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终于有了电台

五、终于有了电台
油有了，器材也搞到不少，但仍然缺少电子管和电池，特别是发报机上的5瓦的大型电子管，特工在武汉也买不到，因此，电台还是迟迟建立不起来。
1932年3月间，在新集北的潢川打了一仗，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真是雪中送炭，我急忙跑到前线去接收，在潢川前线我又见到了徐向前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徐向前同志是在1931年1月下旬，他在黄安战役负伤后，在新集养伤，在军委我见到了他，但没有交谈。我是早已耳闻他是一位有名的红军将领，见面之后，给我的感觉是温文尔雅，一派儒将的风度。这次在潢川前线指挥部，徐帅亲切地接见了我。指挥部设在一间大房子里，和他同住的还有政委陈昌浩同志，参谋主任舒玉璋同志（注1），他们都睡在地铺上。他们三人同我谈了很久，徐帅言辞不长，说话不多，问这问那，态度亲切，在他面前不会感到拘束。舒玉璋同志对有关电台的情况问得很详细，陈昌浩同志在一旁也不时插上几句话。徐帅叫舒玉璋同志把电台交给我带回，并简要地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还带我到阵地上进行了参观，行前又赠送给我们两匹很好的骑兵马，一匹给了蔡威同志，另一匹我一直骑到长征路上。
有了这部电台，加上充电机，手摇马达，设备就比较完整齐全了。这时我们也离开了参谋部，在钟家畈（新集到麻城的路上）找了几间破房，修整一新，安装好设备，架设好天线，开始了工作。从此，四方面军正式建立了电台。电台由我、徐以新、蔡威、王子纲负责，还有几个训练班的学员，几个管充电机的机务人员，并派有一个班的战士进行保卫。大约在三、四月间，我们开始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苏区。
王子纲同志报务十分精通，手法极好，又快又明。好的报务员在手法上都是各有千秋，不用通话，从手法上就可以判断对方是谁打来的。与中央苏区叫通后，我们就判断出和我们通报的是我们很熟识的老康（即曾三同志），中央苏区电台的其他同志，由于他们大部分是被俘的解放战士，如王铮同志（原张辉瓒的报务队长）、刘寅同志（原张辉瓒报务队的见习报务员），过去从未接触和联系过，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
因为通报密码是我从上海带到苏区来的，译电工作一直就落在我的身上。开始通报，报文极其简单，因为张国焘还是怕敌人听到，不大放心。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了黄安大捷的情况。中央苏区回电也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向我们祝贺，并通报了中央苏区的胜利消息。随后我们才陆续收到用电报发出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俘虏政策、地富政策等。紧接着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相继叫通。自从苏区有了电台，尽管各个苏区被敌人分割在祖国各地，相距千里万里，但政策可以随时统一，全国苏区形成一家。
1932年在皖西北苏家埠一带打了一仗，这是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记得这一战役开始前，由于敌情有些变化，张国焘决心动摇，想撤出战斗，由于徐向前同志的正确判断和亲自指挥，坚持采取围点打援的运动战，终于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消灭敌军三万余人，活捉敌军总指挥厉世鼎及不少师长、旅长，缴获机步枪两万余支，山炮数门。原四方面军没有山炮，从此以两门山炮组建了四方面军的山炮营，营长为何再香同志（注2）。这一战役的战果本还可以扩大些，但觉得战线拉得太长也不太好，所以到了淮河西的苏家埠、叶集、韩摆渡一带就收了场。
战役结束后，我和钱钧同志及兵工厂厂长（姓丁）急忙赶到前方收缴战利品。途经商城、青山寨、金家寨，到达麻埠街。在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无线电电台的器材，我们简直是喜出望外，真是有如天上掉了馅饼。我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至少缴获了三部电台。我们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把所有的机器设备检查了一遍，进行了清点，准备把所有的器材拉回本部。行前，领导还交给我两个被俘人员，让我带回，一个是马文波（注3），他原是陈调元电台的报务主任，报务技术纯熟，比较精明，也懂一些机务。另外一个是机务员。和我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几个新参军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女生，陶方荣同志（现名苏枫）（注4）就是其中之一。
这批器材运回以后，电台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人手仍感缺乏，训练班的学员不能当班，那时对马文波还不敢大胆使用，只能让他收译新闻。由于需要，又建立了一部电台。一台由我和王子纲负责，跟随指挥部行动；二台由蔡威、马文波负责，跟随二十五军行动。
一台与二台的通报不很顺利，有时只好派骑兵联络，或者用电话联系，那时电话线已有两三百里长。此后，两个台又合并在一起。电台行动异常困难，比山炮营还麻烦，有些机件不能用牲口驮，要用人背。到四川后，才专门为电台成立了一个运输营，约六百多人。
（注1）舒玉璋同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精通军事参谋业务，由于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在四川被张杀掉。
（注2）何再香同志，后残疾，解放后在武汉任园林局副局长。
（注3）马文波同志，原总参三部副部长。文革期间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
（注4）陶方荣同志，小学毕业，到四川后，改行到宣传队，现任大连市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