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应果先生从教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汪应果先生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朱栋霖

 

汪应果兄从澳洲来，原计划先到苏州与我见面，可是下机第二天告诉我，他晨练遭遇腿伤不能行动。爱戴他的学生自筹要办一个汪应果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事先不知，临时听说了，我一定要会上发言，而且我邀请我的学生们自愿参加。我用微信告白：“汪老师思想深刻敏锐，数十年赤诚爱国，才华横溢，成就卓著。汪应果先生是吾师瘦竹先生正道直行精神深刻的继承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事，比我的重要。”我知道我的老学生们对我的事是十分重视的。我这一说，今天就有来自江浙高校的许多青年学者，有南京航天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宁波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苏州工艺美术学院、苏州职业大学。他们都曾多次听过汪老师讲座，受益汪老师的著作。大家是来向汪老师学习的

我与应果兄相交40年。1978年，我们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研究生来到南京大学。那年代百废待兴，全国上下生气勃勃，冲决网罗、改革创新的热潮扑面而来。研究生的主要工作是每天从早到深夜在那个小房间伏案读书、写作，应果每天下午四点准时骑自行车到我们宿舍，谈他的忧国忧民思想，被四人帮毁坏的积重难返的中国怎么办？为什么当时的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是什么束缚了中国？中华民族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压在中国人心头，在应果心上显得尤其紧迫，他一直在焦虑，以致于后来下午他一来，就有学友打趣他：“又来‘中华民族’了”。他一直在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常常有许多关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新的想法，在当时属于突发奇想。例如当初批判刘少奇洋奴哲学“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汪说既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以请外国人来办厂，也可学租界划出一块地让别人来管理。1983年我请他到苏州大学讲课，他就说到这个事例，被人告发，一直告到南大党委，“在课堂上宣传洋奴哲学”，他那年的职称就没有评上。事实上90年代外资企业遍地开花，特区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

新时期第一二届研究生来自中国学界十多年的人才积累，大家经历文化大革命，深知民族苦难与命运，在历史曲折中经受底层磨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是我们这批人的共同点。他显然比我们这些初出茅庐者成熟，我的学术研究只是选择自己感兴趣，而应果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比我们胜出一筹，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巴金作为他的研究课题，他的研究就是他的思想的展开与载体。他阐释巴金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然后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深刻地阐述了巴金《激流三部曲》等数十年创作对中国专制主义的抨击，专制主义及其宗法家庭的形态和对人的戕害，呼唤人性，呼唤爱。他最早为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正名。他的专著《巴金论》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鲁迅小说的思想内涵》是他在新加坡系列讲座的讲稿。这篇论稿对鲁迅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及《呐喊》《彷徨》中抨击专制礼教和宗法家族制度、揭露国民的劣根性的思想内涵，层层挖掘、深广地展开着。他剖析鲁迅把“吃人”作为专制文化的核心“密码”来进行归纳。一是他不仅看到了专制社会统治阶级要吃掉被压迫者这一事实，而且还揭示了被压迫者之间也在互相“吃人”。鲁迅对被吃者的描写尤为发人深省——被吃者，一是思想高度清醒的战士，二是五岁的孩子，是优秀分子和中国的未来，吃掉孩子，就是灭掉民族的未来！他进而揭示这一现象存在的依据——专制主义的统治法则：“从来如此！”稍不顺眼，指斥：“曰：可恶罪。”鲁迅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他由此深刻揭示:专制主义的强化体现在不允许人们自由思想，千方百计扼杀变革的愿望束缚社会的发展。最终使一切改革者发狂。把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归结为专制主义和礼教的罪恶，这是鲁迅关于吃人本质的又一重大发现。

他提出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深刻处，“精神胜利法”的又一含义是，在精神上自觉胜过对方是他就要取得事实上的胜利。一方面被人吃，一方面还总想不费气力的吃掉别人。既有精神上自欺自慰，也有向弱者报复的意思。专制主义既是国民劣根性的根源，又是国民劣根性的实质。他阐释鲁迅的“忧愤深广”：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并不在于没有发动阿Q来参加革命，而在于正是因为中国的阿Q太多才遭致失败。

鲁迅研究汗牛充栋。这是我读到的迄今为止鲁迅研究中思想阐释最为深刻的论文。

像许多历经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汪应果深深的爱中华民族、爱中国，他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怀着深深的忧思与情怀。应果1959年就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他的中国文学和历史文化积累深厚，尤其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深，民主、自由、人性、人权、人类爱的理念融入他的心灵。在中外文化的交融升华中，应果锤炼出自己思想的深刻性。他以先进理念来剖析中国问题，一下切中要害，揭示专制主义及其思想毒害是中国社会万恶之源，它阻碍与束缚了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迈进。他敏锐地抠住了中国特色专制主义本质。应果近四十年来完成了一系列学术研究，还有小说与散文创作问世。《艰巨的啮合》以鲁迅、巴金研究为切入，其实是一部思想论稿。《科学与缪斯》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切入文学研究，反思现代文学的历史。因无名氏深邃创作在文学史上的缺位而撰《无名氏传奇》。文化散文《灵魂之门》穿越古今中外，以批判的精神探讨精神的境界，缅怀晚清魏源的忧国之路。长篇小说《海殇》《烽火中的水晶球》《北方的白桦林》从各个侧面表达中国百年艰辛之路的思考。综其一点，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汪应果思考的焦点都不离对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深刻揭露与批判。

汪应果深刻地阐释了文学世界蕴含的思想，也表述了自己对社会历史的思考与批判。他从中国百年历史的沧桑之路提取思想资源，他阐释文学与历史，同时表述了自己，观照当代。他的思想阐释具有当下性，这是我们读汪应果三十多年来文字的强烈感受，他一直在思考中华、面对社会说话。社会批评，是现代知识精英的天职，社会批判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汪应果的家国情怀，使他把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成为他的思想批判的载体与深刻展开，奉献自己的拳拳之心，即使移居海外，也不忘初心。

中国知识分子是上帝创造的集天下灵秀、养天地正气的可爱可怜的一群，他们才华横溢，奉献祖国，“九死而无悔”。汪应果是其中优秀、顶尖的一员。他左右两手开弓，理论与创作并举，三部长篇小说《海殇》《烽火中的水晶球》《北方的白桦树》，早期有儿童文学《玉龙的眼睛》，文化散文集《灵魂之门》。他还文理兼通，数理化地质天文都可谓“略知一二”，他写过反映南大地质系教授找水的报告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界自然科学新三论的热潮中，虽然也曾有一干文章，大多是呼吁，热了几年渐渐冷却，唯有汪应果很快在1991年拿出了《科学与缪斯》一部专著，真正以耗散结构、奇点效应、对称破缺、逻辑斯蒂方程等一系列自然科学理念来创新地介入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史，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他用“远离平衡状态”来考察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新颖独到，视野开阔。但汪应果不是炫耀奇异，他旨在于“用自然科学的思想体系来规范人的社会行为，铸造人的灵魂”“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先后担任《巴金论》《科学与缪斯》两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张有煌在序言中写道：“这两个不同的专题，却正记录下作者这些年来反思历史的思想轨迹和精神成果。”，“一位严肃的学者关心生活、热爱生活的跳动的心。”

张有煌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的品性”。可贵在，为了坚守追求真理的纯洁品格，汪应果一旦发现自己早年研究中的欠妥，立即再三道歉。他最早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正名辩护，但在当时情境下还是作了一些违心的批评。最近几年，汪应果不断地为此事自责、道歉：“我不得不为我在《巴金论》里写下的诸如巴金的‘极其错误的观点’之类的判断向读者说声对不起，我误导大家了，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尽管自己也是受了思想强暴的荼毒。”这样袒露严格自责，只有一个正直、严肃的知识分子才会这样做。

独立性，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特质。他们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保持着思想的先进坚毅与引领社会；他们独立行动，不阿谀逢迎，不拉帮结派，保持单个的纯洁性与精英性。汪应果就是这样一个学者。2009年纪念陈瘦竹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著名学者田本相先生盛赞陈瘦竹先生的“正道直行精神”，这是对陈先生的深知之言。瘦竹先生的精神为我们这些弟子提供了楷模。我认为，汪应果兄是吾师瘦竹先生正道直行精神深刻的继承者。他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古来圣贤皆寂寞”，才高八斗遭人忌，正道直行易碰壁。他本是南京大学有杰出成就与才华的教授，应该是名牌大学值得骄傲的明珠。南大中文系老系主任、著名教授包忠文多次称汪应果才华横溢，是不可多得的学者。作为教师，汪应果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讲课一流，分析精细处细致入微，常常喷涌出思想的火花飞溅，奇思妙想，挥散自如，独擅扣动全场。他讲课的声誉上下都知，也因此常常自愿被派遣到艰难的地方去讲课为集体创收。但是他常常碰壁，遭遇滑铁卢。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很晚才评上教授，指导博士生，又很快被停止。但想想当下中国高校，官场与商场风气冲垮了学术气，正当的学术早已退居边缘，学术新贵大多离不开权力、官位支撑，耀眼的光环下已经消失了学术，董健教授一再呼吁大学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应果自己也慢慢习惯了这些不正常，也就视为常态化了。

汪应果曾有《艰巨的啮合》一书问世。他将中国知识分子和为之献身的中国社会的关系，称为“艰巨的啮合”。这个命题是汪应果的独创，独到深刻、发人警醒，自不待言。但我想其中应该蕴有汪应果自身的深切感受。他认为，“艰巨的啮合”根本在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所构成的矛盾的实质。为什么百余年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总是命运多舛？原因在于，他们与中国社会的冲突，实质上是两种对立思想精神观念体系的冲突。可怕的不是一个制度，而是整个民族国民这样的灵魂，而这正是改造中国的巨大困难的症结所在！

    但是艰巨的啮合的漫长过程中，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崇高。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愿意引用汪应果最近与他的老学生聚会时的一段话，走近汪应果的心灵世界：

“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自己这一生不是很理想的，不是很如意，跟童年的期望不是一回事，其实大家不必这样想，因为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默默无闻、都是在平凡当中度过的。我们要记住有一个作家叫埃利奥特的说过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很平安的活着，能够享受生活的乐趣，不要忘了，有一大半是因为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是他们的贡献。……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他有多么的显赫，而在于他一生中能不能很尊严地把自己的爱献给别人。……只要这样，他尊严地平凡地度过，他的人生就是有价值的。我想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应该很欣慰的感觉到，我们一生确实把爱、把奉献给了别人。”

                                                                 2017年10月27日,

                                                                       11月2日改定

                                                                              读万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