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向西，向西，向西

　十九、向西，向西，向西
十一月七日，在赵家水的一个广场上，召开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驻地的部队和机关都参加了。陈昌浩在会上做长篇讲话，他说：根据中央决定，号召打通国际路线，和共产国际联在一起，直接听取斯大林的指示。话讲得非常有鼓动性。徐向前同志也简明地讲了话，主要表示要坚决遵从中央的决定，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会后徐向前、陈昌浩找我和王子纲谈话，他们说：由于二局随另一路部队没有渡过河来，要兼做二局的敌情工作。我们要西进，有关敌人的情报靠中央提供是来不及的，要我们自己搞。对马家军的密码，要设法破译。我和王子纲同志很为难，很犹豫，没有接受这一任务。第二次又谈，口气十分坚决，我们才接受了任务，决心破译马家军密码。于是，三局又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架起来，除与中央通报外，全部精力投入破译工作，日以继夜，异常紧张。大约用了一星期左右时间，基本上破译了马家军密码，可猜出敌报的百分之八十。我们曾破译了蒋介石给马家军的一份密电，大意是说：红军破译工作很厉害，你们要注意。这次破译工作以前，孙蔚如送来的过去西北军用过的密码底本对我们是有一点参考价值的。十几天后，我们全部掌握了甘北马家队伍的情况，包括他们行动的时间和地点，应该说这对西路军的西进计划是非常有利的。
第一个战役，计划占领永昌。在平凉不远的古浪打了一场恶战（即古浪战役），王树声亲自指挥，九军损失惨重。马家队伍打的是麻雀战，骑兵下马后，用马刀肉搏。他们有督战队，骑兵只能向前冲，不准后退，天上还有飞机配合。我们电台离前线不远，我的手指皮也被炸掉一块。马刀砍，飞机炸，我们的伤亡很大，以至都影响了王树声和其他军队干部的情绪。王树声同志原是一个很有气魄的指挥员，在指挥中常常把衣服一脱，大喊一声：“跟我来！”队伍就冲了上去。面对骑兵的新战术，缺少办法对付，这一仗打得他都有点胆寒了。九军的伤亡使整个西路军在情绪上都受到了影响。
到永昌还有好几天的路程，我们日宿夜行，但敌人的骑兵常常在天一亮就赶到我们的宿营地，有时甚至赶到我们前面，我们还未睡觉，敌人已经包围了寨子。战斗频繁不断，人困马乏，再加上筹集粮食十分困难，只好派部队到外面去拉。结果，每天战斗的伤亡加上搞粮食的伤亡，几天来损失巨大。过去可以抢着收容伤员，现在已不可能。没有足够的野战医院，伤员大部分被敌人杀掉，对士气影响很大。
我们终于占领了永昌。在永昌住了一段时间，粮食已搜刮的差不多了，已处于无粮无援的境地。这时陈昌浩提出以永昌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主张，经军政委员会讨论后上报中央（这点，过去中央亦曾有过电示），徐向前反对这个计划。恰好此时我们截获了马步芳给马步青的一份电报，大意是：如共军不久留这里，仍然西走，可不打，如停就打。看来二马想把我们撵走，其实我们可以一直向西，在玉门以西敦煌一带，背靠嘉峪关，把屁股坐下来。但没有这样做，还是在永昌停留下来，准备建立所谓的根据地。
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了，我们急电党中央，告急求援。中央回电说：统战工作正在进行，准备派人到西安找顾祝同谈判，停止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对西路军的进攻。当然，这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这近于是幻想或近乎是与虎谋皮。
这个地区，一片荒凉，遍地沙漠，寸草不生，颗粒无收。部队大部分又是南方人，生活十分困难。
马家部队非常残酷，凡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律杀掉，而我军对民族政策也缺乏全面认识，因而有时对被围在据点中的马家部队，也采取相应的办法，一律砍杀。这样，双方就杀红了眼。因此不少同志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宁可留下一粒子弹自杀，也不能被俘。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军战士的斗志任然十分高昂。那里村寨的土寨墙很高，要架很高的梯子才能爬上去。每攻克一个村寨，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战士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也有唱马赛曲的），爬上云梯，前仆后继，十分壮烈。仗越打越恶，眼越打越红，我们抓到敌人也绝不手软，全部杀掉。记得有一次我们攻克一个敌人盘踞的土寨子，血洗了这个村寨，一个未留。严重的对立情绪，根本顾不得讲民族政策了。
十二月底，五军团占领了高台、抚义（两个很小的县城）。五军团未带电台，不久，我们收到敌报，得知敌人已包围了高台，抚义我军突围，董振堂率部死守高台。我们把收到的一切情报及时送给陈昌浩，陈想派一支部队救援，可是行动不快。后来还是派了一个骑兵师去支援（师长杜义德），但马不是骑兵马，未经过训练，走到半路上遭到截击。可是，如果不派骑兵，到高台就要走几天，更容易被敌人消灭。
五军团是一支很好的队伍，在西北军是以打阵地战而出名的，起义后在一方面军也是以打硬仗而出名的。他们在高台，一无援军，二无粮草，死守二十余天。1937年1月21日高台失守，三千余人有的被杀，有的被俘，董振堂同志玉碎身亡，壮烈牺牲，这个情况我们是从敌人的通报中得到的。后来才知道，当敌人冲上来要俘获董振堂同志时，他开枪自杀了。董振堂同志的牺牲对我们都是极好的教育，每个人的手枪中都留下两颗子弹，做好牺牲是准备。
高台失守后，西路军集中在一个较大的寨子——倪家营子。这时停有停的问题，走有走的难处。当时我曾想是否应当返回去，确实也有一小支部队向东走了一段路，由于受阻，只好又回到倪家营子。真是西进困难，东退不能，我们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据说，这时中央成立了援西军（军长刘伯承，政委张浩），但我们没有感到有任何具体行动。
敌人包围了倪家营子，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必须突出去。正面突围已不可能，只好偷偷地挖地洞。天气寒冷，我从老乡那里搞到一双毡靴，夜间突围时疏忽大意，没有脱掉。骑在马上，一出寨子，队伍就乱了。马不能骑，只好走路，毡靴又苯又重，边走边跌交，敌人的马两次从我身上踩过，幸亏同志们的帮助，连拉带拽，才追上了电台的同志。路不能走，马又丢了，恰好碰见一个骑驴的老乡，同志们把毛驴要来，让我骑上，这才跟上了队伍，否则我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走了几里路，看见一个有灯火的房子，进去一看，徐向前、陈昌浩等人都在那里烤火，他们又给了我一匹马，才算赶到了宿营地。
宿营地是在梨园口附近的一个寨子，这是西路军的最后一站。我们把电台架设起来，发现总工程师刘光辅不见了，后来从截获的敌报中才知道他已被俘。
从不断收到的敌报中，也可以看出我们损失的惨重。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失踪的失踪，想到当时的处境，至今仍感痛心。部队的境遇和状况，已不允许再继续打下去了，领导决定进入祁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