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开了博客,开始发各类题材的短篇(不敢写长篇,一是文学功力不够,二来工作忙,文章都是见缝插针写的,是一种减压手段,没时间构思中篇和长篇)。陆陆续续写了不少家事,发在文学城上,很多文章上了头版。看来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辨得出我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且相当感人,用高点击率表示欣赏和鼓励。
有朋友建议:你生在福州,母亲的祖家在长乐,你写了这么多福州人长乐人的故事,为什么不去查查外公外婆的家谱呢?
查我们家的祖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外公外婆家族的人我大多数没见过。妈妈从记事起,在福州城里只过了几年锦衣玉食的生活,家族就败了,亲人们做鸟兽散,很多人被赶回长乐老家,又做起了农民。可能是童年少年的经历太痛苦了吧,妈妈无数次在我们面前流露出“愿世世代代不生土豪家”的想法。她不太愿意提她的往事,从小生活在福州城里的我们两姐妹,也几乎没有见过乡下的亲戚。
妈妈和我说家族故事时,也基本不提那些亲人的名字,这更增加了我查询的难度。
但我还是下决心把外婆家的族谱找出来。一年多前,一个长乐朋友跑了一趟二刘村,回来后告诉我:二刘村正在重修族谱,要将女性的名字也放进去。现在是新时代了,男女平等,女人在族谱里也要占一席之地。新的族谱要一年后才能拿到。
我只好耐心地等。恰逢好友詹主任一家来温哥华探亲,我和他们聊起家事。主任夫妇非常热心,愿助我一臂之力。他们先后托了几个朋友,一开始,得到的仍是相同的答案:正在修家谱,慢慢等着吧。
后来,有个朋友拿到村里的负责修族谱的老人刘炳进的电话。他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有可能认识我外婆的亲戚。
我和他通了国际长途。老人将近八十岁了,口齿仍很清楚。我给他报了外婆和姨婆的名字,大概说了她俩夫家的情况。末了,我很抱歉地对他说:“我母亲这一生很坎坷,我只想她快快乐乐的过完余生,所以不敢打扰她,向她仔细打听家族其他成员的名字。我的资料很有限,有劳您了。”
老人说:“我帮你问问,你一个星期后再打电话来。”
一个星期后,老人联系了詹主任的朋友,说信息找到了,他会请人抄下来带给我。我以为他最多抄几个人名给我罢了,没想到詹主任突然发微信图片给我,图片上有我外婆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名字。主任说,老人从老族谱里查到了外婆这一支系的族谱。老族谱太旧,根本无法复印,新族谱还未完全修完。老人怕我等得着急,赶紧让人用上好的宣纸将外婆这一支系的族谱全部抄了下来,线装成册,九百多年的族谱全齐了。让詹主任的朋友倍感惊奇的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后,长乐已经富得流油,二刘村依然保持着非常质朴的民风。朋友只是为我拿族谱的,去的时候也没带什么礼物。他深知长乐人太有钱了,根本不稀罕什么小礼物,干脆什么也不带。他拿了族谱,老人硬是留了他吃一顿饭,非常热情。
这段小插曲让我想起我的外公外婆和姨婆在世时也是如此真诚待人的。这就是流传几百年的家风吧。
去年八月,主任夫妇又来温哥华看望读大学的儿子。他将家谱郑重地交给我。我翻到有着外婆名字的那一页,发现外婆是二刘刘氏家族的第三十五代。近几代的家族成员里,加上了女儿和她们的夫君的名字,女性配偶不再只是一个姓氏,写了全名。观念的改变,让我得以在新誊写的家谱里看到了外婆外公的名字。只是外嫁的女儿的后代,就不再出现在族谱里,所以族谱里没有我母亲的名字。我翻着族谱,母亲断断续续告诉我的家族故事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我将这些人物和情节有次序地剥离开来,看着家谱,全部对号入座啦。
我抱着家谱去妹妹家时,她正准备出发去美国出差。我指着族谱上外婆的名字对她说:“我们的嬷嬷终于回来啦,和我们永远在一起了。”
妹妹的眼圈红了。她从小是外婆带大的,一直管外婆叫“嬷嬷”(奶奶的意思),特别亲。凡是我写的家族故事,她读得最认真。外婆已经过世十三年了,在我们的心里,她从未远离。
我买了一瓶加拿大特产的冰酒,托詹主任回福州时捎给刘炳进老人表示谢意。我也接着挂老人家的手机想亲口道谢,电话打了几次,一直没人接。
詹主任回国后不久,忽然发微信给我:刘炳进老人去世了。为我抄写完族谱不久,他去登山,回来时染了风寒,竟然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主任的朋友拿着我的冰酒去他家时,老人已经下葬了,我的冰酒只能用来安慰他的家人。
主任的朋友还说:二刘村至今保存着很多原始面貌。
刘炳进老人的猝世让我伤感不已,仿佛失去了一个深入了解二刘的窗口。我在心里催促自己:我要回去了。再迟一些,恐怕见不到嬷嬷生活过的痕迹了。
于是,万里迢迢一路风尘,我从温哥华直飞厦门,又从厦门来到福州,终于在去年圣诞前夕来了一次二刘的寻根之旅。
我是二刘人,看您的文章写的很通俗,不错,继续出文章以飨读友。告诉您一事是此次编二刘族谱的专家;原长乐市市志委员会主任高宇彤先生现在移民定居在美国。您要写或了解更多有关二刘以及长乐的历史,他无愧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