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罂粟之后
1976年7月麦收前夕,我刚调到22连不久,那天一早家属排排长老丁急匆匆走进连部告诉我,老孙家的园田地里种了不少罂粟,并嚷嚷说这是犯法的,连里曾经有个叫马全元的就是因为私种罂粟制成鸦片膏,几年前被判刑进了监狱。几 句话,这件事已经非同小可。
22连地处2营最东头的七星岗,那里有一个据说是日伪时期日本人竖的数十米高的铁架子,勘测地形用的,一直就成 了标志性建筑。50年代这个老屯子被 划进国营农场系列,为七星农场7队.除了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还有山东、河北等地的移民、历年的军队复转官兵以及60年代中后期陆续而来的各地城市知青,职工家属加起来近千人。走进连队,一条煤渣铺的路,路西是知青宿舍、连部、食堂等;路东家属区房屋密集,简直就是个大屯子。 非常具有东北农村气息,也很有历史。由于地处偏远,人口又多,连队还办了一个小学,几个知青如蔡冰心、侯月玲等 当老师,都是老三届的。
这里人员来源庞杂,几十年聚居下来,加上不断地又来投亲靠友及相互联姻,形成了亲连亲、故连故的宗族关系。文革帮派加上地域派系严重,大的分省,小的分地、县,仅山东就分为东阿的、日照的、沂南的、茌平的等等。平日里象乌眼鸡似的你看不得我,我看不得你,隔三差五地生出一些是非摩擦来。谁要不小心冒犯了谁,就可能捅了马蜂窝,引起连锁反应,全然不同于20连这样的新建点那么单纯。文革初期,有一位女知青就因为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斗和侮辱,悲愤交加而自杀。前任指导员(姓满)搞不下去走人了,连长老牟一气之下回到14连自己家。几个副职各有心思,谁也管不了谁,连队乱象丛生。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上级“提拉”到这儿来当指导员。任职谈话是在我阑尾手术后出院那天,路过营部时正巧被佟营长“逮”个正着。由于营、团两级首长在不知我开阑尾炎的情况下已将事情定下,改变已不可能,只能在稍事休息,元气尚未恢复的时候,也正巧在我22岁生日那天“挂掌上套” (给马蹄钉铁掌,将大车的绳搭套在马身上,使马与车连接。此间形容新干部上任)了,上任伊始的第一个硬任务就是抓麦收。
时值麦收大忙前几天,师里已开过四级干部动员会,别的连队农机具都已复检复修,各方面鞍马齐备,只等开镰的一声令下即可大动干戈。而这个连队所有农机具还刚进行初检;场院上的物资包括草苫子(用茅草编织用于遮盖粮食的物资)、囤席 (踅囤子的物资)、木锨 (将粮食扬起分离草灰等杂质的工具)、麻袋等均未备齐。谁都知道农时不等人,都在抱怨,可是鸟无头不飞啊。我去的当天,牟连长也回来了,他是个爽朗、干练的山东汉子,四十多岁,精通农业和机务。我们以前就有过交集,重新见面彼此都非常高兴。两双结满硬茧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我闻到了当地老农垦身上特有的一股子旱烟味儿。我们一合计,马上就组织大家连续十来天早起三点,进行农机具的复检复修和编织草苫子,以及后勤方面的各项突击性工作,并且分头下地号踏察小麦长势,紧赶慢赶地分批安排开镰抢收,忙得脚打后脑勺。正庆幸着工作的快速推进时,却 冒出这么一档子事儿,叫人好不闹心。
临来时,不少人提醒过我,这是个老连队,历史情况复杂,出现问题要沉住气,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历史沿革,厘清相互关系。处理问题要十分慎重,切忌单凭朴素的感情贸然行事,千万不要捅马蜂窝。的确,在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些事不是光靠道理可以解决的。况且目前已进入大忙,若简单处置引起连锁反应,一旦局面失控会误了大事,毕竟上万亩麦田不是谁的自留地。
牟连长下地组织机械收割的事了,地号很远,一时没法碰头商量。为了冷静思考一下,我拉着韩副连长下去踏察地号,一面了解掌握小麦长势,同时进一步了解连队的历史情况。连队以前有罂粟(制成品称为鸦片,在口语中都叫鸦片)种植任务,那是政府安排的,收购去用于制药。时间长了,一些人家也搭车栽种。这种罂粟以观花为主,果实很小,浆汁含量较低,与专门制膏的鸦片分属不同品种。在缺医少药的偏 远地区,常用作止痛药。前几年有人出事后,都偃旗息鼓,再 不敢造次了。老孙是个党员,大车班的班长,是个精干的马车老板,在山东人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平时比较扎刺。也许是觉得风头已过,连队又长期疏于管理,处于混乱状态,个把胆大的就按捺不住爆芽露头了。如置若罔闻,那么毫无疑问,很快就会蔓延成灾。现在群众议论纷纷,看新班子怎么处理,一部分人嚷嚷着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送交公安局。这边韩连长还提醒我:老孙这人挺厉害的,可不太好碰。看,还没怎么着 呢,事情已沸沸扬扬,颇有些复杂了。
在回连部的路上,我考虑先礼后兵,找孙谈一次,给予批评劝说,看看他的反应;再开个支委会听听大家的看法,民主集中一下。不管怎样,这是犯法行为,不能姑息迁就。但是方法上要注意,防止事态扩大而失控。在当时的情况 下,毕竟“收麦如救火”的大忙是第一位的。
哪知踏进连部,老孙已在那儿,见到我就说:
“指导员,我做了犯法的事儿了,” 知道包不住了,不如争取主动,也显然是急着要摸底,看你怎么处理。
“噢,我已经知道了,知道犯法还种?”
紧接着是一通自我辩解,不外乎是为了治病,此地缺医少药,连里以前也有种的等等。
“你打算怎么办?”
“听候发落呗。不过,除马全元外以前也有人种的,也没怎么着……。” 好家伙,还叫上板了。若你采取强硬措施,身后一批人正忿忿不平想借机闹事。若息事宁人不加处理,另外一些人正气鼓鼓地要把事情闹大。
我严肃而平和地命令他限一小时把罂粟全部拔掉,一棵都不许拉下,全部交到连部来;其他人以前的错误行为,不能作为违法的理由,如果还有类似情况,可以检举;至于如何处理,执行后再说。孙看我既没严厉训斥施以高压,也没有客客气气和稀泥,一下子摸不着底,还想说点儿什么,我 也没再理他,就赶紧答应着走了。
我再次回到连部时,一堆罂粟已放在桌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罂粟的花,并没觉得象传说中的那么艳丽。当时诸事缠身,压力很大,根本无暇“欣赏”,只是交代分管农业生产的田副连长带人前去检查一遍,然后将其销毁掉。
既已纠错,还是以控制事态为好。在证实孙已确实拔除干净、且肯定连队没有其他人家种植的前提下,我又和他认真谈了一次,肯定其纠错的行为,并让他自己好好想一想,想清楚其中利害,必要时在党小组会上作个检查,明知就不要再故犯,不然后果会很严重。中午牟连长回来后,立即表示赞同我的想法,我们达成共识:新班子相信和依靠群众,不想动不动上纲上限,但也不怕谁惹事儿;原则必须坚持,处理可视态度好坏;根据目前的态度,暂不上交矛盾。我们分别与班子其他成员沟通情况,取得一致。
风波很快平息了,这里既有新班子的威慑,也有群众的力量。一种新秩序建立后,会形成明辨是非的“气场”,有利于扫除一些积弊;眼睛多了则难以藏污纳垢,生成以正压邪的“势能”。当然,用当今法治的观点来评判,这种处 理方式过于简单且失之过宽。可是在农村边地,事物走向有
它自己的逻辑。如果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上纲上线,结果会怎么样?那就会断送一名职工和一个家庭,也必然会在连队引发一场新的“地震”,高兴的、难过的、幸灾乐祸的都会将其作为津津乐道的热点议题,吸引所有职工及家属的注意力。话赶话越赶越多,传来传去,派生出新的矛盾,使得文革前期的派性再次抬头,与地方主义纠集在一起,形成新一波的乱象,让你找不着北。而当时最要紧的是什么?麦收大忙在即,工作千头万绪,新班子万万不可分散精力,理性、稳健地把握好政策,将事情处理得有理、有利、有节,稳定军心,防止局面失控,保证麦收的顺利进行。
后来,营首长知道了这件事,对连队从实际出发的处理方法表示认同,并对我这个新官能沉得住气,面对复杂局面把握适度表示首肯和赞赏。
位于七星岗的22连大铁架,那是伪满时期日本人为 测量地貌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