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身去瑞士前，为了让穿越半个地球的旅行值回票价，驾轻就熟地享受滑雪时光，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研究Zermatt滑雪场的地图。Zermatt滑雪场规模不算小，共有Sunnegga, Gornergrat, Klein Matterhorn 和 Schwarzsee四个滑雪区，还与意大利的Cervinia滑雪场相连。一打开地图，看到密密麻麻、横冲直撞的雪道，星罗棋布点缀其间的陌生标记，和似曾相识却怎么也记不住的外国地名，大家都心头一沉，暗暗叫苦，某些方向感不强的同学更以为遇到了堪比歌德巴赫猜想的挑战。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从中国到美国，远渡重洋，走南闯北，在学校发奋图强，又在职场摸爬滚打，比这更棘手的问题也遇到过几个，也都顺利解决，岂能被这点小事难倒。于是拿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精研细读，圈圈点点；又在网上找到相关攻略，饥不择食般囫囵吞下。到了出发前，这张地图算是勉强装进了脑子里；对这几天的滑雪行程，心中也有了个大概计划。
我们是晚上到达Zermatt的。找到住处，放下行李，喝了几瓶啤酒，聊了几句旅途见闻，就倒头睡了。跨时区旅行的第一夜，没人睡得安稳，天不亮屋里就有了响动。但等大家都起了床，吃完饭，披挂停当，扛着滑雪用具走到火车站，还是已经过了10点。按计划，第一天的任务是暖身。我们将在Gornergrat上火车，到Rotenboden下车，在附近几条蓝道和红道上刷几趟，然后再看情况在周边地区试试身手。至于海拔太高的Matterhorn，坡度太陡的黑道，路程太远的意大利，都不在今天的日程上。
买好滑雪票，跟着人流走进车站，火车很快来了，我们上了车。天气很好，天空一片碧蓝，阳光分外明亮。但冬天毕竟才刚刚开始，山上的雪还不很厚，时不时有石头、干草从雪地里露出来，像洁白婚纱上的破洞一样。但随着火车越爬越高，土石的褐色越来越少，山野几乎全部被白雪覆盖，也看到了缆车和滑雪者的身影，我们的心才慢慢放下。
火车到了Rotenboden，我们抱着雪具下了车。山野的空气清澈透亮，身边一片银白，蓝天白云下的Matterhorn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摸到。这么好的风景，又是滑雪的第一天，怎能不拍照留念？于是掏出iPhone和GoPro，咔嚓咔嚓照了一通。拍完照，刚才一起下车的人都不见了踪影，路边没看到标记，我们也忘了事先计划走的雪道叫什么名字。但眼前只有两条路，而且记得这里的雪道都不难，于是随便选了一条，顺坡滑了下去。
一上路就知道今天雪况不好。Zermatt已经至少好几周没下雪了，雪道上被压雪机碾出来的棱角都硬梆梆的，跟出炉太久风干变硬的蛋糕一样。但今天的任务是热身，对滑雪的娱乐性和刺激性要求不高，大家都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失望。没过多久，眼前出现了长长一段平路。女儿是我们当中唯一用滑板的，遇到平路最是束手无策，只好把滑板脱下来抱着朝前走。其他人像滑冰一般双脚交替蹬地，勉强可以推着自己前进，但也都出了一身汗。好不容易走完这段尴尬的路程，女儿把滑板重新穿上，其他人也开始嗖嗖朝下滑，但没过几分钟，又看到滑在前面的先生停在了路上。
“前面又有一段平路，还有些上坡，”先生指着前方说。“你们想去吗？不然我们从路边这片斜坡滑下去？”
我们的眼光都投向路边的斜坡。斜坡宽宽的，不算太陡，上面的雪看上去厚厚的，软软的，在Matterhorn的背景前，显得很美很诱人。再看看前方窄窄的，干瘪的，缓缓向上倾斜的雪道，旁边的斜坡确实更有吸引力。
“我们跟着你，”我对先生说，“至少把前面这段上坡路绕过去。”
显然这正是先生期待的回答。我话音刚落，他已经一转身冲下斜坡，其他六个人也跟着他走上了这条危险的不归路。
坡上的雪确实比雪道上松软，坡度也理想。一转眼，我们已经穿过斜坡，越过一道山脊，下了另一面斜坡。但在另一面斜坡后面，并不是预料中的熟悉的雪道，而是另一面长相差不多的斜坡。那一面斜坡之后，又是另一面。
看来一时半会儿还回不到正道上，但我们不着急：天气好，雪也好，四周没有别人，整座雪山都是我们的，正好可以不慌不忙地，自由自在地享用。但穿过几面斜坡后，脚下的路渐渐难走起来。山坡不再平缓宽阔，雪的厚度和硬度也变得难以预测，有些地方有草和石头露出来，有些地方又冻成了冰块。遇到尤其陡峭狭窄的山坡，每个人都小心翼翼沿着山腰水平前进，生怕顺势滑到坡底爬不上来；遇到雪特别深的地方，稍不小心滑雪板就会深陷其中，拔出来要出一身大汗。
但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们继续信心满满地滑着。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移到头顶，大家都隐隐约约感到，早上吃进肚子里那点东西，已经快要全数消化。早听说欧洲人滑雪时比美国人懂得享受，滑雪场有讲究的午餐，还有出售零食的小木屋散落山间，滑雪者随时可以停下来，要杯咖啡，来块甜点，喝瓶啤酒。这种随时补充糖分、咖啡因和酒精的滑雪方式是我喜欢的，我也一直向往在Zermatt滑雪场的第一顿午餐，但自从离开Rotenboden火车站，不要说餐厅，连一点人迹都没看到。
既然如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朝下山的方向走，但有些人已经开始悄悄后悔刚才的莽撞。我们本是循规蹈矩之人，刚才不知怎么鬼迷心窍，居然擅自偏离雪场划好的路线，结果到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虽然像闲云野鹤，行云流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几小时不见人类文明的标志，恐怕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很怀念缆车、餐厅、急救所、印有红十字的制服和其他滑雪者；我们希望在下一道山脊后出现熟悉的雪道的身影，引领迷路者回家。只要看到雪道，即使上面的雪再薄，再硬，再干瘪，我们也会喜出望外。
但雪道没有出现在视野中，我们只能继续在白茫茫的山坡上顺坡而行。十米，一百米，十分钟，再十分钟，渐渐地，原先光秃秃的山坡上出现了零星的树木，朝远远的山下望去，依稀看到了积木似的房子。
“快到山脚了，”有人兴奋地说，脸上露出喜色。刚才几小时里，我们爬雪山，过草地，在没有路的地方硬是开辟出一条路来，都已经又累又饿，元气大伤。现在我们并无奢望，能否回到正道也不要紧，只要能下山，哪怕全是旁门左道也感激不尽。现在既然山脚的房子已经尽收眼底，我们觉得胜利在望。
但滑在最前面的同学停下来，转过身，对我们说着什么。比画了一阵子，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前面是个悬崖，崖壁上挂着一条冻成冰的瀑布，没法朝前走了。
这可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虽说对回归正途已经不抱希望，甚至对怎么下山，是站着，坐着，跌跌撞撞，还是连滚带爬，都无所谓，我们还是以为最终能下山的。现在这个卑微的要求也成了奢望。
我们就地停下来，考虑下面该怎么办，两个爸爸和三个孩子在一块巨石旁，两个妈妈在离他们二、三十米远的山坡上。事实上也没什么选择，只能是往前走或往回走。往前走是不可能的，悬崖峭壁，难道去送命吗？往回走，这么陡的斜坡，怎么可能爬上去？即使我们生出海格力斯的神力，奇迹般地爬上身后这面斜坡，离出发点或其他有人烟的地方也还是天上地下般遥远。我们可是花了一整个上午、长途跋涉三、四个小时，才来到这个地方的，这还是走的下坡路！所以两个选择都不可能，冷酷的现实摆在了面前：我们已经进退两难，走投无路。
但没有人愿意把我们的困境说出来，仿佛只要一开口，流动的现实就会冻结成冰，事情就不再有回转余地。静默中，几分钟的时间也显得漫长，最后还是先生打破了沉默：我们必须给地图上的SOS打电话求救。他当即拨通了电话。
“喂，我们现在在这么一个地方……”远远地，我听到他在电话上说。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猜测电话那头的人在说什么。过了好一阵子，他终于放下电话，告诉我们SOS会派救援人员来，让我们耐心等候。
那么我们就耐心等待吧。我站立的地方，在一条又窄又陡的深沟的起点。要顺沟滑下去并非易事，沟顶又凹凸不平，找不到一块平整点的立足之地。我一边左顾右盼，挪来挪去，想把自己摆放舒服一点，一边把今天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过程回顾了一遍。以前在美国滑雪，因为从来没有过不去的坎，一贯胆大妄为。但在Zermatt的第一天，人生地不熟，就信马由缰，确实鲁莽。这下好了，困在了峭壁之上。
我也很好奇SOS将怎么营救我们。我们停下来的地方，是一面不甚开阔的山坡上的一片小树林。根据我从电影中学来的知识，直升飞机应该是接近我们的唯一办法，但我想不出来直升飞机可以停在哪里。如果他们把直升飞机降落在我们刚才经过的还算平缓的山坡，我们有可能爬回那座山坡吗？我看很难。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背着全部雪具爬上坡也不可能，更何况在今天这个精疲力尽的时候。
而且，他们能找到我们吗？在关于野外探险的电视电影中，我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遇险者在茫茫大海上远远看见一艘巨轮，或在崇山峻岭中听到了直升飞机的引擎声响。他们绝望的心中升起了一线希望。他们朝巨轮或直升飞机的方向大声呼喊，拼命挥手，又或者挥舞红旗，点起浓烟火把，发射信号弹。无奈巨轮或直升飞机上的人没有看到、听到他们。巨轮在宽阔无垠的海面上继续破浪前进，直升飞机在天空盘旋几圈后绝尘而去，留下孤零零的探险者，黯然神伤，比之前更加沮丧。这样的事情，今天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天渐渐冷下来，看看手机已经下午两点，怪不得阳光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明亮。一阵风穿过树林吹来，本来封得严严实实的滑雪衫的袖口和下摆，都好像有冷空气钻进来。我感到了一股寒意。看来得找个避风的地方。谁知道我们要等多久呢？万一今天真的倒霉透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少丧失一些热量可能会成为活下来的关键。
我四处张望，看到不远处有一棵像圣诞树一样周正挺拔的松树。树干周围的土地微微下凹，上面盖满了松针。这是个休息的好地方，树干可以挡风，松针也会比雪地柔软温暖。我当即把雪屐脱掉，插进一个被雪覆盖了一半的洞中，以免它们顺坡滑走，然后开始朝松树底下挪。刚挪了两步，就听到了直升飞机“突突”的声响。
我抬起头，一架红色的直升飞机正从远处飞来。其他人也看见了直升飞机，知道救兵到了，都使出浑身力气，朝直升飞机挥起手来。
直升飞机越飞越近，转眼飞到我们这面山坡前，然后拉远了，在空中转个身，又折回来。我们的心都放下来，知道他们看见了我们。飞机在山坡前的天空盘旋了几圈，在空中某一点停下来。然后，机侧的门开了，一红一白两个身影出现在门口。白衣人在机舱口忙碌了一会儿，坐下来，把腿伸到机舱外，手扶一根吊索；红衣人则系在吊索末端，从直升飞机上一点一点降落下来。几分钟后，他已经落在了其他五人的停留之处。
红衣人一落地，就解开腰间扣环，跟吊索和直升飞机脱钩。接着他把背上的一个袋子放在雪地上，从里面取出一根绳子，把大家的雪屐、滑雪杆、滑板拢到一起捆起来，又取出两块三角形的帆布，分别绑在女儿和先生身上。他一边麻利地做着这些事，一边跟身边几个人聊天，似乎说他也在加州住过。他并不关心我们这几个外国人是经过怎样不屈不挠的努力，才钻进这片坐落在悬崖顶上的小树林的。如果他对我们的判断力有任何怀疑的话，这种怀疑完全没有表现在他的语气和动作上。
当他们在下面一边拉家常一边准备撤离时，我在山坡上远远地望着，像观看一部有趣的电影。我很想知道电影情节将如何展开，因为同样的故事也会发生在我身上，但脑子又好像被身边的冰天雪地冻僵了，并不愿意稍微活动一下，对下面的情节妄加揣测。突然，可能是直升飞机的高度和位置发生了变化，掀起一阵狂风，卷起地上的散雪，劈头盖脸朝我们打来。我刚才已经把雪镜摘下，一时来不及重新戴上，慌忙用双手捂住了脸。过了几分钟，风停了，我抬起头，把手从脸上移开。眼前的情景让我大吃了一惊：直升飞机还在视野中，只是高了一点，远了一点。而先生和女儿，已经被直升飞机的吊索拉到了半空中！
按理说，这一幕应该是意料之中的。我早知道直升飞机不可能降落在地，让我们从容不迫地鱼贯而入。如果还是从电视电影中寻找灵感，我应该可以猜出来，用绳索将我们拉上直升飞机，是营救我们的唯一办法。但这一幕太好莱坞，太007，太像Arnold Schwarzenegger的Last Action Hero和Sylvester Stallone的Cliffhanger，跟我们这些循规蹈矩、枯燥乏味的硅谷书呆子实在不可能有任何关系。所以，即使潜意识中不可能没想到，却一直没敢对自己挑明，还是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直升飞机是我从小向往的一种交通工具，但小时候没坐过直升飞机——不但没坐过，除了在电影和画报中之外，连见都没见过。来美国那天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在美国这些年里，旅行途中有不少乘直升飞机鸟瞰风景的机会，但事到临头，我发现自己对直升飞机并不踊跃。我爱晕车，担心直升飞机不够平稳；看过太多小飞机失事的新闻，对它的安全性也没把握。
但不久前在夏威夷的Kauai岛，我终于第一次坐上了直升飞机。Kauai开发程度低，大部分地区都是车马不能及的荒野。即使愿意背着包翻山越岭，毕竟时间有限，体力有限，可供旅人行走的的步道也有限，眼睛摄入的美景跟Kauai的宝藏相比还是九牛一毛。因此，坐直升飞机成了观赏Kauai风景的理想方式。
那一天在夏威夷，女儿坐在飞行员身边，我们几个坐在后排，在Kauai上空盘旋了一小时。在直升飞机的玻璃窗外，Kauai的美景一卷一卷，一层一层地在眼底展开：葱郁茂密的森林，层层叠叠的山峦，银河似的瀑布，蓝宝石般的海湾；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险峻的山峰和柔软的沙滩相间，海水由深蓝变成浅蓝，最后终于给绿茸茸的山脚镶上一条白浪的花边。在直升飞机上看到的Kauai既秀丽典雅又大气磅礴，跟我们前几天跋山涉水时踩着泥土、嗅着花香、在海水河水中泛舟游泳的感受相辅相成，让我们对Kauai有了一个完整又完美的印象。
没想到，三个月不到，在瑞士的Zermatt，我们又一次坐上了直升飞机。但在进入直升飞机前，我也得像先生和女儿一样，被一根摇摇晃晃的吊索从地上拉起来，再一尺一尺地拉进直升飞机去。这个时刻很快到来了。当我坐在雪地里目瞪口呆地观望时，两个救援人员已经通力合作，将下面五个人送走，又将飞机开了回来。然后红衣人降落到我们两个妈妈身旁。他依旧从袋子里取出绳子和救援帆布带，把我们的雪屐和滑雪杆捆在一起，又将帆布带绑在我们身上。这时飞机飞到头顶，垂下吊索，红衣人则将吊索拉过来，把我们身上的救援帆布带上的扣环和吊索扣在一起，然后只觉得绳子一紧，我们都被提到了空中。
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在眼前舒展开来，山谷里滑雪缆车像蜗牛般慢慢移动，Zermatt小镇的房屋精巧又玲珑地点缀在山腰上。风景壮丽又优美，观赏它们的角度也举世无双，但我发现自己没有了欣赏风景的闲情逸致。在夏威夷坐直升飞机时，虽然安全也是心头之患，和大自然之间毕竟隔了一层现代科技铸就的坚实躯壳。而现在，绳索在空中打转，山风扑面而来，我们跟大自然，呃，未免太亲近了一点。虽然我们自以为热爱大自然，没有了现代文明的护佑，真实原始的大自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消受。
当然这也是因为我注意到了身上的救援帆布带的单薄和简陋。如果不紧紧抓住眼前的吊索，只要朝后一仰，就可以从帆布带里翻出来；飞机每颠簸一下，吊索就晃一晃，变松或变紧，随时提醒我只要吊钩出点问题，脚下的万丈深渊就会是我的归宿。
这样心惊肉跳、手脚冰凉地挂在直升飞机下面，每一秒钟都像黑夜般漫长。但慢慢地，慢慢地，我们终于升到了机舱口。我恨不能马上爬进飞机，但起落架挡在了门口。我想把脚踩在起落架上作为把自己推进机舱的支点，但穿着靴子的脚沉重又笨拙，恐怕会踩不稳，脚一滑，造成更大的震荡和摇晃。好在还有白衣救援人小心调整吊索的长短，帮我寻找合适的角度，我才费力地躲过起落架，钻进了飞机。
直升飞机里很小，地上堆满了钢索等救援器械。待我们坐定，飞机又飞到山坡前，将红衣人和我们的滑雪用具拉上来。几分钟后，飞机降落在一栋写着Air Zermatt的平房前一片小小的停机坪上。
我一从飞机里钻出来，站在平房门口的女儿就迎上来。
“你刚才怕吗？他们把你拉上直升飞机的时候？”
“有点。”
“哈哈，我就知道你会怕的。”
我一把搂住她的肩膀，笑着说“还是你了解我”，然后和她一起走进了Air Zermatt的小屋。
在暖气开得很足的Air Zermatt的屋子里，刚才的寒冷、劳累、饥渴，和远离文明世界的忧虑、孤独、渺小，已经显得有点不真实；现代文明的舒适和温暖，过几天又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在这段记忆消失之前，看着这群坐在圆桌旁，喝着从墙角的自动贩卖机里购买的运动饮料的大人孩子，虽然吃了点苦头，出了点洋相，却都安然无恙，精神抖擞，还是感到了极大的幸运。我们当即决定，等下找家好些的饭店，吃顿大餐压压惊，希望在下面几天里，我们的阿尔卑斯山滑雪之旅会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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