穆帝在前殿上朝，派遣侍中纪据和黄门郎丁纂再次去征召蔡谟。蔡谟借口病重，让他的主簿谢攸去辞让。从清晨直到黄昏，使者往返了十来趟，而蔡谟还不肯来。当时晋穆帝才八岁，等得有点疲倦，便问左右随从说：“所召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我在这前殿临轩，何时才能完结？”太后因为君臣都已经疲惫不堪，便下诏说：“既然他执意不来，那么就罢朝吧。”中军将军殷浩上奏要求罢免吏部尚书江虨的官职。会稽王司马昱的令曹说：“蔡公傲慢，违背皇上的诏令，没有人臣的礼数。如果君主卑屈于上，大义不行于下，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如何为政。”公卿们于是一道上奏说：“蔡谟悖慢傲上，犯了不臣的大罪，请将他送交廷尉以明正刑法。”蔡谟听说后才感到害怕，急忙带领子弟身着素服，前往宫阙磕头谢罪，并自己到廷尉去待罪。殷浩想给蔡谟处以死罪。适逢徐州刺史荀羡入朝，殷浩便征求荀羡的意见。荀羡说：“蔡公今日的处境危急，明日必然有齐桓公和晋文公一般的作为。”殷浩这才作罢，只是让朝廷下诏免蔡谟为庶人。

当初，桓温听说石赵大乱，便上疏请求出师收复中原。但奏章很久没有上报。桓温知道朝廷仗着殷浩抗衡自己，十分愤怒。然而他历来知道殷浩的为人，也不怕他。因为国家当时没有外来的挑衅，桓温和朝廷在年把时间里也相安无事。虽然还是君臣相称，那只是表面而已。桓温属下的八州军队和物资调配，国家都指挥不得。桓温屡次请求北伐，诏书总是谢绝。公元351年十二月，桓温忍无可忍，上了一道表章后，即刻率领四五万大军顺流而下，抵达武昌。朝廷听说后，大为震惊。

殷浩既想以辞职来躲避桓温，又想用朝廷的驺虞幡来阻拦桓温的军队。吏部尚书王彪之跟会稽王司马昱说：“这些都是他为自己的打算，并不能保全社稷，为殿下着想。如果殷浩离职，那么一定会人心惶惶。天子坐在那里，这时候总要有人来承当责任，而这人不是殿下又是谁！”又跟殷浩说：“对方如果抗表问罪，你是为首的。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你已经很得罪了他。现在要想回去当个平民，又怎么可能！我觉得暂且应当静以待之，请相王（指司马昱）亲手给桓温写封信，向他表示诚意，并向他讲明成败的后果，我估计他一定会班师回去。如果他还不肯，则正式下诏让他退兵。再不肯，那么只好用正义来解决。所以你何必现在就无故地匆匆离职，自己把自己给吓死！”殷浩说：“自己一个人处理大事的确很难，近日来我被这事搞得郁闷得很。现在听了先生这个主意，总算喘了口气。”

王彪之字叔武，是王彬的儿子。他才二十时鬓须都已经斑白了，所以当时人们叫他王白须。王彪之当初官拜佐著作郎和东海王的文学。堂伯王导跟他说：“选官的人想让你担任尚书郎，但幸运的话你可以成为藩王的参佐！”王彪之说：“我不在乎职位的高低，只要时机成熟就好。至于超常升迁，我是不愿意这么做的。”于是就任了尚书郎。镇军将军和武陵王司马晞后来聘他为司马，累次升迁后官至吏部尚书。

抚军司马高崧跟司马昱说：“大王应当写信给桓公，跟他讲明祸福利害，对方自然就会班师回去。如果他不这么做，大王便应当发动六军。谁逆谁顺就在于大王的这一决定！”于是当场就在座上为司马昱起草这封书信：“贼寇之患应当平定，可趁之机应当抓住。这实在是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也是一个宏伟的计划。能充分利用这一机会的人，除非足下还能有谁？但因此而兴师动众，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才行。大军和粮草运转的艰难，对古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足下不能轻易地开始而不对此深思熟虑。之前朝廷之所以一直在考虑却犹疑不决，原因就在这里。异常的大举，是大家都害怕的事情。朝廷内外议论纷纭，想来足下多少也听说。如果因为担心失去这一机会，就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只怕朝廷内外听到这风吹草动，一下子全都崩散。这样一来足下的名望和实力会一块丧失，社稷的大事也就完了。如果真的这样，那都是由于我的暗弱，德望和威信不够，不能让军民镇静，保住京城的安定。所以我在内愧对于心，在外愧对良友。我和足下，虽然职有内外，但在安定社稷，保卫家国这点上，是一致的。天下的安危，系在足下的英明才德上头。足下应当先考虑国家的安定，然后才考虑对外的征讨。巩固国家的根基，弘扬朝廷的大义，我们都寄希望于足下。我这区区真诚的情怀，怎能因为担心得罪足下而不尽言！”

桓温收到这封书信后，立即上疏惶恐地向朝廷谢罪说：“臣近来亲自率领所统部队，准备北上扫平赵魏。大军进驻武昌时，得到抚军大将军会稽王司马昱的书信，说朝廷议论纷纭，不少人妄生疑惑。书信里的言辞危急，为社稷担忧。臣看了之后既惋惜又惊愕，不理解其中缘由。自己形影相顾，顿然觉得无地自容。臣以一般的才识，肩负重任，虽然未必胜任，但臣的职责就是平乱。如今寇仇不灭，国耻未雪，幸好遇上可以利用的良好时机。有志向的普通百姓，还心怀愤慨。像臣这样的藩镇大臣，又怎能坐观而无动于衷！所以臣动员大军出发，不想安静地呆在原处。前后上了不少表章，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了。臣的真心丹诚坦然，大家都看得见。真不知道臣有什么细小的嫌隙，给朝廷内外造成这么大的惊动？难道是有些心怀恐惧的人，故意制造谣言，混淆朝廷的视听？

“当年乐毅谒尽真诚，结果弄得流泪逃亡；霍光赤胆忠心，却遇上上官太后的事。奸邪的人进谗言陷害有德行的人，是历代都有的常事，国家的存亡也经常由此而起。如今主上年龄也不小了，亲自临朝，但自己十分谦恭，把大权委托给大臣们，正希望你们帮朝廷在四海之内广播德信。况且臣世代蒙受圣上特殊的恩典，服务了三代皇上，并不是什么过路的宾客，也没有像韩信和彭越那样反叛的迹象，而现在却有人想用反间计来挑拨君臣关系，给朝廷造成的混乱超过四个敌国。这正是古代的贤人之所以为过去的事情叹息，也正是臣对现状的担心。如今这些无中生有的议论到处都是，罗织成一幅美丽的织锦，致使垂灭的贼寇重新获得喘息的机会，臣因此痛心疾首，悲慨越来越深。臣虽然心里想的手上做的都是为了国家，然而外难尚未平息，内弊却交替兴起。臣本来的愿望完全是为国家尽力。”桓温送上奏章后，即率军回到了自己的藩镇。

这一危机过后，朝廷准备举行郊祀。会稽王司马昱请教王彪之道：“郊祀应该有大赦吗？”王彪之答道：“自从中兴以来，郊祀往往带有大赦。但我经常觉得这不适宜。凶残愚昧的人，往往以为郊祀必有大赦，便生出侥幸的心理！”司马昱听从了劝告，取消了大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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