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白桦林-第一篇 荒原无垠 14

“出门一时难哪”

那是1973年的年末，我匆匆结束了下乡两年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在十六铺码头依依不舍地告别亲友，登上一艘开往大连的客货混装船，踏上了返回三江连队的路途。

选择乘船到大连转车，是因为随身带的东西实在太多。探亲期间，不少知青荒友的家里都让我捎东西，一家一小包，十几家就是满满两个旅行包。这还不算，假期中接到团部机关的荒友杜惠仁来信，最后附言说一位同在团部机关的同志让我去趟南京，到师里一位首长的亲戚那里取四十包挂面和一个煤油炉（都是北大荒的短缺物资），再加上自己的东西，近二百来斤，一条扁担压折了也挑不了啊。我大姐出了个主意，走海路先到大连，托她所在的海运局的同事（船上一位管客运的主任）到大连后帮我托运一部分行李，这样可以省点力气，也省去不少行李运费。

阔别上海两年，相会亲朋好友，尽享家庭温暖，重温城市生活，日子过得飞快。如果说初次离家还有些初生之犊的盲目，那么两年后的重返城市使我对城乡差别有了非常实际而深切的体验。因此，独自一人踏上离家归队的旅途，心情十分复杂，也极为寂寥。船舱里正在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我不愿感染片中的悲悲戚戚的情节而没去看，独自倚在床上休息。然而凄厉的哭叫声，“卖花哟，卖花哟，花儿红，鲜又香”的忧伤插曲不时灌入耳中，更加重了离愁的情绪。父母年迈多病，家中经济窘迫，姐弟三人两个下乡，花费颇大。虽然都 是农场，勉强能养活自己，但添置衣物还得靠家里，还时常要邮购一些吃用的东西。而作为一个大小伙子，对家里的一切都帮不上忙。一家人分三地，长年饱受离愁、担忧之苦，且自己远在他乡几千里外，今后长路漫漫没有尽头。这样的情绪与电影里的气氛情景交融，让我倍感凄凉。但是，两年边疆生活的磨练，毕竟坚强起来，学会了应对各种艰难困苦，独立生存的本领。同时，在火热的生活中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荒友”，熟悉了连队的道路、房屋、树林、场院，这都使我对那片肥沃的黑土地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

两天的海上颠簸，舱内许多旅客晕船呕吐，我也很晕，为了不吐出来，我跑上甲板，让海风吹着，使头脑清醒一些；感觉冷了，再回船舱暖和暖和。这样反复多次，总算熬到最后没有呕吐。看着轮船排出的海水与迎面而来的浪头相撞而溅起的浪花象珍珠似的好看，这是单调的航海中的唯一景色，那也须定睛观察、细细体验才能感受得到。

第三天上午9点多，轮船驶入渤海湾，停靠大连港。客运主任找来两个码头搬运工帮我搬行李，这是两个十分秀气的姑娘，梳着当时流行的羊角辫，一交谈得知她们也是前两年毕业分配的中学生。她们知道我是黑龙江兵团的，更加显得热情。我们四人搬着一堆行李乘公共汽车到了火车站，买好到佳木斯车票后，他们排队帮我办理行李随车托运，（是我的两个旅行包，没敢托运师首长的东西，怕丢了不好交代）。他们仨人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匆匆与我挥别。这时我才惊觉，因托运的行李是随车快件，费用大大超支，身边的现金只剩5元多了。也就是说，到佳木斯后，还要赶四百多里路才能到团里，这点钱不够买一张到师部的客车票（7元）。何况路上还有吃饭、住宿等必要花费，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孤立无援，真是一分钱难死英雄汉啊。

火车要晚上十点多发车，还有整整一个白天。尽管已了无兴致，可毕竟头一次来大连，应该好好地转一转，这种机会不会很多。嗨，走一步算一步吧。我调整一下情绪，花了六毛钱将行李寄存。为了省钱，自己交叉斜背着两个塞得鼓鼓的书包（20多斤），提着一根扁担，走到车站外的平台上。远远望去，看见一家名为“东方红”的商店，再后面一排是一家叫“太阳升”的商店。俯瞰一下市容，挺漂亮的，这才有了一点兴奋。

船上晕了两天没好好吃饭，刚才又是一顿忙活，这时感觉又累又饿，我往嘴里塞了两个随身带着的茶叶蛋，登上公共汽车，途经解放广场和斯大林广场，不一会儿就到了终点站。下车后，我往回走到斯大林广场，在苏军铜像下坐了一会儿，调适一下体力，继续步行观赏街景。大连市地形蜿蜒起伏，建筑多为四、五层楼的俄式和日式的房子，颇有异国风情。街上人不多，显得挺安静，这些都和上海有很大不同。就这样，乘一段车，走一段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兜了个遍。大半天时间，整个城市已尽收脚底。

一路走着，希冀能碰到熟人，借个5元10元的，让我顺利回到三江。可人海茫茫，却没有一个认识的。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城市主要街道都走遍了，人已饥肠辘辘筋疲力尽，于是回到火车站取出行李，早早地走进候车室占了个座位休息。坐下后困倦阵阵袭来，却须臾不敢闭眼睛，得看着一堆行李啊。那时没有手机，没有信用卡等支付方式，没辙，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到了佳木斯再说吧。

孤独的等待，好难熬啊，南北两地的亲属朋友有谁知道我正处于如此的困境啊。晚上八点多钟，一位旅客在我身边落坐，见我一身褪色的军装，一副扁担行李，就知道我是个下乡知青，话也知冷知热起来。我顺着杆儿说出自己的窘境，企望着主动救助的奇迹出现。只听得对方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十分凄凉的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哪（这句话在以后多年里被我奉为经典）。此时，我已斗胆想开口“乞讨”，终究被庄重的嘴封住了。须知在当时10元钱是个不小的数啊，人家凭什么借给一个素不相识又马上就各自东西的人啊，不要弄得大家都难堪吧。可我还是心有不甘，像猎豹一样搜寻着可以赞助或“乞讨”的对象，然而看起来人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来不及光顾我。

总算检票上车了，我挑着百来斤的行李，在拥挤的人群中左冲右突，快步跑着上车抢行李架，坐定时已是汗流浃背。列车轰隆轰隆北上，靠在硬座的椅背上半睡半醒，听着广播里报着“三十里堡”、“鞍山”、 “沈阳”、“铁岭” 等站名，车窗外已是白雪皑皑，寒气逼人了。

第二天中午，火车已奔驰在吉林省。旅客们纷纷就餐，盒饭一块五毛一份，我却守着仅剩的三元钱不敢动弹。对座一位公主岭上车的大嫂问我为啥不买饭吃，我求助的话已到嘴边，说出来的却是肚子不饿吃不下。当得知我去北大荒，她的十来岁的女儿朗声问了一句“兵团战士？”“对。”看着她红扑扑的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唤起了我的“兵团战士”的豪情，也令我最后一点当“乞丐”的幻想与勇气荡然 无存。兵团战士—乞丐？太不可思议了，内心不禁哑然失笑。我从包里翻出仅剩的两个已经挤碎了的茶叶蛋，又对付 了一顿。

车到佳木斯是第五天的清晨，取出托运的行李，连挑带拖地出了站，满眼黑棉衣、狗皮帽，骡车马车，一派大东北
的气息。一个拉板车的少年迎上来：大哥，您是去三师还是六师？ 嘿，你怎么知道？我天天在这儿拉车，一看就知道您是知青，到这儿的都是去三师和六师招待所的。一边说着，已经把行李放到板车上，我顿觉轻松不少。问他多少钱，回答一块五，我一愣神，那可是计划外的啊。我说我没钱了，给你一包糖吧，不止一块五的，挺好吃的。“不行啊大哥，我妈还病在炕上，等我挣了钱抓药呢”，一下使我动了恻隐之心，可我确实没几个钱了呀，要不自己挑着吧。“不行啊，这里到六师招待所得三里地呢”。是啊，这一路，急、累、饿，早已体力不支，挑吧，两百来斤别说体力不行，扁担也非折不可；提吧，更没门儿，两只手不够啊。没人帮忙，我怎么把这堆行李送到招待所呢？得，反正这俩钱儿也到不了师部，还是那句话，走一步算一步吧。

招待所是两排平房，一个床位一元钱，客车是第二天早晨的。入住后，捏着在严格“计划控制”下尚存的八毛多钱，终究抵不住饥饿，花五毛钱吃了一顿午饭——两个馒头，一碟 小菜（咸菜），一碗土豆片汤，这一来晚饭只能免了。

佳木斯除了火车站有几栋楼房，整个城市土得掉渣，就一条泥土主干道，路边都是平房。街上倒也车水马龙，汽车、拖拉机、牛马骡驴车卷起飞扬的尘土穿梭往来，这就是东北的一个边城。我找到邮局，给团里的荒友杜惠仁、王万平打长途电话告知窘境，那边说马上给我电汇，心里总算落下一些。千里迢迢过来，已经到了家门口，可以不超假了。不料，到了下午邮局关门时，钱还没到。每天就一班车，明天走不了就超假了，超假不仅要受处罚（兵团刚组建时超假要开会批判，后来虽没这么严厉，但也要作检查），且影响很不好，会影响到今后的好多事情。

翻来覆去一夜不得入眠，天还没亮，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便一骨碌爬起来，走到院子里，见驾驶员一边烤着机油盘，一边用手柄发动车。我上前跟他搭话，希望他能让我上车，路费到师部再付。这位师傅说他不管这事儿，待会儿找售票员商量。好不容易挨到7点，售票员终于来了，我赶紧上前陈明情况，实在是东西太多，估计不足，托运行李时把钱用完了等等，希望能蹭上去。售票员是个女知青，一口京片子，一边十分干脆地回绝了我：别的我不管，我只管凭票上车，一边给其他旅客售票。好不容易挨到所有人都上车了，车已被塞得满满蹬蹬的，她也准备上车关门。我横下心，挡在车门口急切地说，我是个 共 青 团 员 ，是 排长，我已三天没好好吃饭了，请你相信我，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回不去就超假了。回连队后保证把钱补上，赖帐是属小狗的。并且提出将边境通行证这唯一的身份证明押在她那里，待交了钱再收回（边境通行证上交后才给报销路费，若遗失那是政治事故）。这下她似乎犹豫了，把脸转向驾驶员。这时驾驶员才说话，我看这小伙儿挺干啥的，天不亮就起来等着了，先让他上车吧。售票员这才甩过来一串硬邦邦的话：你刚才说了，你是共青团员，是排长，我相信你，你得保证明天必须把钱送来。车上没座位了，你要愿意就站着吧。我的妈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王母娘娘总算开脸了，终究能上车了，车轱辘一转就把我带回去了，还管什么有没有座位呀。虽然在后来五个小时的行程中我实在站不动时，只能坐在车 门口的阶梯上，可心中却是一片灿烂。

前几年夏天去大连开会，期间特地旧地重游，去了一趟火车站。时过境迁，记忆中的几处已不复存在，耳边却又响
起了那句当时听来倍感凄凉的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