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学校
新成型的东伯黑人社区资源很少，但居民们尽力而为。中产阶级白人从东伯市搬走以后，黑人靠自己的资源建设了自己的机构。当时的Ravenswood学区90%是黑人，但老师90%是白人。
有个黑人母亲Gertrude Wilks发现，尽管她的儿子成绩不错，但学校的教学大纲不足以保证她的儿子在高中毕业时脱去文盲的帽子。她成为家长教师协会(PTA)的副会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教师们在说：＂没必要给他们作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都不在乎。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父亲。＂
Wilks觉得被骗了。她联合伯乐沃土附近的妈妈和一些白人朋友组织了一个项目，把一百个当地孩子送往好学校。她还建立了名叫内罗毕日(Nairobi Day)的学校在周末额外辅导阅读。
Gertrude Wilks (右)，六十年代的著名领袖之一。她参与了 促使斯坦福实行特殊照顾(Affirmative Action)的运动。
本系列文章最初提到的那个鲍(Bob Hoover)，他的妻子玛丽(Mary)完成了在斯坦福语言学的博士学习，形成了一套教黑人学生识字的Nairobi方法。
东伯的治安仍很不好。有一天一个白人拿着枪顶着几个孩子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那时东伯的失业率大约是全国的二倍，63％的人口低于25岁，只有一半成人受过高中教育。
鲍勃决定开始建立社区学院。六十年代末期，人权运动力量壮大，工业界许多人在想法显示他们是好的企业公民。
当鲍勃募捐遇到困难时，他找到了惠普公司老板Packard。他们两人是一家呼吁促进政府透明度的政治组织的共同主席。
Packard作为终生共和党党员，经营着硅谷最具标志性的科技公司，他最终为鲍勃的黑人力量学院提供了首轮资助。
鲍勃说，Packard的支持是真诚的。惠普和它的黑人领导包括Roy L. Clay都从黑人学院招聘员工。
鲍勃回忆道，＂他来参加每个会议，他带来许多CEOs加入这个组织，因此给我们社区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
六十年代未惠普和很多CEO给鲍勃部分基金开建社区大学和学校。至1969年，鲍勃(左)领导的内罗毕学院可以教授从物理到黑人法律问题到斯瓦希里语(非洲东部的代表性语言)的课程，部分资金由惠普的Packard支持。
改市名
在1968年，东伯市的年轻人开展了一项运动，希望将城市改名为内罗毕，以彰显黑人族群的构成。内罗毕正好是东非国家肯尼亚的首都，不知道东伯想取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另两个名称Kenyatta和Uhuru是备用名称。
但是这个努力没成功，因为老一代认为内罗毕太显然地与生活在贫民窟联系在一起了。如果那时的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就可能通过了。
特殊照顾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使非裔美国人入大学是另外一个战役。1960年，鲍勃到来后一年，斯坦福只收了两个黑人！
1968年三月的一天，东伯市四位老师带着50名学生去参观斯坦福的非洲艺术展，学生们被要求打开书包检查，感觉像作贼一样。Wilks一气之下给斯坦福当局写了一封信。
两周后，马丁路德金被刺。在斯坦福的纪念活动上，Wilks和东伯的学生以及一群黑人学生坐在头排。
在校长致辞时，前排学生全部一致站起来走上讲台，其中一位斯坦福的学生Frank Satterwhite (也有人称Omowale Satterwhite)宣读了一系列要求，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斯坦福从附近的东伯市和门罗公园市还有圣塔克拉拉县招收少数族裔学生。
自此，在斯坦福的特殊优待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一般被很不确切地翻译成平权行动)正式诞生。
住房歧视
但是在六十年代末，即使黑人找到高薪的好的技术工作或者上了大学，住房歧视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找房的能力。有一位黑人清楚记得，当他来到著名的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Martin)从事研发工作的头两个月，他不得不住在宾馆里。而他的白人同事却可以立刻入住独立屋(single-family homes)。
非裔经过努力终于在1968年马丁路德金死后一周，联邦政府通过了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law)。
移民
公平住房法的通过意味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东亚和南亚移民开始在七八十年代涌入硅谷。比如在八十年代一个越南难民搬到湾区，他们就可以自在地选邻居和学校而不会受歧视。也正是人权运动帮助打开了北欧和西欧国家移民来美的大门。
大约有八十多年，对中国大陆移民的大门紧闭，每年给台湾的签证也限制在100个。
但是在六十年代，按前总统肯尼迪所说，基于国家来源而设计的维持美国现存种族构成的老的移民配额已变得近乎不能容忍了(＂nearly intolerable＂)。肯尼迪被刺后，他的继任者约翰逊总统在不到两个月之内连续签署了移民归化法案和选举权法案。
移民法永久地政变了硅谷。1960年，现在谷歌和苹果的所在地圣塔克拉拉县有96.8%的白人，而到了2010年, 亚裔已占32%，拉丁裔占26.9%。
在现有体制下，移民政策会根据移民的技能或他们在美国的现存家庭纽带进行选择，这造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大量人才流失，这两个国家当时才建国不到二十年。
政治上的不稳定和较差的经济增长以及象大跃进那样的灾难，造成这些国家的高级精英(the crème de la crème)走出国门寻梦。这个the crème de la crème词组很形象，来自法语，指的是奶油上面最精华的部分。
新的移民法青睐有技术有教育背景的移民，他们许多人落户在硅谷。经济的火速增长又反回来促使北京和班加罗尔成为新的技术中心。
但是1965年的法案一方面对亚裔美国人带来影响，另一方面对拉丁裔却有完全不同的影响。
直到1965年，墨西哥移民大量地通过一种临时工的项目而来。劳工活动家批评这种项目利用低廉劳动力，劳动条件却很恶劣。
但是新法也有问题。它的限额远远不足以满足对低薪低工作技能的工人的现实需要。比如，1965年，有6.5万墨西哥人合法通过移民文件进入美国，而同时却有44.5万人作为邀聘工人(guest worker)也进来了。这种邀聘项目在1976年被废止，从墨西哥合法移民的配额被定为每年二万人。
这种非法移民的局面自然引发许多问题，也挤占了公共服务的资源。美国开始在边界加强兵力，边境巡视的预算从1986年的1.5亿增加到去年的14亿美元和2.1万官员。
所有移民来美的人并非都是平等的。
下一篇将会谈到七十年代两城的变迁，以及硅谷的横空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