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白桦林-第二篇 岁月跋涉 9

苦战病魔三十载

在我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种过地，做过工，带过兵，也生过病，而且是重病，前前后后三十年，其中有两年多的时间在病休中度过。那是非常难捱的两年，其间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 1976年8月至 1977年4月，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25团22连， 6月份去的，担任指导员。麦收中遭遇严重水灾，到了麦收后期，我也染上肝炎。现在想起来，主要是当时刚动阑尾手术，没好利索就到岗投入大忙，身体一直不得复原。夏季高温又逢连续阴雨，细菌、病毒肆虐，连队不少人传染起痢疾和肝炎。
22连素来有传染肝炎的历史，人们几近“谈肝色变”，并一致剑指水房的大水炉，据说多年未清洗，单看外表就已是通体发黑。那时的条件贫困，短期内不可能更换水炉子，我接受了一些老职工的建议，让管水房的曹二虎用火碱将炉子清洗了一遍。可屋漏偏逢天阴雨，进入8月，水中的麦子还没收完，痢疾和肝炎就可怕地传染开来，连里仅有的一辆跑运输的“尤特兹 ”胶轮拖拉机每天除了在地号间拉粮食和外出拉货外，还得颠颠地往返几趟往医院送病号。每天晚上，我从地里回来，就带着卫生员到病家慰问，捎带着消毒。

8月14日那天，我带领一、二排在遭水淹的西边地号里打捞麦子，下午 3点多，一阵大雨夹着冰雹突然袭来，浇透了每一个人。回家后在换洗衣服时感觉头晕伴着恶心，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肝炎降临了！但还抱有侥幸，希望只是一场感冒。然而持续低烧不退还伴着恶心，腹部疼痛，几天后脸上、身上皮肤发黄（黄疸），下地时见着水就哆嗦（畏寒），所有肝炎症状都显现出来。当时抗灾夺粮形势严峻，且鉴于该连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没敢去住院。那一阵子，我白天照常下地指挥抢收，晚上，我躺在炕上，身上盖着棉大衣，召开排以上干部碰头例会。大家在炕沿或坐或站着，分析灾情和麦收进度，安排农业、机务、后勤、学校等各项工作，不断拿出一个又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一天天地坚持，使得地里的麦子越来越少。

撑到 8月21日，老天依然阴雨连绵，团里组织中学生支援受灾最重的东片连队，有三百名师生到我连帮助抢收。我在送走前来视察的孙团长（孙秀才，现役军人）后走进地号，碰上两个女学生用扁担抬着两桶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远处的人群送去。晃荡中水不断地溢出，只剩大半桶了。见状我接过扁担挑起水桶，在泥水中顺势荡悠着挑到目的地，卸了担子只觉得眼前发黑，又晕又恶心，拿着炊事员送来的包子咬了一口就吐掉了。

 就在这一天，地里的小麦全部放倒。我也感觉心力交瘁，无力再做任何事情。晚上，在众人劝说下，我与牟连长等及团工作组交代工作，准备住院。当时团政治处副主任戚瑞珍（上海知青）率顾玮奇、任正义（均为北京知青，小任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任弼时的侄孙，聪明而又质朴。小任利用他在物资股任参谋的优势，为我们解决了短缺的农机具零部件，几次救了燃眉之急。后来我去团里开会，他到招待所看我，那时他一反工作组时的谨慎和分寸，侃侃而谈，思维敏捷，思路开阔，又非常务实。其中谈到兵团不少落后的生产方式，稍微改进一下就可较大地降低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我很受感染和启发）组成的工作组在我连蹲点，都劝我不要再拖，晚上，我也被“尤特兹 ”胶轮拖拉机送去师部医院。

满以为医务人员对一线下来的伤病员会关爱有加，可是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值班医生漫不经心，说晚上没人化验，明天是星期天休息，要等到星期一才能挂号检查。我们已经四十多天一把水一把泥地连续抢收没休息过，他们倒是按部就班什么都不耽误，顿时气儿不打一处来。可当时我已羸弱不堪，“尤特兹 ”拖拉机跑起来很颠簸，经不住几十里来回折腾，便要求先给个床位住下来，却使得对方很不耐烦，冷酷而粗暴地一口回绝。真是岂有此理，你休息就不管病人死活了吗？虽然心里悲愤交加，却已无力争辩，只得打道回府。在炕上捱到星期一一早，几十里颠簸着再次登门。一化验，所有指标均大大超标，且传染性很强，这一下，关起来没商量了。

地里的麦子刚放倒，还有运回、晾晒、脱粒、扬场、入囤等大量后期工作，自己到任不到两个月，就 “出师未捷身先衰 ”，心里别提有多憋屈。医院在不久前的唐山、天津一带发生地震后断了采购的药源，连治疗肝炎起码的维生素和肌酐也规定营级以上干部才能用。在下小命没那么值钱，每天仅能吊一瓶加硫酸镁的葡萄糖溶液（等于泻药，让人以腹泻不止来排病毒），另三顿酵母片，就没有其他医疗措施了。为了不让家里着急，我没有告知家里。荒友杜惠仁、方晓颖等设法为我搞药，金怡写信让家里寄来了几盒肌酐，营长佟忠诚是个“老肝”，他捎来几支雪藏着的宝贵的维生素 C针剂（佟营长于 2006年初去世， 7月份我们全家回访三江时，特地到陵园去拜谒）。我在入院三个星期时有了药物，叫病友们好不羡慕。

住院期间百无聊赖，我让连队的同志把我的一些书籍带来，其中一套平时无暇光顾的《红楼梦》（那是1975年在团部宣传股当干事的杜惠仁在派发书票时给了我一张），这下得以静心阅读。其实我对其中许多内容并不太明白也无大的兴趣，因为离现实生活太远又太深奥。但其中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曲子，如《好了歌》及注释、《飞鸟各投林》等非常喜爱，反复诵读，至今依然背诵如流。为了了解时事，我流露出想借个半导体听广播的想法，正在给我打针的护士张英玉（一位美丽的上海女知青，打针技术极好）得知，转眼功夫将自己用散发着淡淡香味的手绢包着的半导体拿来借给我，令我十分感激。

1977年夏天我参加了团里组织的一批连队干部去燕窝岛的三师参观学习，路过师部医院时短暂停留，看望正患痢疾住院的程义家（上海知青，在我病休期间从团部机关调到22连接替我任指导员）时，正巧她在当班，大家谈笑一阵，又匆匆挥别赶路，以后再未见过。

由于医院缺药，一个月的传染期过后，我经批准出院回上海继续治疗休养。虽然条件好了，心里却不得安宁，还没有建功立业就被重病放倒，总也不是个滋味儿。三个月后，营里发来两封电报催我回去，可是由于肝臟损伤较严重，一直恢复不利，心里说不出的着急。
1974年4月，指标刚刚正常我就打点行装北上归队。路途漫长，已在团部粮库工作的陈俊特地安排运粮车在中途小镇福利屯接应。轻松返程中，不禁想起第一次探亲返程的窘境。这是我第一次长期病休，共8个月。

因我病休时间较长， 22连指导员一职已由程义家接任。我则给了三个选择：宣传干事、保卫干事和组建机械运输连当指导员。我选择了后者。

在营部机运连的近两年里，和许多新老朋友朝夕相处，这是一段虽然艰苦却非常愉快的日子。宣传干事陈卫平是和我同批的上海知青，出身干部家庭，家里藏书不少，陈自小耳濡目染，饱读诗书，知识面很广，能力强且能吃苦，在边疆斩露头角，较早入党、提干。我的机运连连部兼宿舍就在他们隔壁，因此白天各忙各的，到了晚上忙完诸事，就是我们看书报和谈天说地的时间。他拿出雪藏得很严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当时也是 “稀有金属”）给我看，这可是金贵的精神饕餮。自然只能在关门睡觉时躲在被窝里看，那时我俩都是 “人五人六 ”的连级干部了，得注意点儿影响。另外，营部地区人来人往很多，书籍的转借失控甚至被“顺走 ”都有可能，因此如此珍贵的书籍必须严加保管。陈卫平在1978年12月考取了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山东省委党校工作了几年，改革开放后赴日本留学，随同是黑龙江大学同学的日籍妻子在日本定居。2004年通过互联网搜索找到了杜惠仁，进而找到了已搬了几次家的荒友们，此后每次回沪愉快相聚，那是后话。

保卫干事张卫平是 1974年的哈尔滨知青，性格温和，也很淳朴。有一次他接到报告，在营部以南十多里的雪甸子里发现可疑人迹，立刻带枪赶去。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跟前，看到一些散落的地窨子，这是一种一半在地下的简易窝棚，原来这些人是“盲流
”。他们秋天到来，没有亲友可投靠，只能在封冻前躲进草甸子，搭个地窨子过冬。没吃的，就到附近的连队和屯子乞讨。地窨子里阴暗寒冷，大人小孩挤在角落里合盖着被子，冻得簌簌发抖。看到这一切，张卫平流泪了，他把身上仅有的几毛钱给了其中一家，并且向上级作了汇报（他后来有过雪夜追捕盗窃行凶犯的壮举，我根据他的口述写了一篇文章收录本书）。

二营营部是个交通枢纽，我和陈卫平、张卫平、金怡、还有一位老大姐吕湘明、唐明君、余永贵、李日和崔仁淑（均为哈尔滨知青，李、崔是朝鲜族）等经常要做些南来北往的接待。营部学校当老师的李建英（北京）、钟志祥，附近砖瓦连的陆侬，曾经与我一同借调营部、在12连任副指导员的隋占德（哈尔滨），还有程义家、姜树信、张永明等好朋友都常在营部会聚，海阔天空热闹得很。三营23连当兽医的姚辛是我同批的上海知青，1978年冬天他来打站时，正巧我们分到一块冻奶砣来款待他。姚辛非常兴奋，许多年后还回味那天美味的牛奶。几十年里虽然大家天南地北，一直都保持联系和往来。

二营营部地区的几个直属单位经常要集中力量盖房、种菜等。从晚春开始，每天清晨三点就得起床，集中干到六点半，早饭后再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下午五点后再集中突击两小时。这样，每年得有一百四、五十天要起大早，异常疲劳。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很难得到较好的调养，一直感到心力不济。但那时年轻，工作之余，还参加乒乓球比赛，并和程义家、营直学校教师吴桂兰（上海知青）等经常一起练球。我们一起代表2营参加了1978年团里组织的乒乓球联赛。吴的直拍凶猛，那年取得25团女子单打冠军。我和程义家在进入男子单打时都被列为种子选手，我列第25号（一共25 名，哈哈哈）。

1983年8月我在例行体检中又发现肝功能异常，当时我已回城，在地处松江县泗泾镇的上海长江化工厂，先是三班倒的化肥车间操作工，也算经受了厂里的“考验 ”。两年后被选拔到科室搞宣传工作，然后又兼了工会副主席，干得还不错，经群众推荐已被列为厂级班子后备干部，迫不得已离岗休息。厂区地处远郊，每天来回需四个小时，几乎是“顶着星星上班，踏着路灯下班”。头两年在车间，是重体力三班倒的化工作业。回家后匆匆扒几口饭，又要补习文化。主要还是身体长期亏空，又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因此肝病又复发了。

那段时间的早晨和傍晚，我在马路上散步，看着过往的行人步履匆匆上班下班，内心充满羡慕又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想想自己空怀大志却什么也干不了，心情极为苦闷。我按西江月的词牌格律将这种心情记录下来：

伏察顽蠹作祟，静休三月乏味，
改革潮中多思虑，辗转反侧不寐。
竭渴方知露甘，久恙更觉健贵，
惜秒如金勤为侣，欲将年华追回。
 

既来之，则安之。在申请脱产读书而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迅速调整好心态，下决心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之路。在考出第一批三门课后，极大地鼓舞了信心，便一发不可收拾。病愈上班后，继续攻读，前后共计18个月，于1985年5月考完了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修科的全部课程，取得了自学考试文凭。那次的自学考试为我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发展，从而组织知识结构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后因肝病反复发作，无力再继续深造，成了人生一大遗憾）。

1984年6月，我 30岁生日那天，正处梅雨季节，气候闷热潮湿，这是一年中最难受的季节。病休了几个月，因肝功能恢复不利而迟迟不能上班，年轻轻的却总是被病魔缠绕，自己难受不说，搞得一家人都忧心忡忡不得安宁，更别说男子汉所衷情的事业，内心十分郁闷。那天本想借着生日早早地做好饭菜等妻子回来高兴高兴，调节一下梅雨一样郁闷的情绪，谁知见她一进门神色痛苦，原来她那原因不明的腹痛又犯了。金怡在边疆苦干多年，落下一身的伤病，除了消化道之外，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曾发生过几次可怕的休克。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我俩都是诸病频发，死去活来地此起彼伏，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腹痛经几家医院久查而无果，这会儿粒米未进，疼得不停地在床上呻吟打滚，却无力再去医院。我心急如焚，只能用不停地给她按摩来舒解疼痛。晚上
8点来钟，被病痛折磨得心力交瘁的金怡在稍有缓解时疲惫地睡着了。我母亲年迈多病，也早早地睡了。外面淅淅沥沥下着雨，屋里则是出奇地安静，一桌饭菜没怎么动，过生日的兴致全无。青春期的所有忘我的付出竟然得到如此残酷的恶报，我感觉郁闷难耐又百感交集，于是涂涂写写，写就一首七言诗用以励志，题为《三十有感》，并在次日修改抄录于日记中：
 

自古三十始立成，
而今半甲尚初征。
风尘曾染冰雪地，
卷潮重临江南城。
三江纵马辟荒原，
申城抚卷求学问。
无缘稳操顺风舟，
崇尚苦争拓前程。

尽管身体和前途都处于不堪之中，但自己内心十分坚强，金怡也以自己柔弱的身躯支撑着我。在参加自学考试的同时，每天坚持气功和太极拳的锻炼，下午还练习书法，时间安排得很满。　

郁闷的境遇和充实的生活，形成很大的反差，也给了我艰难的精神历练。我十分真切地感觉到什么叫做命运多舛，人生无常。但仍然心有不甘，想着不管能活多久，断不能虚度人生，我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些思想，并写了一首《病中思》：

骅骝委槽伏劲蹄，敛芒养精伺良机，
一俟祥云召唤时，追云长啸骋万里。

那时虽然境遇不佳，心气还是挺高的，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那次病休时间更长，期间上了两个月的班，复查指标不正常只能再休息，断断续续跨了16个月，期间工资也打了很低的折扣，更是雪上加霜。

1985年7月我完成了自学考试学业，年底经社会招聘被建设银行录取。满心欢喜地希冀生活从此走上坦途，却未料到仅一个来月，
1986年1月可恶的肝炎再次复发。这回发病更厉害，除了发烧恶心外，腹部鼓胀难以进食，肝区涨痛行动困难，终日昏昏沉沉，感觉这个世界逐渐离我远去。春节前三天，去医院检查，立即收治住院。医院同时向金怡摊牌，诊断为 “病情严重，预后不良 ”，要她作好思想准备。金怡内心痛楚，回到家里恸哭一场，而后依然每天带着甜美的笑容到医院看我（我是两年后才知道这一切，唏嘘不已）。这次住院，我自己戏称为“进修 ”，为时又是一个月，连春节也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新到一个单位，就又遭此厄运，心里自然是悲凉到了极点。虽然身体极度衰弱，但是在潜意识里，并不甘心生命的枯竭，竭力与死神抗争。为了生活和前程，我在指标稍有稳定时便坚持上班，这次病休为期4个月。
三次加起来，共计二十八个月。　

之后，我的健康状况依然一波三折。长期在基层领导岗位上，工作强度高，风险大，加上乙型肝炎容易复发的特点，我在 1999年12月又感觉不适，经瑞金医院肝科医学专家罗振辉仔细检查，不仅肝功能处于活动期，肝脏亦出现纤维化。罗医生当即提出使用干扰素，并指出：若能击准病毒的话保你再活十年。那么打不准呢？没说，自己琢磨吧。反复考虑后，因干扰素的作用有限且价格昂贵，极具或然性且副作用较大，就没有采用。多年的磨难已把心炼硬了，我要采取积极的方式来改善病情，活一天就要负一天责任，如果哪天倒下起不来，那也已经尽力，没什么遗憾了。那时我刚参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组建，创业初期一无所有，工作千头万绪，很忙且很累。我将自己的生活作了一番规划，工作照常做，并且实行科学地健身、养生：用针灸医治长期而顽固的失眠症；坚持以游泳为主的适度锻炼；每天服用具有平肝作用的枸杞子；注意与喜爱的饮酒保持距离。至今又是十多年，身体逐渐好转起来。当我连续几年乙肝抗原指标呈阴性（医学上认为表面抗原一般不可能转阴），还是那位专家又给我仔细检查后，非常高兴地宣称这是奇迹。　

掐指算来，从 21岁开始，我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与死神争夺健康和生命，在爱妻金怡无微不至的精心照料和众多亲友的关心下，通过各种医疗措施、营养及锻炼，我的身体缓慢而坚决地一点一点好转。进入50岁以后，肝脏各项指标稳定，乙肝抗原全部转阴。随着医疗水平及生活质量的提高，金怡的身体也逐渐恢复好转。在漫长岁月里我们相濡以沫，克服病痛努力学习和工作，分别找到了事业的支点并得到较好的发展。

说起来，我这三十多年因健康原因使学业、事业发展曲曲折折，但生活也教会我很多。在长期疾病的折磨和漫漫无期的修养康复过程中，我比许多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健康、生命抑或是人生的真谛，少了很多名利场上的虚荣和浮躁。我享受到了足够多的家庭亲情的温暖，也在另一个方面锻铸了自己的意志。人生本来没有什么定式，顺境逆境交替，阴晴圆缺轮回。只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只要活得充实，就不枉来世上一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己这辈子还挺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