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又有了根据地

八、又有了根据地
巴山是很长的山脉，四川北部的屏障，海拔也在四千公尺左右。老百姓说：巴山是上山七十里，山上七十里，下山七十里，三七二百一十里。部队从下午三点出发，午夜十二点到达山顶。山上有些地方积雪很深，又冷又累，腿僵脚木，膝盖已不能弯曲，走到后来，只能机械地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电台的运输队，病号增多，掉队的不少，只好再从连队抽一些战士帮忙。午夜在山顶上宿营，黎明继续下山。下山时，由于雪滑坡陡，只好象滑雪一样，屁股一坐滑下山去。下山后的第一地方是通江县北的两河口，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战斗，消灭了地方上的民团。先头部队继续前进，经苦草坝到达通江，我们电台则暂时在两河口宿营。
到通江后才逐步站住脚，在这里张国焘召开了会议，决定以两河口、毛裕镇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南江发展。张国焘开会有时让我参加，非常重视我，优待我，而有关政治方面的会议则又不通知我，他始终是又信任我，又怀疑我。在鄂豫皖苏区的大小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被他杀掉了，我们能得以幸免，是由于他离开我们不行，没有技术人员，电台无法工作，也就无法了解和掌握情况。当时周纯全同志对我们的态度，完全证明了张国焘的矛盾，既有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在暗中监视我们。
到达川北时，部队有一万四千人左右，枪一万一千余支，四个整师的建制，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后来就以这四个师为基础，扩编为四个军。十师编为四军，周纯全、王宏坤负责（许世友开始是副师长，后提为师长、副军长）。十一师编为三十军，原师长倪天亮调任总指挥部当参谋长，余天云代理军长，李先念为政委。十二师编为九军，军长先为何畏，后为孙玉清。七十三师编为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兼。
在川北苏区，一面准备打仗，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党、建政、建立根据地。不久，成立了川陕省委，最初罗世文同志任书记，刘瑞龙任秘书长，还有袁克服（现陕西省军区政委）、张琴秋等同志。这时，部队穿上了棉衣，有了鞋子，住上了房子，解决了毯子，饭吃得饱，觉睡得好，伤病员有医院治疗，士气大振。
川北历史上就出大烟土，漫山遍野的罂粟花，色彩鲜艳，十分好看。烟土是那里以物换物的最好“通货”，我们刚到川北时，也只好拿烟土换棉布、换盐巴，甚至可以换电池、换药品和枪支子弹。四川的军阀部队都是身带两支枪。步枪和烟枪。我们刚扩军的时候，大部分小伙子也是带着烟枪来参军的，入伍以后才能让他们慢慢戒掉。戒烟运动开展的比较顺利，老百姓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我们就号召动员，铲除罂粟花改种粮食，除偏僻的地区外，老百姓都能积极响应苏维埃号召。此后扩军时，就很少有带烟枪的了。
有了根据地，环境比较安定，我们电台在涪阳坝又开始了工作，并进行了扩建。在西征的途中，一直是两个电台在工作，虽然有多余的设备，但人手不够只好弃置不用。这时我们决定再扩建一个台，并成立电务处。我任处长兼三台台长，一台台长是王子纲，二台台长是蔡威。我既总管业务，也管机要、行政，电务处的人就是三台的人。此后又组建了两个台，四台台长游正刚（我们培养的学员），五台台长徐明德（现任海军副参谋长）。为了培养人才，我们在通江又办了一个训练班，前后有三四十人参加，由于学员文化水平低，而有些人张国焘又不相信，常常是搞搞停停。比如，那时王维舟同志带领三十三军从川东过来，他带来一批学生，张国焘就不相信，甚至连王维舟同志也不相信（注1），俘虏人员就更不相信了，只吸收两三个人参加训练班。即使这样，还是把这个班断断续续办了下去。最后，总算每个军都配备了一部电台，跟指挥部行动的军则不配电台。

（注1）有一次到绥定行军的路上，突然见到我的老同学傅连章（不是那个卫生部长），在地下时我们是一个支部，后来他组织了游击队，和王维舟取得了联系，随同王到了川北。他有一次带二十多个同志（都是知识分子）来看我，又过一天，我去看他们，屋子里空无一人，全被张国焘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