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身去瑞士前,为了让穿越半个地球的旅行值回票价,驾轻就熟地享受滑雪时光,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研究Zermatt滑雪场的地图。Zermatt滑雪场规模不算小,共有Sunnegga, Gornergrat, Klein Matterhorn 和 Schwarzsee四个滑雪区,还与意大利的Cervinia滑雪场相连。一打开地图,看到密密麻麻、横冲直撞的雪道,星罗棋布点缀其间的陌生标记,和似曾相识却怎么也记不住的外国地名,大家都心头一沉,暗暗叫苦,某些方向感不强的同学更以为遇到了堪比歌德巴赫猜想的挑战。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从中国到美国,远渡重洋,走南闯北,在学校发奋图强,又在职场摸爬滚打,比这更棘手的问题也遇到过几个,也都顺利解决,岂能被这点小事难倒。于是拿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精研细读,圈圈点点;又在网上找到相关攻略,饥不择食般囫囵吞下。到了出发前,这张地图算是勉强装进了脑子里;对这几天的滑雪行程,心中也有了个大概计划。
我们是晚上到达Zermatt的。找到住处,放下行李,喝了几瓶啤酒,聊了几句旅途见闻,就倒头睡了。跨时区旅行的第一夜,没人睡得安稳,天不亮屋里就有了响动。但等大家都起了床,吃完饭,披挂停当,扛着滑雪用具走到火车站,还是已经过了10点。按计划,第一天的任务是暖身。我们将在Gornergrat上火车,到Rotenboden下车,在附近几条蓝道和红道上刷几趟,然后再看情况在周边地区试试身手。至于海拔太高的Matterhorn,坡度太陡的黑道,路程太远的意大利,都不在今天的日程上。
买好滑雪票,跟着人流走进车站,火车很快来了,我们上了车。天气很好,天空一片碧蓝,阳光分外明亮。但冬天毕竟才刚刚开始,山上的雪还不很厚,时不时有石头、干草从雪地里露出来,像洁白婚纱上的破洞一样。但随着火车越爬越高,土石的褐色越来越少,山野几乎全部被白雪覆盖,也看到了缆车和滑雪者的身影,我们的心才慢慢放下。
火车到了Rotenboden,我们抱着雪具下了车。山野的空气清澈透亮,身边一片银白,蓝天白云下的Matterhorn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摸到。这么好的风景,又是滑雪的第一天,怎能不拍照留念?于是掏出iPhone和GoPro,咔嚓咔嚓照了一通。拍完照,刚才一起下车的人都不见了踪影,路边没看到标记,我们也忘了事先计划走的雪道叫什么名字。但眼前只有两条路,而且记得这里的雪道都不难,于是随便选了一条,顺坡滑了下去。
一上路就知道今天雪况不好。Zermatt已经至少好几周没下雪了,雪道上被压雪机碾出来的棱角都硬梆梆的,跟出炉太久风干变硬的蛋糕一样。但今天的任务是热身,对滑雪的娱乐性和刺激性要求不高,大家都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失望。没过多久,眼前出现了长长一段平路。女儿是我们当中唯一用滑板的,遇到平路最是束手无策,只好把滑板脱下来抱着朝前走。其他人像滑冰一般双脚交替蹬地,勉强可以推着自己前进,但也都出了一身汗。好不容易走完这段尴尬的路程,女儿把滑板重新穿上,其他人也开始嗖嗖朝下滑,但没过几分钟,又看到滑在前面的先生停在了路上。
“前面又有一段平路,还有些上坡,”先生指着前方说。“你们想去吗?不然我们从路边这片斜坡滑下去?”
我们的眼光都投向路边的斜坡。斜坡宽宽的,不算太陡,上面的雪看上去厚厚的,软软的,在Matterhorn的背景前,显得很美很诱人。再看看前方窄窄的,干瘪的,缓缓向上倾斜的雪道,旁边的斜坡确实更有吸引力。
“我们跟着你,”我对先生说,“至少把前面这段上坡路绕过去。”
显然这正是先生期待的回答。我话音刚落,他已经一转身冲下斜坡,其他六个人也跟着他走上了这条危险的不归路。
坡上的雪确实比雪道上松软,坡度也理想。一转眼,我们已经穿过斜坡,越过一道山脊,下了另一面斜坡。但在另一面斜坡后面,并不是预料中的熟悉的雪道,而是另一面长相差不多的斜坡。那一面斜坡之后,又是另一面。
看来一时半会儿还回不到正道上,但我们不着急:天气好,雪也好,四周没有别人,整座雪山都是我们的,正好可以不慌不忙地,自由自在地享用。但穿过几面斜坡后,脚下的路渐渐难走起来。山坡不再平缓宽阔,雪的厚度和硬度也变得难以预测,有些地方有草和石头露出来,有些地方又冻成了冰块。遇到尤其陡峭狭窄的山坡,每个人都小心翼翼沿着山腰水平前进,生怕顺势滑到坡底爬不上来;遇到雪特别深的地方,稍不小心滑雪板就会深陷其中,拔出来要出一身大汗。
但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们继续信心满满地滑着。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移到头顶,大家都隐隐约约感到,早上吃进肚子里那点东西,已经快要全数消化。早听说欧洲人滑雪时比美国人懂得享受,滑雪场有讲究的午餐,还有出售零食的小木屋散落山间,滑雪者随时可以停下来,要杯咖啡,来块甜点,喝瓶啤酒。这种随时补充糖分、咖啡因和酒精的滑雪方式是我喜欢的,我也一直向往在Zermatt滑雪场的第一顿午餐,但自从离开Rotenboden火车站,不要说餐厅,连一点人迹都没看到。
既然如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朝下山的方向走,但有些人已经开始悄悄后悔刚才的莽撞。我们本是循规蹈矩之人,刚才不知怎么鬼迷心窍,居然擅自偏离雪场划好的路线,结果到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虽然像闲云野鹤,行云流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几小时不见人类文明的标志,恐怕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很怀念缆车、餐厅、急救所、印有红十字的制服和其他滑雪者;我们希望在下一道山脊后出现熟悉的雪道的身影,引领迷路者回家。只要看到雪道,即使上面的雪再薄,再硬,再干瘪,我们也会喜出望外。
但雪道没有出现在视野中,我们只能继续在白茫茫的山坡上顺坡而行。十米,一百米,十分钟,再十分钟,渐渐地,原先光秃秃的山坡上出现了零星的树木,朝远远的山下望去,依稀看到了积木似的房子。
“快到山脚了,”有人兴奋地说,脸上露出喜色。刚才几小时里,我们爬雪山,过草地,在没有路的地方硬是开辟出一条路来,都已经又累又饿,元气大伤。现在我们并无奢望,能否回到正道也不要紧,只要能下山,哪怕全是旁门左道也感激不尽。现在既然山脚的房子已经尽收眼底,我们觉得胜利在望。
但滑在最前面的同学停下来,转过身,对我们说着什么。比画了一阵子,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前面是个悬崖,崖壁上挂着一条冻成冰的瀑布,没法朝前走了。
这可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虽说对回归正途已经不抱希望,甚至对怎么下山,是站着,坐着,跌跌撞撞,还是连滚带爬,都无所谓,我们还是以为最终能下山的。现在这个卑微的要求也成了奢望。
我们就地停下来,考虑下面该怎么办,两个爸爸和三个孩子在一块巨石旁,两个妈妈在离他们二、三十米远的山坡上。事实上也没什么选择,只能是往前走或往回走。往前走是不可能的,悬崖峭壁,难道去送命吗?往回走,这么陡的斜坡,怎么可能爬上去?即使我们生出海格力斯的神力,奇迹般地爬上身后这面斜坡,离出发点或其他有人烟的地方也还是天上地下般遥远。我们可是花了一整个上午、长途跋涉三、四个小时,才来到这个地方的,这还是走的下坡路!所以两个选择都不可能,冷酷的现实摆在了面前:我们已经进退两难,走投无路。
但没有人愿意把我们的困境说出来,仿佛只要一开口,流动的现实就会冻结成冰,事情就不再有回转余地。静默中,几分钟的时间也显得漫长,最后还是先生打破了沉默:我们必须给地图上的SOS打电话求救。他当即拨通了电话。
“喂,我们现在在这么一个地方……”远远地,我听到他在电话上说。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猜测电话那头的人在说什么。过了好一阵子,他终于放下电话,告诉我们SOS会派救援人员来,让我们耐心等候。
那么我们就耐心等待吧。我站立的地方,在一条又窄又陡的深沟的起点。要顺沟滑下去并非易事,沟顶又凹凸不平,找不到一块平整点的立足之地。我一边左顾右盼,挪来挪去,想把自己摆放舒服一点,一边把今天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过程回顾了一遍。以前在美国滑雪,因为从来没有过不去的坎,一贯胆大妄为。但在Zermatt的第一天,人生地不熟,就信马由缰,确实鲁莽。这下好了,困在了峭壁之上。
我也很好奇SOS将怎么营救我们。我们停下来的地方,是一面不甚开阔的山坡上的一片小树林。根据我从电影中学来的知识,直升飞机应该是接近我们的唯一办法,但我想不出来直升飞机可以停在哪里。如果他们把直升飞机降落在我们刚才经过的还算平缓的山坡,我们有可能爬回那座山坡吗?我看很难。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背着全部雪具爬上坡也不可能,更何况在今天这个精疲力尽的时候。
而且,他们能找到我们吗?在关于野外探险的电视电影中,我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遇险者在茫茫大海上远远看见一艘巨轮,或在崇山峻岭中听到了直升飞机的引擎声响。他们绝望的心中升起了一线希望。他们朝巨轮或直升飞机的方向大声呼喊,拼命挥手,又或者挥舞红旗,点起浓烟火把,发射信号弹。无奈巨轮或直升飞机上的人没有看到、听到他们。巨轮在宽阔无垠的海面上继续破浪前进,直升飞机在天空盘旋几圈后绝尘而去,留下孤零零的探险者,黯然神伤,比之前更加沮丧。这样的事情,今天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天渐渐冷下来,看看手机已经下午两点,怪不得阳光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明亮。一阵风穿过树林吹来,本来封得严严实实的滑雪衫的袖口和下摆,都好像有冷空气钻进来。我感到了一股寒意。看来得找个避风的地方。谁知道我们要等多久呢?万一今天真的倒霉透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少丧失一些热量可能会成为活下来的关键。
我四处张望,看到不远处有一棵像圣诞树一样周正挺拔的松树。树干周围的土地微微下凹,上面盖满了松针。这是个休息的好地方,树干可以挡风,松针也会比雪地柔软温暖。我当即把雪屐脱掉,插进一个被雪覆盖了一半的洞中,以免它们顺坡滑走,然后开始朝松树底下挪。刚挪了两步,就听到了直升飞机“突突”的声响。
我抬起头,一架红色的直升飞机正从远处飞来。其他人也看见了直升飞机,知道救兵到了,都使出浑身力气,朝直升飞机挥起手来。
直升飞机越飞越近,转眼飞到我们这面山坡前,然后拉远了,在空中转个身,又折回来。我们的心都放下来,知道他们看见了我们。飞机在山坡前的天空盘旋了几圈,在空中某一点停下来。然后,机侧的门开了,一红一白两个身影出现在门口。白衣人在机舱口忙碌了一会儿,坐下来,把腿伸到机舱外,手扶一根吊索;红衣人则系在吊索末端,从直升飞机上一点一点降落下来。几分钟后,他已经落在了其他五人的停留之处。
红衣人一落地,就解开腰间扣环,跟吊索和直升飞机脱钩。接着他把背上的一个袋子放在雪地上,从里面取出一根绳子,把大家的雪屐、滑雪杆、滑板拢到一起捆起来,又取出两块三角形的帆布,分别绑在女儿和先生身上。他一边麻利地做着这些事,一边跟身边几个人聊天,似乎说他也在加州住过。他并不关心我们这几个外国人是经过怎样不屈不挠的努力,才钻进这片坐落在悬崖顶上的小树林的。如果他对我们的判断力有任何怀疑的话,这种怀疑完全没有表现在他的语气和动作上。
当他们在下面一边拉家常一边准备撤离时,我在山坡上远远地望着,像观看一部有趣的电影。我很想知道电影情节将如何展开,因为同样的故事也会发生在我身上,但脑子又好像被身边的冰天雪地冻僵了,并不愿意稍微活动一下,对下面的情节妄加揣测。突然,可能是直升飞机的高度和位置发生了变化,掀起一阵狂风,卷起地上的散雪,劈头盖脸朝我们打来。我刚才已经把雪镜摘下,一时来不及重新戴上,慌忙用双手捂住了脸。过了几分钟,风停了,我抬起头,把手从脸上移开。眼前的情景让我大吃了一惊:直升飞机还在视野中,只是高了一点,远了一点。而先生和女儿,已经被直升飞机的吊索拉到了半空中!
按理说,这一幕应该是意料之中的。我早知道直升飞机不可能降落在地,让我们从容不迫地鱼贯而入。如果还是从电视电影中寻找灵感,我应该可以猜出来,用绳索将我们拉上直升飞机,是营救我们的唯一办法。但这一幕太好莱坞,太007,太像Arnold Schwarzenegger的Last Action Hero和Sylvester Stallone的Cliffhanger,跟我们这些循规蹈矩、枯燥乏味的硅谷书呆子实在不可能有任何关系。所以,即使潜意识中不可能没想到,却一直没敢对自己挑明,还是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直升飞机是我从小向往的一种交通工具,但小时候没坐过直升飞机——不但没坐过,除了在电影和画报中之外,连见都没见过。来美国那天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在美国这些年里,旅行途中有不少乘直升飞机鸟瞰风景的机会,但事到临头,我发现自己对直升飞机并不踊跃。我爱晕车,担心直升飞机不够平稳;看过太多小飞机失事的新闻,对它的安全性也没把握。
但不久前在夏威夷的Kauai岛,我终于第一次坐上了直升飞机。Kauai开发程度低,大部分地区都是车马不能及的荒野。即使愿意背着包翻山越岭,毕竟时间有限,体力有限,可供旅人行走的的步道也有限,眼睛摄入的美景跟Kauai的宝藏相比还是九牛一毛。因此,坐直升飞机成了观赏Kauai风景的理想方式。
那一天在夏威夷,女儿坐在飞行员身边,我们几个坐在后排,在Kauai上空盘旋了一小时。在直升飞机的玻璃窗外,Kauai的美景一卷一卷,一层一层地在眼底展开:葱郁茂密的森林,层层叠叠的山峦,银河似的瀑布,蓝宝石般的海湾;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险峻的山峰和柔软的沙滩相间,海水由深蓝变成浅蓝,最后终于给绿茸茸的山脚镶上一条白浪的花边。在直升飞机上看到的Kauai既秀丽典雅又大气磅礴,跟我们前几天跋山涉水时踩着泥土、嗅着花香、在海水河水中泛舟游泳的感受相辅相成,让我们对Kauai有了一个完整又完美的印象。
没想到,三个月不到,在瑞士的Zermatt,我们又一次坐上了直升飞机。但在进入直升飞机前,我也得像先生和女儿一样,被一根摇摇晃晃的吊索从地上拉起来,再一尺一尺地拉进直升飞机去。这个时刻很快到来了。当我坐在雪地里目瞪口呆地观望时,两个救援人员已经通力合作,将下面五个人送走,又将飞机开了回来。然后红衣人降落到我们两个妈妈身旁。他依旧从袋子里取出绳子和救援帆布带,把我们的雪屐和滑雪杆捆在一起,又将帆布带绑在我们身上。这时飞机飞到头顶,垂下吊索,红衣人则将吊索拉过来,把我们身上的救援帆布带上的扣环和吊索扣在一起,然后只觉得绳子一紧,我们都被提到了空中。
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在眼前舒展开来,山谷里滑雪缆车像蜗牛般慢慢移动,Zermatt小镇的房屋精巧又玲珑地点缀在山腰上。风景壮丽又优美,观赏它们的角度也举世无双,但我发现自己没有了欣赏风景的闲情逸致。在夏威夷坐直升飞机时,虽然安全也是心头之患,和大自然之间毕竟隔了一层现代科技铸就的坚实躯壳。而现在,绳索在空中打转,山风扑面而来,我们跟大自然,呃,未免太亲近了一点。虽然我们自以为热爱大自然,没有了现代文明的护佑,真实原始的大自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消受。
当然这也是因为我注意到了身上的救援帆布带的单薄和简陋。如果不紧紧抓住眼前的吊索,只要朝后一仰,就可以从帆布带里翻出来;飞机每颠簸一下,吊索就晃一晃,变松或变紧,随时提醒我只要吊钩出点问题,脚下的万丈深渊就会是我的归宿。
这样心惊肉跳、手脚冰凉地挂在直升飞机下面,每一秒钟都像黑夜般漫长。但慢慢地,慢慢地,我们终于升到了机舱口。我恨不能马上爬进飞机,但起落架挡在了门口。我想把脚踩在起落架上作为把自己推进机舱的支点,但穿着靴子的脚沉重又笨拙,恐怕会踩不稳,脚一滑,造成更大的震荡和摇晃。好在还有白衣救援人小心调整吊索的长短,帮我寻找合适的角度,我才费力地躲过起落架,钻进了飞机。
直升飞机里很小,地上堆满了钢索等救援器械。待我们坐定,飞机又飞到山坡前,将红衣人和我们的滑雪用具拉上来。几分钟后,飞机降落在一栋写着Air Zermatt的平房前一片小小的停机坪上。
我一从飞机里钻出来,站在平房门口的女儿就迎上来。
“你刚才怕吗?他们把你拉上直升飞机的时候?”
“有点。”
“哈哈,我就知道你会怕的。”
我一把搂住她的肩膀,笑着说“还是你了解我”,然后和她一起走进了Air Zermatt的小屋。
在暖气开得很足的Air Zermatt的屋子里,刚才的寒冷、劳累、饥渴,和远离文明世界的忧虑、孤独、渺小,已经显得有点不真实;现代文明的舒适和温暖,过几天又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在这段记忆消失之前,看着这群坐在圆桌旁,喝着从墙角的自动贩卖机里购买的运动饮料的大人孩子,虽然吃了点苦头,出了点洋相,却都安然无恙,精神抖擞,还是感到了极大的幸运。我们当即决定,等下找家好些的饭店,吃顿大餐压压惊,希望在下面几天里,我们的阿尔卑斯山滑雪之旅会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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