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中俄密約的訂定，於清季東北政局的影響既深且鉅。李鴻章主持晚清外交二十餘年，論者常以馬關條約及中俄密約是其一生事功之二大敗筆，尤其是後者，所造成的後遺症遠超過前者。國人在論及此事時，每每責怪李鴻章之顢頇，以及俄國之欺人太甚。其實，重新檢視中俄密約與鐵路及銀行兩合同的訂定，非僅李鴻章之誤國和俄國之侵略等二因所能言明者，詳究其實，當是中俄雙方各有所需的結果。此次中俄交涉，以中俄密約為主軸，就中方而言，目的在“聯俄制日”，希圖藉由中俄軍事結盟，以對抗日本；就俄國方面而言，目的在“借地修路”，中俄軍事結盟不過是一個幌子。俄國為達成其目的，在財政大臣維特的悉心規劃下，於三國干涉還遼後，開始步步為營，利用滿清殷切“聯俄制日”的心理，掌控談判的主動權，從密約文稿到鐵路及銀行合同草案，悉由俄方草擬，中方完全處於被動地位，以致路權相讓所換得的僅是一紙無用的密約，焉能不令人扼腕、慨歎！華夏所蒙受的損失，在責任歸屬上，李鴻章固然要負重責，惟翁同龢等總理衙門各王公大臣亦難辭其咎，而從當代時局觀之，毋寧說是“以夷制夷”外交思想的遺害。總之，晚清主持洋務者，受“以夷制夷”毒害之深，莫此為甚，從此，關東門戶洞開，“滿洲問題”就此而形成於焉。
根據大陆的説法“中國”這個名詞最早被寫入國際法律文書，就是滿清皇帝康熙與俄羅斯沙皇國簽定的《尼佈楚條約》，根據這個條約，滿清和沙俄瓜分了遠東這块從未有過歸屬的廣大土地。由此而推，漢語里代表華夏大地的“中國”這個詞組是從康熙時才被國際法記録在案的。孰不知《尼佈楚條約》的正式權威文本是拉丁文本，同時有俄文和滿文的譯文，但俄文和滿文兩個版本相差非常大，有點各説各話。有一個細節不被人注意，那就是在《尼佈楚條約》簽訂時不但沒有漢文譯本，而且在簽定後的二百多年期間，也一直未有漢文譯本。在清代的漢族精英們只知四書五經，而不曉其余，更别談拉丁文、俄文了，因此不見滿清曾有人談論過此條約。之所以有這樣的情形發生，緣於當時參加談判的除去滿人外就是教會人士。其漢文的譯文只在近代才出現，至今亦沒人説明這些譯文是以拉丁文爲依據還是以滿文爲依據，大致不會是以俄文爲依據吧，除非這個譯文是出自斯大林時期。如此一來就有個疑問，旣然原來就沒有漢文版本，那所謂的漢字國名“中國”這個詞怎麽會出現在《尼佈楚條約》中？這是不是有點漫天亂指，睜眼説瞎話？反正大陆也沒人去查條約的原文。所以説“中國”這個名稱被世界所認知起於滿清本就是胡扯！
“中國”起初是“中華民國”的簡稱，再後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這本無可置疑。那爲什麽非要扯到滿清呢？這就是因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的後繼者，而非要把自己算成是滿清的兒子，把自己的輩份提高，從而起到抹殺“中華民國”歷史的目的。這一點它們做到了實至名歸，因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繼承了數千年王朝的血脈，而非如辛亥革命般去推翻封建統治。
同樣這個“俄羅斯沙皇國”也是它的正式稱號，而“俄國”、“沙俄”等都是它的簡稱。不管是“中國”還是“俄國”都是一個現代的槪念，若是追述到古代，按考古學的成果，所謂的“中國”可能不過是現今河南省的小村莊的名字。而華夏的疆域隨著統治者的變换和朝代的更替，從來都沒有固定過。現在隨著“梦”的興起，關於中國疆域的研究也如火如荼，甚者把華夏之民經商所經之處亦算“國土”。此爲迎合“中國梦”之阿諛雖不上大雅，但於愚民及鼓噪極端民族主義“功不可沒”。
俄羅斯沙皇國也不過是十六世紀才形成的槪念，之所以取名沙皇，是因爲莫斯科大公想做世界的主宰者，而這個名字是起源於凱撒大帝和羅馬皇帝，因此沙俄也自認爲是羅馬帝國的合法繼承者，所以在俄羅斯的歷史上你可以見到第三羅馬的稱号。沙皇俄國的疆域從莫斯科大公到沙皇得到了空前的擴張，其中就包括前蘇聯繼承的沙皇東擴的成果----亞洲的疆土。“大清”的“大”字和“沙皇”的“沙”字在漢文中是不相通的，但在政治和歷史的觀點上它們是同義字，都是其野心、豪横和强權的符号。説到這里你是否聯想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對了，這個“第三帝國”就是“第三羅馬帝國”的簡稱。在二戰前及戰爭中，前蘇聯的斯大林和德國希特勒一直在爭當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在本質和實際上它們亦很少有差别，且都是自稱社會主義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