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尖樱花

我六七岁时，爸爸经常去出差。他一走，妈妈便带我回三坊七巷，住在外公外婆家。她说她喜欢旧家的味道。

那时她的旧家空无一人，外公外婆和两个舅舅已经下放到沙县下属的一个农村好几年了。

妈妈家的房子是几百年前大户人家建制的木房，解放后已经残破不堪。两层高的小木房靠着街边，一楼不到十平方米，二楼是阁子间，十分狭窄，成人根本直不起身，只能是顺着楼梯爬进去，坐在地板上，玩累了，再爬下来。阁子间有两张很小的木床。母亲出嫁前，一直和自己的两个小弟弟睡在阁子间里。

小屋的残破和狭小让我惊心，我头一次发现原来妈妈一家的生活条件那么差。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分明是狗屋嘛。爸爸所在的重工业设计院的职工宿舍的条件比这里好多了，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还这么恋着旧家。

妈妈白天带着我在三坊七巷周围闲逛，晚上领着我爬进阁子间，一起挤在她出嫁前睡过的小破床。阁子间四周的木墙上贴着发黄的报纸，起到了一点挡风的作用，却不隔音。和我们仅一墙之隔的南华电影院每天晚间放电影，我躺在床上，耳朵贴着墙，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影片中的每一句台词。我本来就是小影迷，没钱上电影院，听听片中人物对话和背景音乐也非常过瘾。就这样，我在寂静的深夜，默默地靠着木墙，一边“听”电影，一边在脑子里想象可能发生的情节，不知这是否在无意间丰富了我的想象力。我从十二岁开始，写作时常常处于思如泉涌的状态，只恨自己的笔飞得不够快，配合不到跳跃的文思。

渐渐地，我也喜欢上了小破屋。只要爸爸一出差，我就嚷嚷着要去旧家睡觉“听电影”。

79年外公一家回城。舅舅睡在了阁子间，外公外婆住在一楼，一楼同时又是外公的私人诊所。文革期间中断十年后，外公又恢复了他的私人中医诊所。他在靠街边的木墙外挂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诊所招牌，并骄傲地宣称“榕城第一家”。的确，他是解放后最早在福州开私人诊所的中医。当时的新政府整肃医疗行业，不允许江湖郎中招摇撞骗，要求所有的江湖医生必须考牌取得资格，方可再行医。福州市四百多名江湖郎中参加了考试。外公本是大实业家，给人看病纯属私人爱好，免费，是行善的一种手段。他见企业开不成了，遂决定下半生靠行医谋生，以行外人的身份，也参加了考试，结果获得全市第一名，可以到国营医院上班。他大老板当惯了，不喜欢受约束，于是自己在家开业给人看病。

外公声名在外，诊所的生意相当不错。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来自外公的祖家长乐。他们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公车慕名而来求医。外公外婆体谅乡亲一路劳顿，写了处方后，就留他们在家里免费食宿，第二天再坐公车回乡下。病人的饭菜都是外婆亲自做的。妈妈回娘家时，经常发现家里住着好几个病人，和外公外婆嘻嘻哈哈讲笑。

外公还定期上门，为家附近的五保户和长者义诊。

上中学时学习《陋室铭》，语文老师解释“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我马上想到这句话最适用于外公外婆。他们用平反后政府给的补偿在我家附近的新村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让舅舅一家搬去住，自己却一直守着老屋，不肯搬去和儿女同住。他们生怕这一走，就不能经常回来照顾周围的孤寡老人了。这对旧社会的老贵族夫妇用一生的坚守让我明白了，不是大富大贵之时方才谈行善。即使困顿于陋室，也可以为世间奉献一颗赤诚之心。

两位老人先后在小破屋过世。

后来，政府意识到三坊七巷的历史文化价值，迁走了几乎所有的住户，重新修缮三坊七巷，作为福州最富盛名的历史景点之一对外开放。

我们的小旧屋也回复到明清时代精致的样子了。游人只能在屋外参观，不得入内。

我的古稀之年的母亲回国办事，旧地重游三坊七巷，却被工作人员拦在景点门外要求买票。

母亲一时感触，当场落泪：“那是我的家啊，我的父母在那儿，我生活在那儿。现在我父母没了，我回去看我自己的家，你们却让我买票......"

工作人员见到母亲如此伤心，也愣了，赶紧想了个办法：“伊姆，如果你能出示身份证显示三坊七巷的地址，我们让你免费出入。”

母亲拿出了身份证，得以放行。回加拿大后，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并不在乎几十块的门票钱。”

听完她的归国经历，我的心也颤颤的，原来小破屋是我们一家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它让我知道，即使仅有一小片简陋的生活空间，我也可以靠壁“听”电影，可以悬壶济世，可以和老乡席地海聊，丰富的内心和虔诚的信仰可以令蓬荜生辉，陋室遂成天堂。

如果，还可以有一点小小的奢侈，我愿意在屋外的小角落种一株又瘦又长的塔尖樱（spire cherry)。待它高过了屋顶，贴着花梗而生的粉色单瓣樱花在太阳下淡淡地微笑，我心中永恒的春天也来了。

注：spire cherry (塔尖樱）是一种树形很奇特的樱树。它又瘦又长，不占据空间，可以种植在空间很狭窄的地方。它是萨金特氏樱和吉野樱的杂交种，花朵粉色中透着奶白色，酷似萨金特氏樱。因为易染病虫害，并未在温哥华成片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