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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赵修竹教授

(2016-12-20 19:40:15) 下一个

追忆赵修竹教授

最初知道赵修竹教授大名还是十六岁时，当时父亲告诉我武汉医学院有一教授叫赵修竹，常给大家做分子生物学讲座，父亲本人也听过他的讲座。那时分子生物学可是一个"时髦及前沿的"的代名词，国内没有多少人懂这个东西。

真正见到赵教授真容要算是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上病理生理学课，赵教授给我们上肾功能衰竭大课。当时武汉医学院很多名教授都是从上海同济内迁来汉的，其中很多是留德的，许多教授都是风度翩翩，头发梳理有致，说着一口江浙普通话，海派气息浓厚。

因父亲数年前的提及，所以对赵教授的期望似乎很高。当赵老走进大教室时，用现代网语来说是“让小伙伴惊呆了”。用周围同学的话说，赵老似乎是一身农民打扮，上身是棉絮大棉袄，下面是大棉裤，脚上穿的似乎是一双北方老布鞋。走起路来似乎一颠一跛的。讲课时仍操着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学生们不太容易听懂，二小时大课，小伙伴们感觉似乎仍然在云雾之中，不知所云，讲课内容对医学生来说似乎有点高深莫测。我也有些同感，不过对他深厚的知识功底仍是脱帽敬仰。

大学毕业那年，斗胆地报考了赵老的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的三年中，与赵老则是经常接触。对赵老为人有深入的了解。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都称他为赵老师。毕业后有幸留在病理生理及后来分出的免疫教研室，有幸与赵老又共事三年，受到赵老进一步的言传身教。

如果说教师应为人师表，那么赵老师则是为人师表的典范。他严于律已，宽已待人。他治学严谨，紧跟学术的前沿，紧盯交叉学科。在病理生理方面，赵老师又将免疫学及自身免疫病引入教研。作为国外医学分子生物学分册主编，他不遗余力地为中国介绍分子生物学，分子病理学及分子免疫等的新概念。在补体学方面，在中国独树一帜。

如果说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那么赵老师则是扶持青年成长，甘为人梯的楷模。他支持年轻人多看文献，多写文章，多出研究成果。所有年轻人写的文章，赵老均逐字修改，提出建议，让年轻人作第一作者，自己名字放在最后。他极力推荐年轻人申报科研成果。赵老师桃李满天下，学生遍及欧洲，澳洲及北美。

赵老师心直口快，有时也爱发点脾气。赵老师非常平易近人，没有大教授的架子。结婚后曾请科研组一起去我们校外小家小聚，赵老师竞然也乘车前来寒舍，令人兴奋。

出国后，因种种原因，只见到赵老一次。那是两千年时，出国八年后，在赵老师家见到了他，岁月这把杀猪刀把每个人都不停地宰割，他那时显得很苍老了，腰间还挂着一个造痿袋。老人家告诉我发现了胃癌，让张应天教授做了切除术。带着虚弱的病躯，坚持去餐厅与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记得参加的有龚非力主任及吴雄文师兄。

那次匆匆一见后，便成了永别。因在美忙碌，若干年后才听说赵老师与世长辞了。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老人家是在2003 年12 月26 日仙逝的，距今已是十三年前。他是1920年7月出生，享年应是83岁。

其实赵老按资历及学术造诣上在同济绝对是一流的。只是那个年代及那个环境下，造成外人称赵老在中国校外的名声比同济校内要大的说法，也许与他是非同济毕业的有关吧。

1951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立了“中南同济医学院”（后来改为武汉医学院，后同济医科大学，如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赵老师是从武汉大学医学院（与杨焜教授及王汉章）过来的，最初他们在生理教研室时称“生理学馆”。1952年，赵修竹教授被调去筹建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姚竹与我是赵老师的同届研究生，是赵老的得意门生，称我为师弟。她写道，"谢谢师弟撰文追忆恩师赵修竹教授！我最后一次见到赵教授时应该是十四年前了，那时他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是看到我去看望他非常高兴。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撰写的《补体学》即将出版，又很自豪地谈到他知道的他的学生们的情况，当然少不了总会提到他的得意门生汪策。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开始很痛苦地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之后他又主动拉着我为他和师母合影，还一再嘱咐我将照片寄给他（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晚上，龚非力老师请我和免疫室的老师们一起聚餐，赵教授和冯新为教授都来了，可是赵教授只能勉强坚持吃完饭就离开了。

令我终生愧疚的是，回德国后我没有立即将照片洗印出来寄给赵老师，而之后就听到他已经病逝的噩耗！每每想到这些，我就非常伤心，无法原谅自己！

非常感谢师弟汪策撰写此文，无比感恩有幸接受赵老师的教诲。深深怀念敬爱的赵修竹先生！"

赵老师对自己生平曾有过自叙，仅摘如下。

一。热爱生活勤奋工作

1991年元月12日，《健康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对我采访的照片，并用“搞医学，一辈子不能偷懒”对我进行了概括。说真的，假如下边所述算什么成就的话，我自觉确与我热爱工作密切相关。我一生坎坷多难，但不论是读书、学习、教学、科研、培养研究生，还是劳动、种田，我都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把它做好。此外，我热爱公益事业，乐于助人，因此受过工会的表彰。以下就是我经历中比较大的几个段落。

二。艰苦的读书年代

我于1920年出生于当时归属河南省管辖的武安县(今河北省武安市)农村，儿幼时期常随爷爷到田地“劳动”。初小是在本村读的，而高小则是在距家稍远的邻村读的。由于本县当时没有中学，所以爷爷特意于1935年送我到安阳市去报考初中，幸被当时河南省重点初中第11中学(安阳中学)录取。不料读到二年级，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日军的南下，该校迁往豫东南的汝南县。那时绝大多数学生回家去了，只有极少数学生随校南迁。在汝南时生活十分艰苦，老师与学生基本上靠地方救济。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学校又从豫东迁往豫西。由于数度搬迁，所以初中后半段的学习是不正规的。1938年初中毕业后，随即考上也搬到附近的开封高中，1941年毕业。

高中毕业后，承好心的同班同学刘定沐的邀请，随他到西安去考大学，生活由他负担。这样穿山越岭徒步走到洛阳，然后乘火车到达西安。在那里参加了好几所大学与单位的考试，如西南联大、西北大学、银行等，但军医学校发榜最早，并可立即入学，有衣、食等供给。为了自己的生活问题，就先到该校报到。当时内心的想法是暂时这样，待其他单位通知书到手，再选择一所更合意的学校或工作单位。但军医学校对学员的这种心理有所察觉，便把其他院校或单位的录取通知书扣留，到了三年级才发给我们，这已没有任何变动的可能了。

在西安读书时除了生活上的清苦外也有别的干扰，那就是日本飞机的轰炸。只要是晴天，日寇成批的飞机去轰炸西安，幸好校址距离城墙不远，我们在城墙上开了个通道，此时就到野外上课，弥补了一点时间上的损失。

三。从事人体生理学的八年

这八年是在三个学校经历的：原国防医学院、武汉大学、中南同济医学院。

抗日战争一结束，国民党政府即将原来的军医学校及一些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一齐集中到上海翔殷路成立了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为院长，卢致德为副院长，林竞成为附属医院院长，柳安昌为教务长。我于1946年毕业后，即留校任该院生理学助教。

当时国防医学院积聚有不少的资深生理学专家，如林可胜、柳安昌、李茂之、诸相尧、卢振东等。他们还是中国生理学会及《中国生理学杂志》等的负责人，因此是一个有志钻研生理学的青年学者努力上进的学府。我在那里拼命用功学习，对学生辅导尽心尽力，常常获得上述教授的好评。其中有些教授还有意识地对我进行培养，并订有培养计划，如柳安昌先让我熟悉常用的实验动物犬的解剖生理特性，他分给我五只犬，让我训练，并定时检查一些生理指标，如脉搏、呼吸等，还让我到生物物理系进修一年。诸相尧教授那时在进行心肌发育的科研，他教我如何辨认蛙卵，观察其分化情况等。卢振东从M.Gregersen办的血量测定班回校后，要进行中国人血量与血气的分析，继又进行了妊娠血量变化的研究，其中不少实际工作也是交给我进行的(参看本刊1990，21(4)∶289～294；或王志均、韩济生主编的《治学之道》，1992．144～156）。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防医学院要迁往台湾，卢致德亲自找我谈话，要我随他们去台。我因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且我一个北方人，不愿去台，就谎称我母亲要来沪看我，现已到徐州，乘机离开了上海，到武汉的国立武昌医院(解放后改为武昌人民医院)作了医生。武昌解放后，我还参加了武汉南下慰问团医疗队，为解放军看病治病。这是我初次与解放军密切接触，他们的勇敢、守纪、爱护群众的优秀品质深深地感动了我。

1950年，武汉大学医学院要开首班人体生理学课，但各级教师十分缺乏。当该院院长范乐成获悉我在沪从事过生理学教学工作，且又与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时的同班同学柳安昌在一起工作过，就一心想让我调往武大工作，多次前来找我与当时医院军代表接洽。这样，在搞了不到一年临床工作后，就又转回到自己原来的专业——生理学。

在武大工作期间除了上述专业工作外，还接触了一些群众工作，如在珞珈山时期参加工会办公室工作，到东厂口期间我被选为工会主席，还获得武汉市(那时是直辖市)工会劳动模范称号。

解放后，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是院系调整，其中医药界的一项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立“中南同济医学院”。合并后生理学教研室的实力加强了，但仍缺乏教授级人员，所以开始一个时期曾请过湖北医学院张硕哉教授及中山医学院林树模教授前来代过课，一直到1953年从湖南医学院调来程治平教授后，教研室的领导才算解决，并开始有了科研工作，如中国大学生的体液分布及有关高温作业时对身体影响的调查等等(参看本刊1989，20(4)∶289～294；或王志均、韩济生主编的《治学之道》，1992．129～135）。

四。断断续续从事病理生理学的年月

1954年武汉发生大洪水，可以说全市青壮年都被动员上堤防洪，我被派往采石指挥部工作，在那里我初次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组织能力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国庆节前后，大水退去，学校派人接我回校，得知学校已决定将我调离生理学教研室，去进行一个新学科病理生理学的筹建工作。大家知悉，病理生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是从苏联开始的，那时正是向苏联学习的高峰时期。说实在的，我对这样的任命是高兴的。

校方给新教研室分配了房屋，并陆续派来了教师、技术员与工友，我们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955年卫生部在北京医学院举办病理生理学进修班，我与冯新为前往参加。返校后我们连续进行了两班教学，而且还接待了苏联专家来访，我们的工作还深受他的赞赏，也获得校方的表扬。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并与生理学、生化学、生物物理学与营养学一起成立了湖北省生理科学会，我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但好景不长。在1957年全国开展了整风与反右派斗争，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接着下放农村，监督劳动。

在农村监督劳动的后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医务室当医生。由于农场大、民工多，且时有流行性疾病发生，特别是肝炎流行得厉害，所以每天工作下来，真是累得够呛。我也因为这项工作传染上肝炎，黄胆非常明显，腹水很重，并有过肝昏迷，几经抢救，性命保住了，但留下一个肝硬变的诊断，至今仍不时干扰自己的工作。

后来回到了学校，在监督劳动的同时，逐渐与自己的专业有了接触。由于病理生理学是从苏联学来的，在1958～1959年的整改过程中，成为首先“砸烂”的对象，而与病理解剖学合并。似乎在1962年重新恢复单独开课，而到1966年又被取消。“复课闹革命”后，又长期与病理解剖学合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才真正恢复了病理生理学建制。但在合并期间，病理生理的原来科研工作，如抗癌药物筛选、卵巢癌的免疫学诊断、免疫耐受、补体的研究等等没有完全中断。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首先，先后出版了数版病理生理学教材(第一、二、三版由冯新为主编，第四版为金惠铭主编)，接着又出版了多部参考书，如临床病理生理学(李楚杰、卢兴、赵修竹主编)、病理生理学(王迪浔主编，赵修竹、程立为顾问)。

至于科研，这时教研室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王迪浔教授领导着肺血管反应性的研究，冯新为教授领导抗原提呈的研究，我则是主要检测补体的遗传多态现象(参看下述)。

五。提议与促成免疫学会的成立与免疫学教研室的建立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期间，我有一段时间被调往我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科开展肿瘤学的研究，在这期间我翻阅了一些有关肿瘤研究的新资料。1978年，我校接受编辑出版《国外医学分子生物学分册》的任务，校方把这项具体任务交给了我。校方为此加订了有关国外分子生物学的原版期刊74种，我与有关同志一面筹备有关编辑出版事宜，一面阅读这批资料。从这次学习中明确地看出，研究生物体已从整体水平、系统水平、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向分子水平强力地进行渗透，并取得了不少成就。这种变化大大促进了人们对生物体的深入了解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分子生物学已成为一切生命科学的支撑学科。

在生命科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支科学——免疫学。她是一门既古老又崭新的学科，她是研究机体免疫系统的组织结构及其生理功能的学科，她是人类征服疾病、保障人类健康的强有力手段，她也是近年从分子水平研究得最多、进展最快的一门学科。从八十年代初期，我先后分别向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武汉科学技术学会、同济医科大学校长、同济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等建议成立免疫学会、免疫学教研室、免疫学研究所及编辑出版免疫学期刊等。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其中湖北省免疫学学会于1986年成立，我任第一届理事长，后由龚非力教授接替，每两年活动一次，从未间断。这种情况深受会员的欢迎，并受到省市科协的表彰。

关于成立免疫学教研室也在那时开始筹划，经过前后多次讨论，同济医科大学在1990年成立了这一机构。当时基本上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原病理生理教研室的两个有关免疫学研究的课题组(前已述)，二是微生物学教研室中主要从事免疫学的人员，三是该校实验医学中心中的免疫学研究室的全部人员。由于领导得力，全室人员通力协作，经过10年的努力，同济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已先后被授予硕士培养点、博士培养点、博士后流动站，并被同济医科大学及湖北省表彰为先进单位。

我领导的补体科研组工作是从测定中国人补体第一途径的50%溶血活性(CH50)与第二途径的50%溶血活性(ACH50)及其在全身性红斑狼疮(SLE)时的变化开始的，也检测过中国人补体第3成份(C3)的遗传多态现象。但从1983年以来这一课题组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基金、学校基金、中澳教育合作基金等的资助后，就集中研究中国人位于第6染色体短臂上的三个补体成份C4、C2及B因子(Bf)遗传多态现象及与疾病的关系。这部分工作已进行过四次成果鉴定，均评为“国际先进水平”，并荣获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两项。这项研究导致“中澳友谊补体实验室”在同济医科大学的建立，并被第11届国际组织定型会议列为国际十大补体定型中心之一。

补体学是免疫科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进展神速。近年我国对免疫学科也倍加重视，科学研究在奋力进行，出版物也为数不少。唯独补体方面，不仅研究数量少，水平低，且一直没有专著出版。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萌发了编写一本《补体学》的念头，并开展一些补体的科研工作。改革开放政策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在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同时，一面查阅文献，一面进行编写，终于在1985年完成了中国的第一部《补体学》，并争取到一个出版的机会。遗憾的是，该机会一闪即逝。且由于科研工作忙，这事也就搁置了起来。新近，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愿意将该书作为重点书籍出版，这自然勾起了自己的兴趣，但十多年前的资料，肯定有些陈旧。要出版，需要修改更新。当这一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际，1995年10月我被检出患有胃癌，需要立即手术治疗。我原患有肝硬变、糖尿病、高血压病等多种疾病，这次雪上加霜式的突然袭击，确使我悲观失望了一个时期。幸好手术非常成功，术后恢复顺利，就在病体恢复之际，也逐渐恢复了该书的撰写，并在教研室全方位的支援下，还是在预定的时间内交了稿。书稿印就后，还有四次校对工作也主要由我进行。这样，中国第一部《补体学》在1998年元月就正式问世了。当拿到这一装帧精美的新书时，内心的感觉就像克雷洛夫所说：“在自己的蜂巢里，看到了自己酿的一滴蜜”。

一代医学教育家，病理生理，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大师及恩师赵修竹教授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