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多的筹备,1954年,四少,康(四少的长子)和四少的侄子昌在新加坡创办了丰隆公司,经营南洋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因为在战时积累了丰富的贸易经验和良好的人脉关系,丰隆公司可谓轻车熟路,业务一日千里。
当时,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的很多厂家产品销售困难。厦门最大的一家食品厂五千箱罐头食品积压。四少的公司将五千箱罐头食品买下,成功销售给东马,厦门食品厂起死回生,对丰隆公司万般信任。丰隆公司被中国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委任为该食品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的独家经销商。四少也被厦门政府盛赞为“爱国华侨”。
六十年代,新加坡爆发种族动乱,社会动荡,家家户户抢购食品,甚至连过期的罐头食品都被抢购一空。丰隆公司的业务随着扩大,从水果,蘑菇到猪肉罐头,种类增加到二三十种。四少家族拥有的贸易和实业规模,在当地的厦门籍侨民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人人都说琴旺夫旺子,吴家八兄弟分家各自发展,只有四少和五房的昌发了大财,其余的皆以失败告终。而且四少的家庭极为和睦。琴和大少爷康情同亲母子,康娶了厦门美女为妻,育有四子一女,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好不热闹。康一直遵守吴家严苛的家规,对琴恭敬有加,每天都要到琴的房里向母亲大人请安,陪母亲聊天。琴有孙子孙女绕膝,尽享天伦之乐,日子过得无比自在。
琴没有忘记对母亲的承诺,每个月都定时从南洋寄钱给母亲。在鹏的记忆中,他们家的日子完全是靠外汇券撑起来的,还算宽裕。每年琴的生日,鹏的祖母都要吩咐儿媳妇云煮上一大锅太平面,每人一碗,碗里放着两个鸡蛋。大家恭恭敬敬地说上一句“姑妈生日快乐,姑妈长寿”后,方能动筷。琴母还边吃边对几个孙子孙女说:”姑妈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没有饿死,有好日子过,全靠姑妈照顾。你们大了,别忘了姑妈的恩德。”
鹏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长大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毕业后在北方工作几年,又调回福建。因为厦门是军事前沿,没有重工业,鹏只能被分到福州从事重工业设计工作。
鹏很孝顺,每月五十几块的工资,自己只留二十块,其余的全寄回家给云。云守寡十几年,拉扯着几个孩子不容易。家里虽然有侨汇,但都是控制在祖母手里。鹏认为自己自立了,不想沾姑妈的光。同时,他觉得母亲一生很辛苦,自己能挣钱了,应该多孝顺母亲一些。
鹏三十二岁时,六十岁的云忽感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只剩几个月的寿命。鹏向单位请假,往厦门跑了几次探望母亲,心情非常沉重。鹏交往三年的女友玲也很焦急,打探到几个民间草药偏方,掏钱买了大包小包的草药往厦门寄。
云临终前,拉着鹏的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四十块钱放在鹏的手上。云说:“这些年你月月往家里寄钱,我按着你的意思,每个月给小弟五块零用,剩下的都补贴家里了。最后还剩下四十块,我用不上了,你拿回去吧,成个家。玲是好姑娘,答应我,一辈子对她好,女人为你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不容易啊。”
鹏埋葬完母亲,回到福州后马上对玲说:“我现在有存款了,我们可以结婚了。”
玲问:“你有多少钱?”和鹏交往不久,玲就知道鹏家有海外关系,鹏的姑父姑妈是华侨大资本家,大把钱,鹏并没有家庭负担。鹏每个月五十几块的工资,自己花,工作将近十年,应该存下不少钱了吧?
鹏老老实实地说:“我只有四十块。”玲吓了一跳。鹏向玲表示了自己对母亲的孝心和对小弟的关爱,他一半以上的工资,都自觉给了母亲和小弟。
玲热泪盈眶,心想这男人踏实,有爱心,信得过。
他们很快举办了简朴的婚礼,没有办酒,买了三大包喜糖请同事吃了。住的是鹏的单位宿舍,所有的家具都是鹏向单位借的。
鹏仅以四十块存款,成功打动美人芳心,答应下嫁的事,玲在今后的生活中不断地对她的两个女儿提起,至少说了上百遍,两个女儿听得都出耳油了。但这无意中的洗脑还真有效。三十多年后,鹏和玲的两个女儿在交男友的过程中,都把自己的老爸鹏当作了标杆。她们的男友都是单纯至孝的,当男友婚前主动交待自己的身家,并把所有的钱交到她们手中,嘴里还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时候,两女心里乐开了花,暗笑终于找到一个和老爸一样好的夫君啦。
所以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