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峰，不再是我的悲情小镇(五)一片冰心梅花魂

1950年土改运动拉开序幕，工作组进村，“斗地主”的整个过程主要分为划成分确定斗争对象、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等。

据可应舅舅讲，那时林家20多口人，只有二十多亩地，人均一亩多地。但因为有实业，成份被定为“工商业资本家加地主”，碧岭村的老宅和所有田地被没收。

舅舅说到此处，我插了一些家史给他听：1948年春，我的高祖过世，享年八十四岁，他的一生善始善终。后人们说起高祖时，十分庆幸他去世得早，躲过了解放后的家族劫难。

此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土豪们人心惶惶，怕共产党来了没收他们的田产房产，“共产共妻”。我的外公在外婆的影响下，已经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了。他仔细读了共产党的宣传主张，深受鼓舞，觉得共产党的信仰与天主教义非常一致，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幸福的。他心中热血沸腾，打算响应共产党的主张，将自己和外婆买下的大部分田地分给穷人。

他将这个想法同母亲和妻子说了。两位女人深明大义，毫不犹豫地支持他。我的外婆又跑回娘家宣传共产党主张，劝说自己的姐姐和两个弟弟也将家族的田产分了。她那时并不知道，自己的亲弟弟刘必强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曾经多次冒死掩护多位福建共产党高级干部从事地下活动。外婆的娘家人全都支持外婆，我的姨婆刘碧玉（外婆的亲姐姐）又成功说服了自己的老公林守忠（长乐金锋镇的大土豪）。最后，三大地主家族于1948年将大部分的田产无偿分给了穷人。

可应舅舅对分田地的事一无所知，也没有听家族中的长辈们提过。如今，所有参加分地的当事人均为作古，解放前我母亲已经略微懂事，对这些事还稍有印象，和我提了一两次后，就再也闭口不谈了。

为了将土改运动推向高潮，工作组锁定碧岭村最有钱的陈氏为斗真对象，准备开一场批斗大会恶斗她。他们从乡民的嘴里听说了几年前陈氏的小儿子带人拆贫农房子的事，哇，这不就是活生生的恶霸地主欺压贫苦大众的典型吗？工作组找到了那个贫农, 鼓励他在斗争大会上将这件事抖出来，只要他说完整个故事，工作组就趁机高喊“打倒恶霸地主”，陈氏就在劫难逃了。

斗争大会开始了，陈氏被工作组从家里拖了出来，押到台上，贫农上台揭发。他将事情的经过老老实实地用长乐方言讲出来。末了，他看了陈氏一眼，对台下的群众说：“做人要讲良心，我说的全是实话，老太太是好人，一点都不恶。”

霎时间，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群众低下头，没有人敢上台说陈氏一句坏话。工作组也震惊了，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万万没想到，锁定的斗争对象陈氏的心地是如此善良，赢得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尊敬。失去了民意，工作组也不敢在大会上贸然把陈氏打成恶霸地主，只好叫散会。林家就此逃过一劫。

全村的族谱原本保存在老太太的店铺里，老太太出事后，一个村民担心族谱被工作组搜走，偷偷拿走藏了起来。

土改运动愈演愈烈，出现了失控的局面。老家呆不下去了，留在村庄里随时可能被杀头，家族的人全逃了。村民们感念老地主一家的恩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跑了，没有人去告发。

陈氏安排自己的两个小儿子偷渡到了台湾，她担心才二十多岁的二儿媳和三儿媳改嫁，命她们抱着几岁大的孩子跑回各自的娘家躲起来。可应舅舅跟着母亲回到了母亲的娘家曹朱村（也在潭头镇）。因为外公是贫农，可应舅舅随了外公的成份，从小日子虽苦，却免了政治迫害，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陈氏是小脚女人，逃不远，身为长子长媳妇的外公外婆只能带着她来到几十公里外的福州躲了起来。家中在福州西湖附近还有一座大宅子和一家小纺织厂，暂时没有被没收，可以用来安身立命。

日子稍稍安定了两三年，1953年的某一个清晨，陈氏突发脑溢血，当晚就过世了。余下的漫长的艰辛的日子，全靠着外婆一路操持家务，鼓励着外公和三个孩子，这个家总算没有散掉。

我的母亲因为家庭成份不好，断了上大学的念想，高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养家了。

文革初始，造反派差人到碧岭村做调查，挖出了外公的老底，发现他解放前是金峰镇的参议院，与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官员交好。外公外婆和两个舅舅被赶回碧岭村，在那儿呆了两年又回到福州，接着被赶到沙县山区下放十年。母亲因为文革前参加工作，将户口从家里迁出，侥幸没有被赶到乡下。但她那时惊恐万分，精神几乎奔溃了。

文革刚刚开始时，母亲才二十四岁，好心人给她介绍男朋友。在此之前她从未谈过恋爱，懵懵懂懂的，对处对象一事不是很上心。介绍人让她约会时穿得漂亮些，母亲却丝毫不以为意，一身朴素。约会那天，父亲还没到，好动的母亲拿着一枚毽子，在院子里踢了起来，各种花式，身轻如燕，还咯咯地笑。父亲从大门口进来，看见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妙龄女子香汗淋漓，一脸活泼天真，有着光彩照人的美貌，不由惊呆了，这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吧。

父亲知道了母亲家的情况后，非常同情，给了她很多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父亲曾经用一句话形容他和母亲的相识：落难的千金小姐遇到了穷书生。

两个看似不相配的年轻人的结合，折射出那个荒诞的年代中的人性光辉。爱情有时很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龃龉都可以将它消磨殆尽。爱情有时也有顽强的生命力，国破家亡众叛亲离的时候，它也许是你唯一生存的信念。

母亲嫁给了初恋，但幸福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她在第二次怀孕期间被确诊为癌症，不顾医生反对，坚持生下妹妹后才进行手术治疗。我的父母无力照顾小女儿，将十个月大的她送到福建山区，交由下放的黑五类外公外婆一家抚养。三年后，母亲病情恶化，决定到上海最好的肿瘤医院动手术做最后一搏，临行前将五岁的我扔到姨婆家，等着舅舅接我去乡下生活。

小小的我感知到了家庭的不幸和即将来临的生离死别，一路哭得撕心裂肺，头晕头疼，在长途汽车上吐得七荤八素，终于来到了落后贫瘠的闽中山区与外公一家相依为命。迎接我的，却是外公外婆温和善良的笑容，和一段边城式的乡间生活。我的长辈们在风雨中为我撑起了一隅天堂，让我躲在他们的背后尽情欢笑玩乐，度过一个美好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