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刚来参与组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时我负责人事工作。一位曾在一家著名投资银行工作过的人士前来应聘,二十分钟交谈后,他撂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资产管理公司注定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悲壮的公司。潜台词是,资产公司将被所接受的银行巨额坏账所埋葬。
此君没有加盟资产管理公司。但是,终究有一群人先后走进信达,担起了化解金融危机的神圣使命。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方兴未艾,当国有商业银行将巨额不良资产划拨到信达,以漂亮的资产负债表开始轻装上阵的同时,掩盖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豁免掉了其中相当部分以贷谋私者应负的责任。资产剥离后,那些坏账的始作俑者忽然摇身一变为道貌岸然的评判者,信口雌黄地声称银行的优质资产在资产管理公司流失。一时间业内外舆论铺天盖地,众人雾里看花,却让资产公司饱受诟病,成了不良资产的替罪羊。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沉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信达及后来相继成立的华融、东方、长城等三家公司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处置不良资产的沙漠里披荆斩棘艰难耕耘,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盘活,一笔又一笔的资金上缴到了国库,业内外开始服了。我们国家未曾被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世纪的全球金融危机所击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的化解,从而守住了国民经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里,因此而付出很多失去很多,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动人心魄荡气回肠的故事。
天若有眼将会见证,这群人堪称是世纪之交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金融界悲壮而坚硬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