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会和初初姐姐再次相逢。几十年来,我甚至连她的名字也记不清了,一度以为她叫“光光”。
两年多前,闺蜜敏来温哥华探亲,得知我正在收集资料准备写家族故事,自告奋勇帮忙。她在三明有人脉关系,可以到沙县下属的杜坑村去一趟。
回到福州,敏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将蔡先生和肖先生拉了进来。蔡先生和肖先生在三明和沙县任职多年,与敏的关系很好,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我的线索不多,在微信群里发了以下几条含含糊糊的信息:
“因为我要查询的人事,涉及文革,很多当事人已经不在,或者年逾古稀,如果再不着手整理,很多往事恐怕灰飞烟灭。麻烦二位了。
我儿时呆过的杜坑村,山清水秀,成片的竹林,梯田层层叠叠,几乎伸到云端,溪流潺潺,养鸭子的农户很多。我们住的文斗堂据说是解放前三明胡姓大地主的别院,很有气势。但愿村里的老人还有健在的,知道我外公一家的下放生活。那时住在文斗堂的只有两家从福州下放来的,一家是我外公外婆和两个舅舅,一家是老王。外公是中医,医术高超,很受欢迎......”
写完这两段话,心里蛮惭愧的,凭着我的片言只语,两位受托人恐怕要多费些周折才能查到相关的人事了。
几天后,肖先生从沙县档案馆调出1970年的《沙县上山下乡人员安置花名册》,其中的一份名册含有外公整家人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籍贯,年龄,原住址,安置地点等。他将复印件上传到微信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名册上填写的外公一家的年龄与他们的真实年龄略有偏差,小舅舅可诚的性别也写成女的。外公的姓名旁,特地加注一句“本人还会看病”。这句话让我眼眶湿润。外公生前施医赠药无数,走到哪儿,都要自我宣传一番,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会看病。行医是他谋生和行善的手段。“本人还会看病”这句话,一定是他要求书记员填写上去的。
紧接着,肖先生特地去了一趟杜坑村,回来后转发一条信息:当年下放的两家福州人,除了我外公一家,另一家的女儿结婚嫁人还住在本地,人称“黄大姐”,不是我记忆中的邻居“老王一家”。但黄大姐对肖先生说认得我外公一家。肖先生很疑惑,请我再确认一下。
我很兴奋地说:找到了,就是她,她好像叫“光光”,老王的女儿,嫁给了乡下人,所以平反后没有随父母回城。福州话里“黄”和“王”同音,我听着家中长辈们用方言叫了几十年的“老黄”,误以为他们一家姓“王”。
就这样,我要到了黄大姐的电话。我从加拿大打电话给她,她接了,一口带着福州腔的普通话,更加让我确认她是外公一家在杜坑村下放时的邻居老黄的大女儿。我在电话里语无伦次地介绍自己:光光伊姐,我是晶晶,伊伯伊姆的外孙女,我小时候见过你的。
黄大姐很冷淡地说了一声:“你打错了”,然后挂了电话。后来,她索性不接我的电话了。我很扫兴,只好向肖先生求助。肖先生一打听,原来黄大姐见到显示屏上陌生的号码,将我的电话当作诈骗电话了,故而不接。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通上电话。黄大姐纠正我:“我叫初初,光光是我的妹妹,嫁到郑湖乡了。我嫁给了杜坑本村人,一直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
初初姐很健谈,说了很多我们两家文革期间在杜坑村下放的故事。我五岁时被父母送到杜坑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和初初姐的弟弟遥遥以及小妹梅梅泡在一起玩。初初姐大我一轮,从不和我说话,我偶尔在老黄家的厨房门口见到她和二妹光光在烧柴做饭,一脸的灰土,头发有点蓬乱。初初看到我站在门外,把眼一瞪,转头忙别的去了,根本不理我。按现在流行的网络语来概括她: 这个姐姐,好酷!
“妹啊,我当时年纪小,不懂得和人沟通。”初初姐在电话里听到我这样形容她时,忍不住笑了。
她接着说:我们生活过的文斗堂几乎没什么变,外公外婆住过的老屋还在,我一定要回来看看。十几年前,她在村里盖了房子,面积宽敞,我可以住她家。
是啊,离开杜坑村整整四十年来了,这个坐落在闽中层层叠叠山峦间的小村庄却经常出现在我的睡梦中。从小学开始,我从各个角度写它,记述那里的一草一木以及远离尘嚣的宁静生活。几乎每一篇关于杜坑的文章都获得老师的好评。几年前我开始在文学城发文章,将杜坑形容为我的边城,边城系列上了头版,获得网友称赞。
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的奇妙,如果不是四十几年前的那场家庭变故,闽中山区的杜坑村恐怕只是外公一家的边城,而不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