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水晶球（27）

烽火中的水晶球

27、三哥病危

 三哥病得很重。妈妈见他昏倒在床上，急忙用热手巾给他擦汗，然后换上干净的衣裳，又用被子给他裹好，但他还是没有醒过来。

妈妈着急地说，“他额上滚烫，发烧了，怎么办？”

爸爸用手背在三哥额上试了试，也说“烧不低。”

我们都站在他的床前，一点办法也没有。

妈妈轻轻拍拍三哥的脸，唤道“应乐，应乐，你醒醒。”

三哥没有应答。

妈妈又坐在三哥的脚头，把他的一双脚塞到自己的怀里捂着，一边用手搓揉着他的脚心脚背，他还是没有动静。

爸爸俯下身子仔细观察了一会儿，说，“他是在发烧，但呼吸还是平稳的。他一夜没睡，我看还是先让他睡一觉，等他醒过来再看看怎样。”

“要不要去找医生？”妈妈犹犹豫豫地问。

爸爸说，“他现在这样子怎么找医生？起码人要能动嘛。再说……”

我知道，最难的还是我们没有钱。

一整天，三哥就是在昏睡。我和四哥也都呆在房间里，哪里也没去。

到了晚上，三哥好像低声嘟噜着什么，又昏昏睡去了。

妈妈把我和四哥安顿上了床，自己就坐在三哥的床边。

我在极度不安的心情中迷糊了一阵，忽然被妈妈的哭声惊醒了。

“旌德！旌德！应乐……他……他只剩一口气了……”妈妈哭起来了。

我和四哥都坐起身，看见爸爸把手伸进了三哥的被子里，在他身体上下摸着，他忽然失声叫道，“不好！只剩下……胸口一点点热，他……他……”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又尖又细抖颤着说，“四肢……已经凉了……”

“应乐，应乐，你醒醒啊！”妈妈哭出声来，掉过脸来开始埋怨爸爸，“就是你，让他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爸爸生气地说，“你让我静一静好不好？”

“要不去叫掌若，她不是护士吗？”妈妈试着问。

“护士有什么用？再说那么远深更半夜的……也从来没听说鼓楼医院有出诊的。”

爸爸在屋里来回踱了两圈，最后说，“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淮瑛，你马上去白下路，那儿有个朱寿江诊所，朱寿江医生就住里面，你请他上门来急救。要快！迟了就来不及了！”

“这么晚了，人家早关门睡觉了。再说，请人上门要花多少钱？我们哪儿有啊？”

“钱的事不要你操心，”爸爸从窗前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了上次那位不速之客交给爸爸手里的那个信封，说，“这是吴振南上次派人送给我的钱，我一直留着准备急用，你带上。朱寿江跟我战前有深交 ，你只要说出是我请他，料想他不会拒绝。你一到中华门大街上就叫黄包车，来回都要。要快！快！”

妈妈这才从信封里抽出几张票子，急急出门去了。

爸爸则来回地踱着步，不时停下摸摸三哥的额头，他的脸色阴沉，像是堆满了浓重的乌云。

我们在难捱的等待中觉得时间走得特别地慢，其实应该说已经是很快了，前后也不过将近一个小时。朱寿江医生果然上门来了。

他戴着金丝边的眼镜，衣服穿得挺考究，手里提着药箱。他进来一见到爸爸就紧紧拥住了爸爸的肩膀，连声说，“没想到是你，没想到是你回来了！”

爸爸也激动地站起来紧紧抓住他的膀子，“可把你等来了！你，快救救……”

“不要急，不要急，让我先看看。”朱寿江在三哥的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戴上了听诊器，他又环视了一下屋子，大概是发现条件太简陋，也就没说什么，就取出了一支体温计放进三哥的嘴里，然后揭开三哥的被子，又把听诊器伸进三哥的胸前去听。他的神情越来越严重了。

他取出了听诊器，说，“我再迟来一个小时，你儿子就没救了……我初步的诊断，你儿子患的是肺结核。”他把最后的三个字说得很重很重。

肺结核！爸爸妈妈都惊呆了。后来妈妈才告诉我，在那个年头，肺结核就等于是不治之症。

“那……那……”妈妈又哭了，“没办法治了？”

“也不能这么说，”朱寿江宽慰着妈妈，“要在前些年，可以说毫无办法，现在至少不会束手无策了。我马上给他打一针强心针，另外再给他一些盘尼西林口服药，但现在是战时，这种药很难弄到，也非常贵……”

“我们付你钱。”妈妈赶紧说。

“不，我不是要你们的钱。我只是说，我只能给你们这点剂量的药，多了也没有了。至少先把你儿子的命保住。”

朱寿江边说边做，倒也干净利落。等针打完之后，天已慢慢亮了。

三哥打过针以后，还在沉睡，朱寿江医生又听了三哥的心跳，测了三哥的体温，松了口气说，“好了，现在命是救回来了。他这个病要静养，要给他增加营养，多晒太阳，适当活动。要注意隔离，减少传染。好了，我告辞了，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

爸爸紧紧握住他的手，想把钱交给他。朱寿江说，“这钱我是不能收的。过去你也不少帮过我。我也看出来，你们过得很艰难。这几个钱给孩子增加营养吧。”说完坚决告辞出门去了。

经过了朱寿江医生的紧急救治，三哥终于闯过了鬼门关，但他不得不休学了。

这期间，施碧斋老先生来看望过多次，每见一次嘴里都要说些我听不懂的称赞三哥的话，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明白的，那就是由他老先生出面，为三哥保留了学籍，校长亲自答应等三哥病好后还回原来的班级上课。

为了增加三哥的营养，由四哥主要负责饲养的鸭子们派上了用场，当然每逢磨刀霍霍的时候，四哥难免不掉几滴眼泪，但那绝不是在他吃鸭子的时候。

至于那扇前院的便门，我们出于保护他人的目的已经使用过两次，两次都是求得了三姨的大力帮助，四哥说，“那就干脆叫它‘三姨门’吧。”

不久，“三姨门”就又使用了一次，这次可完完全全是我一个人做的主。

那是一天下午，太阳很好，爸爸让四哥陪着三哥外出散步，叫我拿张小板凳坐家门口，让余下的几只鸭子就在门口“山”脚下找点吃的，让我看着。

鸭子们摇摇晃晃，嘴里“嘎嘎嘎”叫着，很快钻进草丛去觅食了。

我百无聊赖，不时瞅瞅鸭子，再望望山顶上的城墙头。就在这时，我忽然看见城墙远处有个孩子在飞快地朝我们这个方向跑。他不像是在玩，倒像是在逃跑，因为他不时回头惊恐地朝后看，好像是在躲避什么人。

我想，会是谁在追他呢？我不觉也紧张地朝着中华门方向的城墙上看。果然，很快出现了一个日本兵，还拿着枪，一边跑一边嘴里叫喊着什么。

我想，糟了，这孩子在城墙上头跑，左右无路可走，迟早要让鬼子抓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山头”跟城墙接齐的地点赶紧跑下山来，过了这个当口，就再也找不到下城墙的路了。

眼看着这孩子已经跑近了那个地方，我站起来，向他挥动着双手，要他下来，但是他根本就没有看见我，转眼间已跑过了那个当口。完了，完了，我心想。更令我心惊肉跳的是，我看见那个日本兵已经端起了手中的枪在瞄准着。

我紧张得浑身像绷紧的一张弓，我知道我即将见到一幕鬼子杀人的惨剧。

那孩子已经跑到了我家门正对着的城墙上，那里已经没有了“山”的依托，就在鬼子枪响的一瞬间，那孩子像一块石头似的从城墙上掉了下来。

他重重地摔在了城墙根下的土地上，我想他一准死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孩子居然很快地爬了起来，身子还没站直就又一个趔趄倒在了地上，然后他又重新艰难地爬了起来，我想他是受伤了。

我压低了喉咙喊，“过来！”我一连对他招了两次手。这回他看到了我，一瘸一拐地奔了过来。我做这一切时一点也不害怕，原因是根据我后来多次上“山”的经验，完全知道在城墙上根本看不见我家的门，它们之间贴得实在是太近了。

那孩子跑到我跟前，我才看清楚他个头虽不大，但年龄可比我大多了，看上去有十五、六岁。他疼得龇牙咧嘴直抽冷气，疼痛让他的脸部都扭曲了。我把头一歪，意思是让他进门，然后随手拎起了凳子。他也顾不上多想，跟着我就进门了。

我带着他飞快地穿过我们的房间。那孩子行走跌跌撞撞，匆忙中衣裳里掉下了几张纸，他也顾不上捡起了。

陌生孩子的闯入以及我那火急火燎的举动让爸爸着实吓了一跳，连声喊，“洪武，他是谁？”

我来不及回答，只说了声“鬼子要杀他！”话声未落，我人已蹿进了前院子。

巧极了，三姨正在院子里浇花。我大声喊，“三姨快开门！”

三姨随口说了声“门没锁”这才看到那孩子，顿时就愣住了。

“鬼子要杀他！”我说。

“他脚伤了，要不要治？”

“来不及了，让他快走！”我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门闩一拉对那孩子说，“从这儿出去吧！鬼子再也找不到你了。”

那孩子此时已是疼得满头是汗，也没说声谢字就瘸着腿消失在门外了。

这一切前前后后大概也就几分钟时间。

等我回到屋里来的时候，发现爸爸手里正拿着那孩子奔跑中掉落下的那几张纸，对妈妈喊，“快，快，把它们赶紧送到锅膛里烧掉，一点痕迹不剩，要快！”

等我们一切都安排停当之后，我才悄悄地打开大门，这才发现那个日本兵并没有追过来，我想，他大概以为那个孩子已经被他打死了，再不就是从城墙上掉下来摔死了。

我这才放心地出门把还在草丛中吃食的鸭子赶回家。

为这事，爸爸把我好好教训了一顿，说我太莽撞，要出大事的。但是他又没有说出其他不出事的安全可靠的办法，只是连说“幸运幸运，事不过三，下次一定要更加小心了。”

这天晚上，我又听到了爸爸跟妈妈在床上的谈话。

爸爸说，“你知道那个孩子是干什么的吗？”

“你说呢？”妈妈回答。

“我看是山那边……的人。”

妈妈吃惊地问，“你是说……共……党？”这最后的几个字她突然压低了声音。

“八成是……”

“你是说应荣那边的人？”

妈妈一提应荣，我的心咯噔一下，我知道“汪应荣”就是我大哥，又叫汪曼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共……党”这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从他们说话那么神神秘秘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件事肯定十分严重，要不妈妈不会特意压低了声音。这么说大哥是在干一件极度危险的事？

一提到“应荣”，两个人就都不说话了，但肯定都没有睡着，因为爸爸总在床上不停地翻身，叹气。

大概过了很久，才听妈妈低声问，“你怎么看出来的？”

“那个孩子掉下的几张纸是……传单。所以说今天洪武干的事万分危险……”

“孩子做的正当。”妈妈为我说话。

“所以我也没骂他……”下面爸爸的声音就更低了，幸亏我的耳朵极好，我支起耳朵竭力想听清楚爸爸说的每一个字，“我匆匆看了一下，”爸爸说，“上面说到了美军轰炸了日本本土，攻占了马里亚纳群岛，讲到了南京战俘营暴动，还专门讲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所以我想是山那边的……”

“这么说，鬼子命不长了？”妈妈轻声问。

“快熬出头了，我想。”

“唉——也不知道老大、老二现在都在哪里？”妈妈伤感地说。

妈妈讲的老大、老二一准是在讲我的大哥、二哥。原来爸爸妈妈都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只知道大哥是在“山那边”的“共党”那里。我这才知道爸爸妈妈心里头还另藏有一份更为沉重的牵挂。

今天回想起来，令我深有感触的是，那天夜里，当爸妈思念着、惦记着“山那边”他们的大儿子的时候，实际上大哥已早在我出生之前四年就在江西“肃反AB团”运动中被残酷的内斗杀害了。他原来是因为在上海组织了第一支城市抗日游击队而被租界当局逮捕，被爸爸保释出来后由上海白区党组直接派到了江西瑞金，担任了江西苏区的“宣传部长”，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在大规模的清洗中遭到杀害，罪名仅仅是他的出身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这件事是直到我年已古稀时由南京大学历史学家高华教授帮我弄清楚的。此时再回过头来读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打这之后，“三姨门”就再也没有动用过，真正是应了爸爸所说的“事不过三”这句老话，原因并不为别的，而是紧跟着发生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它们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最后酿成了一连串的悲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