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冬天，局里调来一位新领导叫杨建业，是抗日战争后期入党的老党员，是原来农七师基建处的处长，毕业于甘肃兰州大学，是当时党内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干部，可是他仕途不得志，都55岁了，仍然是处级干部。调我们局后，虽然担任一把手，可是局里的同事仍然有什么事都向穆付局长汇报。然后再由穆向杨汇报。所以到我们局以后，经常觉得无事可做。第二年开春参加建设厅的城市建设工作会议，由他代替穆带我参加。可是由于他对城市建设工作还是不十分了解，许多方面由我出头解释，这样就加重了我的负担。但我尽量为他解脱，所以那次会议以后他对我就更加信任了。他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入党，我告诉他我已经申请了，因为条件不够。他鼓励我，并派我们办公室的老魏和小顾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我如果入世一点，我的组织问题可能很快可以解决。可是我这个笨蛋，不知经常向我的介绍人汇报思想，只知道埋头工作。以致老魏和小顾都认为我没有积极向组织靠拢，认为我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傲气，放弃了介绍人的责任。到这年冬天，杨得了癌症，住在州医院，我去看他，发现原来农七师的工业筹备处处长莫建波也在那里。他们交谈的非常热烈，莫也是农七师少有的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不得志人物，参加革命比杨还早，文革后到现在还没有按排工作。见我进来，莫停止了交谈，杨告诉莫没有关系，陈是正直人，不会出问题，他们于是又热烈地交谈起来。我在旁边静静地听，细细地想，他们对上级组织似乎都有很深的怨，说到热切时会热泪盈眶。我也觉得组织对他们不公平，我想杨得癌症可能是因为精神抑郁所致。杨在83年开春死了，死时才57岁，还不到退休年龄。又过了一年，莫建波也得癌症去世。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干部的悲哀命运。
杨死后，穆仍然没有任命扶正，穆也是一肚子牢骚，在办公室里经常向我们这些下属诉苦。我觉得他自从76年来局主持工作以来，从无到有建立了一系列组织机构，在城市建设上干出了不少成绩。可是就是没有扶正，杨死后他又主持全盘工作，就是没有给他应有的头衔。这一年秋天（83年），我们局搬到新盖的政府办公楼，那是我们局设计院设计的希腊教堂式建筑。五层大楼，位于奎屯市中心，大楼前庭有六根高18米的方形大柱，非常威武。大楼前面还有一个约四万平米的政府广场。我们局分在一楼西边的一大一小两套房子，局长一间小房，业务一间大房。刚搬进来时，我们都觉得非常兴奋，比起我们原来的土块办公室，显得高贵的多。这幢建筑，在当时的新疆也是一幢不错的建筑。我们自然觉得神气不少。但是我们的穆局长却因为长期得不到扶正，精神抑郁得了萎缩性胃炎，不能坚持工作。这年冬天市里派来一名新局长兼党委书记。此人姓朱，叫朱百寅，浙江临海人，和我是同乡。朱来以后，穆就病休了，当时还不到60岁。朱对穆还是很照顾的，基本上他不上班，在家养病，一直到60岁办理退休。穆退休后，觉得自己身体还可以，就又要求上班干点事，这样除退休金外还可以拿反聘工资。想不到他出差回来老毛病就翻了。这次病的很严重，痛的很厉害，到州医院检查结果是胃癌。他不相信，局里同意他去北京检查，因为他大女儿在北京工作，比较方便。检查结果还是胃癌，不过北京医疗条件好，癌细胞得到控制。因为北京医疗费太大，他决定回新疆。回来后，看来精神还是非常飽满的，在家休息几个月后突然发烧，到州医院检查，是癌症复发。癌细胞很快扩散，那一天我们去州医院看他时，他已经非常消瘦，皮包骨头，不断地呻咛。痛的时候会忍不住大声吼叫，医生就给他打吗啡止痛。我们看了也跟着痛苦。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不痛的时候就要求医生让他速死。但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因为法律不允许。我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病房里有很多同事，这时他虽然仍然清醒，但是人已经非常脆弱，自己不能排尿。那天他的尿已一天排不出来，小肚胀到裂痛，医生护士没有办法，只好当着那么多人给他排尿。护士打开被子，露出他的下身，只见他的小腹瘦的皮挨着背，瘦小的阴茎插入一根粗粗的塑料管，光亮光亮的，用胶布绑着，然后护士小姐慢慢地从上到下往下挤压，黄黄的尿水终于从尿泡里挤出来，他也就此解脱了痛苦。这时我想，平时多么光鲜的局长，在病魔绕身的时候，也就没有任何羞耻之心了。当着那么多人，而且还有自己的女部下，亮出了自己的下身。人世间有多少这样的无奈和无常。生命是这样的脆弱和娇贵。在这天后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和遗体告别的时候，我看见他瘦瘦的脸上嘴巴闭的紧紧的，好像有很多话不能说出来。我想他的一生，也充满坎坷和无奈，走的时候也不顺畅。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他的几个子女都很争气，一男一女都上了大学，只有一位考不上大学的二女也在我们局机关按排了工作。他走后没有后顾之忧。
朱局长来了后，局里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加上正好处在城市维护费改革之际，城市建设费用从由自治区建设厅分拨改为由各市自筹。即由各市的工商税收入中提取7%作为城市建设维护费用。我局的经费一下子从一百多万上升为七百多万。这是因为我市财政收入已经进入全国百强县之内，当时全年的工商税收入有一亿多元。（主要归功于我市有一座全新疆唯一的卷烟厂，光这个厂的年税收就达到四千万。）超过石河子也是全新疆收入最多的县级市。由于有了经济基础，朱局长就雄心勃勃的大干一场。85年开春，朱除了按排大量的市政园林建设项目外，也按排了自己局内的多项基本建设项目。其中最大的三项目就是我局办公楼建设，污水处理厂建设和市政公司的沥青搅拌站建设。三月，朱通知我去关内采购沥青搅拌站设备，我正为大儿子的淋巴结发炎久久不能治愈发愁，怀疑是否也是杨局长那种何杰金氏病。我想正好可以利用这次到关内出差机会，带大儿子去上海检查一下。所以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那时正当春运节气过后不久，车票比较好买，我和儿子买了两张卧铺票就动身去上海。这也是我们父子第一次坐卧铺。以前去上海都是坐硬座，几天几夜的火车坐的我们头昏脑胀。这次能坐卧铺，特别高兴，尤其是我儿子，第一次坐卧铺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我们在火车上可以躺着看书，聊天。几天几夜很快过去。到上海后，我首先带儿子去看医生，因为我的侄子是医学院的研究生，所以我们能够找到上海最好的中山医院最好的医生给我儿子看病。那专家看后说这只是一般的淋巴结发炎，没有一点问题，开了些普通的药，不像奎屯的医生说的那么严重，我就彻底放心了。接着我们就开始去采购沥青混凝土搅拌机。从广告和其他信息里，我们得知，这种小型的搅拌机只有无锡一个工厂生产，我们按广告上的地址找到了这家工厂。原来是一家公社办的厂，在无锡郊区，规模还可以，和我们奎屯机械厂差不多。只因为位于沿海地区，信息多，就办起了这样的工厂。我带着儿子去办事，那边的人以为刚是我的助手，对他也很客气。刚也的确能帮我很多忙，如资料整理，查看地图（那时刚已经能看懂图纸，）。我们住在他们为我们安排的招待所，吃喝都是他们包。了解到他们确实能制造合格的设备后，我们就和他们订立供货合同。我们离开无锡时，他们给我和刚两人都送来一件滑雪衫作礼物，这两件衣服，一直穿到我离开新疆。后来我又单身去了徐州睢宁县，（刚儿则待在上海我姐姐家）订了两台翻斗车。回上海后，和儿子一起高高兴兴回新疆。这次我们出差，不仅没有给局里多花钱，反而省下住旅馆的钱，因为我们住姐姐家，儿子的路费是我们自己掏的。
回新疆后接到伊犁州建设局的通知，让我去伊犁参加一次由自治区组织的中心城市功能研讨会。通知要求很急，我只好马上动身，到了伊犁后，由州局陈振东局长亲自接待我（陈原来是我们奎屯建设局的规划组组长，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规划系。78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79年由穆局长介绍入党，82年参加一次自治区城市工作会议，被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发现为人才后，83年提拔为伊犁州（付省级）建设局局长，之后，官运亨通，92年提拔为自治区建设厅厅长。）把我按置在伊犁州宾馆，这是当时伊犁州最高级的宾馆，是州政府专门用来接待中央首长和外宾的。而且按置在宾馆最好的房间。我当时受宠若惊。陈告诉我，不久后国家要通筹全国城市规划，我们自治区要准备一些资料，所以州要组织一些人力写几篇论文，为他以后参加全国会议作准备。后来才知道陈是为了我给他写两篇论文而按排的。我专心致志地住在宾馆，一方面享受这种无上优雅的生活，一方面收集资料，编写文章，绘制图表，用了一星期时间，完成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伊犁州中心城市的现状和潜力。”写伊犁州伊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的主要城市和它们的发展远景；另一篇题目是“北疆的咽喉----奎屯，”主要写奎屯的现状和它在全疆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论文完成后，我在伊犁又好好地休息几天，看望了在伊犁的亲戚和朋友，才回奎屯。后来得知，这两篇论文，都发表在中国社科院院士马洪主编的城市建设周刊上，虽然没有我的署名，（以伊犁州政府名义署名，）但是我也领到了200元的稿费，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奎屯市政府转交给我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钱，计委主任吴克功告诉我是两篇论文的稿费，我才想起来。）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后一篇，在以后伊犁州和奎屯的发展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回奎屯后，我订购的沥青搅拌设备也陆续运抵，就开始紧张的沥青搅拌站的按装和调试，一直忙到冬天。由于沥青搅拌站建设成功，我市市政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在85.86两年，我们新修和维护了大约十多公里的城市道路。主要有团结路两公里，北京路七公里，伊犁路两公里。
84年末，杜学夫调回老家浙江工作，朱局长又把杜负责的电力规划工作交给我，这样，我的工作业务量大大增加，整个84年，我都在忙忙碌碌中渡过。
85年开始，我们局就搬到新盖的建设局办公楼，位于市政府大楼的西边，是一座四层大楼，我分配在二楼第一间。我局办公楼也是我市局级单位第一座办公楼，因此，我们都非常自豪。而且正在准备盖局职工住宅楼。所以全局职工情绪都十分振奋。这时，随着全疆建设规模的加大，我市自从85年后，建设规模也大大加大，首先北疆铁路即将修到我市，为了配合铁路的通达，市政府要求我局在铁路到达前，必须将团结南路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团结南路原来是一条土石子路，现在要改造为现代化的水泥高级路面，而且还要配以绿化美化和路灯，下水道。所以该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综合工程：它包括长两点二公里，宽三十二米的水泥路面；长二点二公里，宽六十米的林带；路两侧的艺术路灯一百另八盏；路面下的各种管线，包括下水道和上水道，电缆通道等。还有火车站前面的广场；广场上的高杆灯；政府办公楼前面的广场绿化和广场中央的音乐喷水池等。总投资约六百多万，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天文数字。这个庞大工程，被分为四部分：道路部分由郑福国负责；园林部分由周兰风负责；电气（路灯和音乐喷池）部分由我负责；下水道部分由丁红军负责。我们四人统一由局长协调。从85年开始，我们四人就团结路工程忙的不亦乐乎。一直忙到87年八月火车通达奎屯。
为了系统地介绍该工程，我把工程的概况作一下描述：团结南路北起市政府广场，南至火车站广场，南北距离二点五公里，道路长度二点二公里。其横断面为中间是16米宽的花坛带，种植奎屯的市花玫瑰和松树，花坛带两边是宽16米的水泥路面，西侧是上车道，东侧是下车道；水泥路面两边是人行道隔离带，宽6米；人行道两侧是宽30米的绿化带，种植松，杉等常绿树；总横断面宽为120米。路灯安装在人行道隔离带上，采购了当时最时尚的高压节能钠灯。由我负责的电气部分总投资89万，包括一百零八盏艺术钠灯；两盏24米高的火车站广场高杆灯；路灯的配电室 ；团结路和北京路交叉口的一盏高18米的高杆灯；政府广场中间喷水池里面的音乐喷泉的电路和配电箱等。我在85年用了大半年时间设计，制作和采购。灯杆请我市机械厂制作，在路灯杆的制作过程中，我和机械厂的技术员童耀南成了莫逆之交。路灯在86年春开始安装，安装工程由奎屯市电业局承包，到86年秋天基本完成团结路两侧的路灯安装和调试。火车站高杆灯则在87年夏天才完成。到87年六月，绿化带才全部完工，团结路两侧的松，杉，都是从东北运来的，可见成本的昂贵。2012年我从回奎屯看望朋友时，那些松，杉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
在86，87和89三年，我分别参加了三次全国路灯情报会。86年秋在陕西咸阳召开，会期五天，我和我市机械厂技术员童耀南一起参加。在会上，我们介绍了自己制作路灯杆和高杆灯的经验，得到好评；87年在江苏省如皋县召开，会期也是五天，由同济大学电光源系和全国路灯情报站联合主持，会上主要由如皋灯具厂介绍节能钠灯使用技术，我和我局设计院的刘技术员参加会议；回疆后，才知道我们家在老朋友童耀南的帮助下已经搬进了新的住宅楼。我分配在二楼，两室一厅，有独立厨卫，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好的。89年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路灯技术情报交流会，因为北京动乱，会议被迫取消。但是因为取消的通知发的太晚，一部分人已经到京。会议筹备处决定，已经到北京的人由北京路灯管理处分别疏散，还没有动身的人员，则电话紧急通知不要来京。我因为路远，动身出发比较早，通知发出时我已经在路上。四月25日我到北京后正值胡耀邦逝世不久（胡耀邦四月15日逝世），我亲身经历了（四二七）大游行。
我到京后，立即去北京路灯管理处报到，才知道会议已经取消。因为我的大儿子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念书。所以，我顺便去“人大”看儿子，住在“人大”招待所。“人大”招待所位于海淀路边上。正值学运开始，二十七日早上，我还在梦中，就听到海淀路上吵吵嚷嚷的响声。起床后从招待所窗口往外看，只见马路上都是学生，他们打着旗举着标语喊着口号，从北往南而来。到了“人大”门口，就叫唤着：“人大学生出来！人大学生出来！！” .“人大”学生则从里往外冲，把守卫大门的警卫挤到一边，终于打开大门。“人大”学生马上冲上马路，和“清华”“北大”的学生混在一起，向天安门方向而去。这个情景，真是壮观，十分动人。我因为要到儿子那里就餐，需要经过整个人大校园，就看到校园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出于好奇，我就看开了大字报。大部分大字报是悼念胡耀邦逝世的（这时我才知道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但我也看到有部分反动的大字报，我看到一张“共产党十大罪状”的大字报非常反动，有人在抄，也有人在拍照。然后我又去了“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看到了要求取消四个坚持的大字报，我想起了早上游行队伍中我听到过有人高喊：“打倒四个坚持”的情景，就想这次游行不简单，有黑手在操作。为了躲开这次动乱，几天后我就动身回新疆，而且我告诫我的儿子不要参加这样的政治活动。后来我儿子基本上没有参加游行，从而得到平安。回新疆一个月后，得知北京发生“六四动乱”，军队出发镇压学生。不久，国家安全局又发来六四期间（四月到六月）到过北京的外地人员调查表。我们局就我和葛付局长这期间去过北京，我们都填写了调查表，因为我们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所以我们都平安无事地通过检查。但是，我对当时学生的运动是同情的，认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行为。但是也同意这次动乱有黑手在背后操作的结论。因为我亲自看到反动大字报和亲耳听到反动口号。亲临过这次建国以来最大的学生运动，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难忘的体念。我想我们的民族前赴后继地为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历史是如此的惨烈，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才能够作到真正地作到“为民作主。”
90年和91年我都在平俗中渡过。为了减轻我的工作负担，87年局长给我配了一位助手，是新疆大学的毕业生，姓王，但是我不欣赏，觉得他太傲，就调到质检站去了。到88年又给我调来一名助手姓陈，是质检站站长的女儿，我就不好意思拒绝。此人也勤奋，我就留下了，一直到我调离统计岗位。从87年开始，我还承担了局长秘书的职责，因为从那时开始，我局的很多文件的起草都是由我来承担，包括每次人代会开会后的代表提案回答，和每年我局的工作总结。
从78年我调到城建局，我一直承担多项工作，而且工作的都很出色，但是因为我的党组织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从81年那次组织培养没有成功后，我再也没有提交过入党申请，而且以后又有几次组织找我谈话，要我写申请书，我都以自己条件不够而推却，因为这时我对加入党组织已经心灰意冷了。再加上我已高龄。）所以我的职位一直没有得到提升，对于这种状况，我知道局长也是有想法的。我当然觉得非常压抑，到91年末，局里调整机构，要成立科室，我所在的财务部门要成立计财科，由谁任科长成了局长的难题。因为当时我们科有两人可以承担科长的职位，就是我和顾喜科。两人比较，顾年轻，是党员，又有大专文凭，人缘关系比我好；而我呢，贡献比顾大，能力比顾强，但是我年龄比顾大，又不是党员，又没有正规的文凭，比较之下只好淘汰我。不过局长还是觉得对不起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让我担任局长助理，也是科长待遇，和我谈话，我不同意，我原作一般的工作人员；后来局长又找我谈话，让我挂职到公共汽车公司去当经理，也是正科级待遇，而且我的档案仍然留在局里，按公务员对待。我还是不同意。我说我愿意在机关当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退休。局长就找来好多人来做我的工作，要我接受这个职位。说公共汽车公司怎么这么需要我去减亏为盈，又说基层工作有多么具有挑战性，可以发挥我的能力；局里将给我什么什么优惠条件去完成公共汽车公司减亏为盈的任务等等，又说只干三年就回局里享受正科长待遇。我想我当时已经50多岁了，很难抵挡这么多人的游说，只好答应去干干看。反正干三年我也快到退休年龄了，到时候退休吧。这样，我在92年初就结束了我在城建局多年的工作，转到基层单位公共汽车公司去当挂职经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新的挑战，也是一次新的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