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冬天,天还是黑漆漆的,我和恩奶睡在二楼亭子间里,就在后门之上,先是后门传来咚咚咚地一阵敲打声,然后姆妈来到亭子间和恩奶说:“姆妈,来了来了“,像是早就预料之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其实现在想起来,应该还是有些预兆的,那时余兴坊里已有近十家被抄了。刚开始抄家,大多是工作单位来抄的,可后来连退休的和无工作单位的家也被带着武器和红袖章的人抄了。外婆家也在前几天被抄了,并且把外公带走了隔离审查。接下来几天晚上老有人故意踹我家后门,把门锁踹坏了好几次,所以到了晚上睡觉,就像前门一样上了门闩。那些来抄家的人,先是在半夜里去余兴坊另一幢石库门房子里,抄了阿爹住的卧室兼书房,打的旗号是搜查反革命分子,国际间谍。然后才来我们这幢楼的,由于上了门闩了,阿爹的钥匙也打不开,就只能咚咚咚地敲门。
姆妈说完就下楼去开了门,呼啦啦上来了一大帮带着“文攻武卫“臂章,手持长矛棍棒,戴着藤帽,穿着深蓝色工厂棉制服的男男女女。包括楼道里,所有的灯都被打开了。姆妈,二姐,和阿嫡,全部集中到了恩奶和我住的二楼亭子间里,我和衣坐在床上,因为天太冷,恩奶又把被子给我捂上了。由于大前天外公被抄家的抓走了,大姐就住到外婆家里陪外婆,所以不在家。
大抄家开始了!上上下下,叮叮咚咚,稀里哗啦,不时有人楼上楼下的跑动,二楼亭子间的窗下小弄堂里,也是一反常态地人声嘈杂。不让看,只听得到响声,不知等了多久,大概快中午了吧,一位拿着长矛守着我们的阿姨,笑眯眯的摸了摸我的头,说:“这小弟弟蛮好白相的么“,然后用手扳了一下带暗柜的床头架子,随后我们全家都被转移到了三楼亭子间姆妈的房间里。一路上看到除了姆妈的房间仅仅抽屉柜门被拉开,其它房间,以及楼道里,目所能及的家具都被打开了,抽屉和箱子都被堆在地上,被服衣装满地都是,墙上到处是敲掉墙面后留下来的砖墙洞。
一直闹过午了吧,”文攻武卫”们都走了,阿爹悄悄地出现在我们这幢楼里,他独自坐在二楼转角处的楼梯上,低垂着头,一声不吭。我特意回到了二楼亭子间,看到床头架子上的暗柜盖板被撬掉了,暗柜底也被戳穿了一个大洞。
阿嫡自始自终没有说过一个字,随后的日子里她愈发恐惧,和谁都不大说话了,而且越来越容易受惊,逐渐地精神也不正常了,平日里经常怀疑邻居受了里委会指使,敲砧板骚扰我们。
姆妈的房间没被抄,据说是因为和阿爹的案子没有关系,我不太相信这鬼话,估计还是这些里弄革委会找来的抄家的人,搞不清楚姆妈的阶级成分以及爹爹的职位罢了,反正房间里看了也没啥值钱的东西。
恩奶像往常一样的镇定,就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文攻武卫“走了后,该做饭还是做饭,不能让全家饿着。恩奶是个极守规矩的人,同时又是个经历过日本人轰炸,刮民党搜刮过金银的人,大笔钱财的得失在她这里,都是过眼烟云而已。抄家后,在帮大人收拾家当时,大姐发现了恩奶的一个小秘密。恩奶用一根细线将一个小皮夹系在抽屉背面的钉子上,这样,打开抽屉时看到抽屉是空的,而打开抽屉时皮夹就被自动地吊了起来。若干年后我们都长大成人了,想起此事问恩奶藏了啥,恩奶淡淡一笑说,是欠了别人的,一份是她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公应得的最后一份股息,以及远去台湾她闺蜜共有的一份存折。
二姐天生胆小,连去公园都时时刻刻怕我淹到湖里,抄家使她也受了惊吓,有一段时间非常怕生。
大姐不在,逃过一劫,不过大姐天生胆大,平日里就敢大头冲下地倒着从楼梯扶手上滑下二层楼梯,当然头上撞出无数个包包也是常态。她就是在也不会害怕,只是不知道她会不会出个鬼点子来整那些抄家的,闯出个大祸来。
我那年九岁,虽然二年级了,但还是朦朦懂懂的,好像是刚复课闹革命不久吧(1966年先是停课闹革命)。被抄了家,我到还是挺兴奋的,因为以前藏在箱子里看不到的东西都被翻了出来,可以把玩了,像狐皮护手,带狐狸头的狐皮披肩,呢子大衣等等。
那一天是1968年12月3日,离过元旦不满一个月,离过春节还有两个多月,抄家的抄走了所有的钱财细软,听恩奶讲,一场洗劫后,家里就剩下十来元人民币现金了。姆妈说要垫些钱贴补家用,恩奶坚决不要。
第二天,我去上学时才听当时在我家门外看热闹的同学讲,我们家被抄出了凶器--阿爹的那把对剑,以及若干部发报机--阿爹的德国造打字机。阿爹还被勒令站到凳子上,被批斗,被打了耳光。
接下来的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阿爹三天两头要去街道办事处检讨,汇报,接受批斗。抄家的名义是搜捕反革命分子,国际间谍,实际是搜刮钱财,细软和善本古书,拿走了满满八个大箱子,而当场开出的收条里并不包括所有拿走的东西,当然谁也不敢冒死去追问。多年后我经常心疼这些善本书,可是再想想,如果能用这些古书买下阿爹最后十来年的性命,那不也就值了吗?
晚上我还是和恩奶睡,有一次半睡半醒时听到阿爹做完检讨回家了,他步履沉重地走进我和恩奶睡觉的二楼亭子间里,坐在藤椅上垂着头半天没出声,临走回他睡觉的二楼前楼时,坐在床沿上和恩奶无声地拥抱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阿爹85年在客厅里去世,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的情景。
当然在学校里,我们这些反革命的子孙,处处都得夹紧尾巴。弄堂里,甚至那几个恩奶经常给肉食的穷孩子,也经常找茬,逼着让恩奶叫他们爷爷。
其实抄家时家里已经没有多少东西了,恩奶和阿嫡早有预感,早已在半年前就把家里的细软、股息、和存折,作为资产阶级剥削所得,列下清单,主动上缴到最安全的地方,街道办事处去了。所以抄家的人说是街道办派来的,都是鬼扯,阿爹63年就从育才中学退了休,没了联系,完全就是住在余兴坊里的居委会黄主任,患了红眼病,串通了一帮”识货”的人,来抄家发财的。文革后期发还抄家物资时,”文攻武卫”已经改为”上海民兵”了,我还天真地以为原物能归主了,兴冲冲地借了辆”黄鱼车”(三轮人力脚踏车),结果只从民兵指挥部的仓库里领回了八只空箱子,外加阿爹那把对剑的空剑盒。
恩奶和阿嫡上交的细软到是分文不缺地发还了,也许是列了清单的主动上缴吧,收到人也有签字。不过发还时附了一张通知,黄金白银必须在两天之内卖给指定银行,黄金的收购价是99元一两。我清楚的记得,没隔多久,国定的黄金价就一下跳到了400元一两。所以说刮民党搞金元券的小蒋同志还真只是个小巫而已。
当年那位里弄革委会主任的女儿是大姐的同班同学。这几年的通讯发达,居大姐的同学讲,主任的女儿最后因诈骗进了班房了,里弄革委会主任自己则在文革结束之前就患癌去世了。到是当年街道办批斗审问阿爹的姚大人,还是官运亨通,活得有滋有润地直到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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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文革中的阿爹与我

图二,1930年版的《中国图书馆界名人录》里阿爹的截图

图三,恩奶贺庚金与女师大闺蜜汤佩芬(李惟果先生之妻)在清华园的留影
图四,我外婆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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