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白桦树》第三章 天河师专

 

第三章   天河师专

 

   我们三人赶到天河师专的时候，天都已近黄昏了。学校位于一条大街旁。当街的两栋四层楼的楼房外表就像是两块横立着摆放的大砖头，毫无美感。右侧的那栋楼房的正门外，挂着一块崭新的白底黑字校牌，上写着“天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算是学校的全称了。

  门是弹簧的，开着，门下面楔进了一块三角形的木块，防止它反弹。一进大楼，就觉得楼内光线特别昏暗，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进门旁边就是传达室，里面有位头发花白的师傅，看过我们的调令，态度很客气，说，“欢迎三位老师。进门左拐右手第一个门，有人招呼。”

  房间里有两位女老师。靠门口的自称是人事处的，自我介绍叫吴桂兰。她见到我们时好像早已认识似的，说声“你们来啦？”算是打了招呼，然后让我们把调令、京师大学出具的证明，还有户口、粮油关系交她收下登记后，通知我们说，“按照国家的规定，刚刚毕业的本科生，第一年是试用期，你们的工资每月四十六元。”

  哟，还有试用期啦？多长？我是头一回听说。

  “试用期一年。”吴老师像在回答我心里的问题，“明年转正，五十六元。”她又看看我们，“你们刚毕业，身上没带多少钱吧？按规定，可以预支你们半个月的工资。”说完，让我们转到里面桌上。

   坐里面的这位老师大概年纪三十上下，皮肤较黑，上身是普通的白衬衫，下身黑色长裤，都洗的有点褪色了，邹巴巴的，外表像个农村妇女。她姓孟，名字没记住，总务处的。她递给我们一人一个信封，说，“这是预支的工资，二十三元，签个名，点点吧。”

   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因为京师大学学生生活费用由国家全包，平时没有用钱的地方。我只知道每月由我姐姐给我寄来的五元钱供零花，这个数字就已经够大的了。我记得在我老家南京城里，一个月的伙食费七元人民币就已足够，再添五元就可以吃上“小灶”，每顿三菜一汤，两荤一素，这可是领导干部才能吃到的伙食了。所以五元钱零花我根本就用不完。我除了偶尔在校门口外小摊儿上花五分钱炸一个荷包蛋打打“牙祭”外，其余的我都用来买书了，还买了一件自己喜爱的健身用品，所以当装钱的信封落我手中的时候我分外感到一种沉甸甸的人生分量，我知道自己长大了，从此独立生活了。

   孟老师又打开了抽屉，里面排列着几个纸盒子，分别放着大小面值不等的钞票，还有一堆烂糟糟的粮票。她向我们介绍说，“你们的粮食定量原先是大学生的标准，每月是三十六斤，现在成了国家公务员，定量是二十八斤。这是你们这个月的粮票。你们平时吃饭是在学校食堂，饭票、菜票在这里就手买了吧。食堂呢，”她手朝窗外指指，“就在那，穿过像这一模一样的两栋楼，再过那空场子，就瞅见两间大房子，那就是学校食堂了，记住了：右边是教工食堂；左边是学生食堂，别走错了。”

   我问，“你是指那边的一间很小的房子吗？”

   “嗨，你看到哪儿去啦？”孟老师重新给我指了指，“不是那间最小的，是旁边的那间大的。别走错了地方。”

   “那最小的房间是做什么的？”我还在问。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孟老师不耐烦了，对我们说， “赶紧的，你们吃晚饭赶趟儿。”她又看看我们两手空空，没带什么物件，说，“我估摸着你们的行李衣物还寄存在火车站，是吧？我带你们先认认宿舍，收拾收拾，今晚你们就凑合事儿，学校有几床被子你们先借用着，等明早你们楸回行李来再还，没事儿。”

“你说什么？”我没听懂，“‘楸’？‘楸’谁啊？”

“就是‘取’，”管人事的吴老师先笑起来，“这是东北话。”

   这位孟老师介绍得挺仔细，只是当我一听她说到“二十八斤”这个数字，脑子就发懵了：粮票我当然知道，但大学四年，我没用过，京师大学吃饭从来不用粮票，都是可着肚子吃。要没这个条件，我大学四年哪能身体像发酵似地蹭蹭往上窜，往横里长？这一身腱子肉哪能练出来呢？“二十八斤”，我脑瓜一转，一天只能吃九两，九两是多少呢？相当于大学食堂里的几个大馒头呢？不知道。

  我们买好了饭菜票，她就带我们去寝室了。原来这所学校一共只有前后四座楼，一式的“砖头块”，一看就知道原先是哪个机关做办公楼用的，现在权当做学校了。其中两栋做教室办公室，另两栋做宿舍。临街的住女生，靠后面空场地的那栋楼住男的。过了空场子，有几间平房，那就是食堂。

    我们相约好了在食堂见面，殷浦江就跟着孟老师走了。我跟王瑞祥领到宿舍的钥匙，径直来到了食堂，见里面还坐着几个人在吃饭，见我们来了，知道是新来的同事，都走近前打招呼。其中一人外表挺斯文的，戴副眼镜，眼皮跟腮帮有点虚松，带点南腔北调的口音问，“你们是从哪分来的？”

  “京师大学。”王瑞祥答了。

  “哦，名校啊！幸会幸会。”他脸上立刻现出热情，故意用上海话说，“阿拉上海人。”说完又换成了原来的口音，“鄙人贾——若——熙，复旦大学。教现代文学。认识二位真的太高兴了。”他已经吃完饭，端着两只空洋瓷饭碗领我们到卖饭菜的窗口，朝里喊，“王师傅，来了新人了。先借他们几只碗今晚对付一下。”

窗口里面的王师傅是个胖子，不单身体胖，脸更胖，脸上的肉都挤成了疙瘩，一嘟噜一嘟噜，油光光的，仿佛里面的油都能淌下来。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就手拿过两只粗陶钵子，塞我手上，用握在手里的一只长勺子敲敲一口大木桶的边沿，“几两？”

   我看桶里黄黄的像黄泥巴水，好像是小米粥，稀汤汤的，见不到小米粒。我想这钵子不大，就算是师傅掏底舀，也盛不了多少小米，便说“一两吧。”

   那位师傅“哗”一勺子倒我钵子里，里面的粥液冲到底部又反弹上来，差点要溢出钵子边缘，我赶紧顺着水的惯性让手腕做了个缓冲动作，把那一点想叛逃出去的粥水挽留在了钵子里。

   他又指指旁边大盆里的黄饼子，“要几个？”

  “什么面的？”我问。

  “棒子面儿。”

  “几两一个？”

  “二两。”

   我吓一跳，二两才这丁点儿大？我要吃几只黄饼子才能饱啊？这可是我原定的计划一顿三两的量啊！我不由得在心里盘算起来。

  “买几两？快点。”大师傅不耐烦了。

  “我买，我买。”我忙着付粮票，“二两吧。”

  “啪”扔出来一个饼子。

   我又到另一个窗口，递进了钱票和我的另一只钵子。很快，钵子里盛了一小勺子酱还有两根又粗又长的大葱送了出来。

   我手中拿着这两根大葱，就像是握着双节棍，端着晃荡的小米粥，生怕它泼出来，上面还架着一块黄饼子，小心翼翼地走近桌旁坐下。

   王瑞祥也跟我一样，慢吞吞地走过来，嘴里低声嘀咕着，“真他娘的，老子原以为东北比咱家乡好，没成想到这来遭罪了。”王瑞祥拿起双节棍，比比画画说，“第一顿就吃这个：大葱蘸酱，在咱老家，穷人才吃。”说完直摇头。

   贾若熙见我们坐定了，招呼说，“你们慢用，我先行一步。”一转身，刚好又碰上方才进门的殷浦江，他脸上立刻又堆满了笑容，“欢迎，又来一位。新来的吧？请问是从哪分来的？”

   殷浦江微笑着答，“京师大学的。”

 “哦，你们几位是一起的。阿拉上海人。复旦的。教现代文学。”他又讲起了上海话。

   我赶紧起身介绍，“贾老师，正好，你碰到老乡了。殷老师就是上海人。老殷，”我对殷浦江说，“没想到吧，你在这里碰上老乡了，你们这是‘老乡遇老乡’，下面该‘两眼泪汪汪’了。”我说着也走到他俩的跟前。

   贾老师一听我介绍，冷不丁愣了一下，笑容也不大自然起来，上海话也不讲了，改口说，“好啊，好啊，不过我现在早已是入乡随俗了，普通话，早就用习惯了，毕竟这里是东北，上海话没几个人能够听懂呀，是不是呀？嘿嘿。”

   殷浦江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还是用上海话问候着，“侬上海住拉阿里搭？（住什么地方）”

  “虹口。嘿嘿，早年住的。”贾若曦支吾着。

  “侬刚（讲）侬是复呆（复旦）的，嘎老巧，吾古古（哥哥）也是复旦中文系。侬该宁德的（你应该认得的）。”

“啊？那实在是太巧了……”贾若曦笑得很不自然。

“他叫殷沪江。”
    “啊——啊——沪江啊——原来是你兄弟呀？太巧了！哈哈哈，没想到在这儿认识他的妹妹。好好，你们先慢用，慢用。”说完他就急匆匆走了。

   我帮着殷浦江打了饭。当她拿起“双节棍”时，我看她的脸上顿时表情大变，她大概作梦也没想到，第一次东北大餐会吃这个！她眼神里充满了吃惊、愕然和无助。她用姆指、食指捏着大葱，无名指和小指都兰花指似的弯勾着，仿佛手里拿着的不是能往嘴里送的大葱，而是一把不能扔又不愿拿的马桶刷。

   “这……这是吃的吗？”她眼镜后面的眼睛睁得老大，竖起“马桶刷”问，“怎，怎么吃法？”

   看她那不知所措的样子不由得引我哈哈大笑，“怎么吃？不就朝嘴里送吗？来，我吃给你看。”

   其实我平生也没吃过生葱生蒜，但我此刻肚子里的确饿了，我想起生大葱无非一股冲人耳鼻的呛味，这还能比赵一曼受刑还难受吗？就当是考验考验自己的意志了，再说早就听说吃生葱生蒜对健康有益，那就好吧，“朝着自己的弱点进击！”于是我想都不想，一口咬下了白白的根部一大截。强烈的辛辣味沿着鼻腔粘膜直冲到我的脑门，刺激得眼泪都差点流出来。我命令自己，“用语言努力分析并加以描述痛苦的细节，痛苦反而会减轻”，我于是一边细细咀嚼，一边努力地体味着舌蕾如何从辛辣慢慢转变成甘甜的过程，那冲鼻子的气味居然最后还留下一点香的回味。第一口下肚之后，我底气足了，冲着殷浦江开心一笑，“哈，太可口了！让你神清气爽！”

   殷浦江的眼睛从我一口吃进大葱的那一刻起，就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的嘴部运动，腮帮上的肌肉也跟着抖动着，仿佛是她跟我一道在吃，眼痛苦地眨着。见我吞下了第一口，这才如释重负般的吐一口气。
   “好乞发啦？（好吃吗？）”

  “嗯，味道很不错。”我夸张地点着头。

   王瑞祥看我吃了，也蘸着酱跟着吃起来，他动作很熟练，说，“我倒不怕吃这个。我小时候吃的多着呢。农忙的时候，我帮爹爹干活，要嘛煎饼卷大葱，要嘛大葱蘸酱配窝头。这玩意顶饱。我就是觉着这食堂太不像话。这是大学。我们是大学老师。就给我们吃这个？你再看这粥，稀不拉几，都能当镜子照了。”

   他这一说，我也低下头用筷子在钵子底部搅动了一下，看见从下面泛上来的小米粒儿稀稀拉拉，跟着筷子跑，像似游离在原子外面的自由电子。不过我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一千多公里的旅程，加上这一整天的奔波，饭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我已经饥不择食了。我三口两口就着大葱吃完了苞米饼子，喝完了叫做“粥”的悬浮物的混合液体，觉得肚子还是很空。直到这个时候，殷浦江还在一小块一小块地撧着饼子，一小口一小口的啜着“小米粥”，有时伸出舌尖舔舔大葱的根部，脸上现出犯难的神色，还不时地咋恶心。

   她看我吃完了，把剩下的饼子又撧下一半塞到我手中，“帮帮我，你肚子大。我吃不下这么多。”说完干脆连大葱也交给了我。

   俗话说“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这话不假，我已经一点不感觉难以下咽了，当然是来者不拒，统统一扫而空。

   殷浦江看看周旁没人，小声说，“这里的人好奇怪，就说那个姓贾的老师，让人觉得怪怪的，搞得人浑身不自在。”

   我问她，“我记得在火车上你说你是家里的独苗，怎么在跟贾老

师说话时，冒出来了一个复旦的哥哥？”

   殷浦江狡黠地一笑，“骗他的。”她不无得意地说，“他那口上海话只能骗骗你们。你瞧，诈他一下就吓跑了。”

   我们都嘿嘿笑了起来。

   她又嘻嘻一笑问，“你们猜，谁跟我住一个寝室？”

  “谁啊？”我们都张着嘴。

  “就是在公共汽车上碰上的‘俄罗斯姑娘’。”

  “啊？怎么这么巧？”我问。

“这有什么巧？”王瑞祥不以为然地说，“巴掌大的学校，就这几个破人，女老师更少，能不撞上脸吗？那你见到她啦？”

“没有。吴老师说，她是个混血儿，叫张桦茹，听说父亲是老革命，当官，家境很不错。她就住本地，在学校里留张床位，平时回家住。啊哈，我现在可好了，住的宽敞，欢迎你们常来串门子。”说着还亲昵地轻轻碰碰我的膀子。

   停了一会，她看看周围，又把头伸到我们面前，压低了声音十分神秘地说，“我刚刚去宿舍时跟吴老师聊天还知道一个消息。”

  “啥？”老王也伸长了脖子。

  “她跟孟老师还有这里的大师傅都是学校赵书记的亲戚。”

  “啥？”王瑞祥一脸的吃惊，“这学校是一家人开的？”

   这时候旁边走来了其他吃饭的人，我们都立刻住嘴了。

  “还是少议论领导吧。”我提醒着说，“反右的教训还没记住？”

   殷浦江抛给我一个会心的眼神，“你说得对。背后议论领导就有‘反党’嫌疑。”

   我们都不做声了。洗完钵子交还后，各自回到了宿舍。我跟王瑞祥住一间，室内就是两张床两对桌椅，可说是空空荡荡。

   我站在窗前向外望去，但见清澈的夜空中一轮明月已高挂中天，月色照亮了楼下的空场地，照亮了场地尽头的大食堂，也照亮了食堂后面更远点的一片黑黝黝的小树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只觉得平添了一份神秘。我不由得想起了远在江南的家乡，想起了年迈的爸爸妈妈，他们今天可好？此时此刻，他们知道最小的儿子已经站在了东北疆的天空之下了吗？一想到这，一份惆怅不由得升起在心头。

   王瑞祥也看着窗外，他突然指着空场上走动的两三个人影，他们都朝着食堂走去，说，“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吃饭？”

    我朝他看看，“你怎么知道是去吃饭？”

  “你看他们走到哪儿就知道了。”

   果然，他们是向食堂，只不过他们是进了我指错地方的那件小房间。不一会，食堂的烟囱里果然冒出了浓烟，火星子随烟四处飘散着。

  “我明白了，”王瑞祥一拍脑袋，“这几位是领导。食堂给他们另做。”

  “你怎么知道？”我问。

  “不信你就日后看。”王瑞祥十分有把握，“在我们老家，不论队里、公社里、乡里、县里，领导吃饭都这样。他们吃的都是在我们头上摊的。”

   他这一说把我全提醒了，难怪饭量这么少，这么难吃。还是那句话，他比我多吃两年咸盐就是不一样。我不由得心头有点忿忿。

   刚来咋到第一眼印象就不怎么样。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我所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很不美妙，这个单位很不理想，迎接我的绝不是光明的前景更可能是布满荆棘的行程。

   难道这就是我所向往的社会、向往的人生吗？难道这就是我建功立业的处女地吗？我躺在床上，盖着借来的被褥，被头黄黄的，已经洗不出来了，上面混合着一股劣质烟加上大葱大蒜和脑油的恶臭，浓厚而令人发腻，熏得我睡不着觉。

   那边的王瑞祥也总在不停地翻动，不时地抓挠着身子，弄得我也痒了起来，总觉得这儿那儿到处都在痒，这不是那种大面积的——大面积的反而好办，用手指在皮肤上划拉划拉就解决了，而是像针尖一样，痒进了骨髓。

   “不好，”王瑞祥猛地坐起，“这被褥埋汰，不干净。”

   “是不是有臭虫？”

   “这儿哪来的臭虫？那是你们南方的特产。这可比臭虫更坏。”

   “你说是什么？”

   “虱子。”

   我打了个寒噤，也吓得坐了起来。我从未见过这玩意，只晓得能传染很多疾病的，甚至是致命的疾病。

   “怎么办？”
    “脱！”王瑞祥大叫一声，立刻脱得精溜光。

   “脱光了不是没衣服保护了吗？”我不懂。

   “穿着衣服它就藏到了你的衣缝里，根本找不着它；衣服一穿上身，它就让你忙不消停。”

   哦，这里面还有这些门道！我这才懂得小时候家里雇了个北方大嫂做帮佣，来照看我出生不久的小外甥，她晚上总脱得光光的，弄得我们夜里小便都怕跟她碰面。那时连我母亲都搞不懂，说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怎么可以这样，撞见人不羞死？现在有了亲身经历我才恍然大悟，难怪！生活真是一部令人哭笑不得的教科书呀！

   我躺在床上，平生第一次有意识地体验着地球上所有人赤条条初出娘胎的感觉，真是出奇地爽！出奇地众生大平等的欢悦！尽管有星星点点的骚扰，一想起自己反正已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老子就这一堆了，你能拿我咋样？难怪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贫雇农革命性最强，他没的可输，到手的尽是赚的。真正是至理名言！一想到这，心反倒平静了许多，现在再有叮咬，我都懒得去挠痒了，干脆绷紧了肌肉转过身子像万吨坦克似的朝它压过去，我碾不死它也要让它呼吸不到空气，把它活活憋死！回想这几天离开了北京的经历，真像是从天上一下子哧溜到了谷底：从京城，下到省里，再下到专区，而另外两位同学今夜还得赶火车，跑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县城中学，没准还要下到农村中学去，至于我心目中的朋友陆文举、李玉瑶夫妇，他们还不知要堕入哪一层地狱……而那些在反右当中把同学往死里整的人，平时上课就睡觉，课堂讨论发言时牛头不对马尾，如今都成了全国重点大学的老师。“群分左中右，人分三六九”，这是我通过反右在心里总结出的一句话，这回再次得到了印证——这就是我第一天踏进社会亲身经历的严峻现实。一想到这，你说心情能完全平静？

   我翻个身，决心不朝着不愉快的方向去想。我想今天最愉快的还是头一回拿到了工资，二十三快，半个月，不能算少了。我知道许多工人干许多年每月也才拿这么多。一想起这个数字，心里就响起“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歌声。现在我得好好计划一下了：首先是寄十元回家，等下半月再寄十元，我得报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充满了甜蜜。我甚至能想象出妈妈接到我的汇款单时那嘴角牵动的笑容，还有老父亲那喟叹的声音，“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居然能用上最小的儿子挣来的钱，该因，该因！”说起我的父母亲，其实严格地说只能叫“养父母”，真实的身份是我的伯父伯母。我很小的时候，亲生母亲就去世了，我的生父只身到了香港，从此音信全无。我就是完全由伯父伯母带大的，他们对我跟亲生父母丝毫不差，所以我也习惯地喊他们“爸爸妈妈”，我对他们的孝敬完全是应当的。其次是计划一下生活费。眼下最要命的是吃不饱，怎么办？记得毕业前的那个寒假我回了趟家，母亲给我口袋里塞进了五十斤全国粮票，我死活不要，我说大学里吃饭管够。母亲告诉我这是为你毕业之后准备的，家里的粮食定量反正吃不完，一来是他们都老了，吃不许多，二来江南是全国鱼米之乡，再怎么困难，副食品总能弄到，要说现在是自然灾害如何严重，那估计也是说的其他省份，江苏这几年始终是风调雨顺的。所以说啊，还是爹娘最亲，养父母最亲，他们为我想到了前头。如今应该动用这粮票了，当然绝不能用它换学校的食堂票，干脆到外面去吃。一想到吃，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京师大学的学生食堂，那白面馒头，那个大啊，满手掌才拿一个，我一顿要吃四五个，还有那诺大的红薯，满筐装着……咦，想着想着，问题来了，既然全国都是粮食定量供应，为什么京师大学粮食那么充足?这问题我过去从来没想过，现在毕业了，反而思考起来，正说明我生性愚笨迟钝。不过好在这不是什么世界难题，想起殷浦江刚才吃饭的样子就能懂，原因吗，就因为师范院校里像殷浦江这样的女生太多，人数过半，她们平时像吃鸟食似的，省下的都被我这样的饕餮大汉吃掉了。坏了，一想到吃，肚子又咕咕叫了，不行，还得朝别的愉快的方向去想，往哪儿呢？对，那个叫、叫——就是那个“俄罗斯姑娘”。这洋妞的一张脸长得还真是……她的一颦一笑都让人心里舒贴，就是瞪着眼睛骂我的样子，我也爱看……

   就这样，我让她的眼睛一直看着我，带我沉入了虚空……

 

 4、同台献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