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二舅
（一）
我没见过自己的姥姥和姥爷，只听妈妈讲，姥爷年轻时家里赤贫，生下大舅后激动万分，希望儿子不仅能传宗接代，而且还要改换门庭，想给孩子起个最寄托自己的希望的名字，所以大舅的单字正名就是“金”，接下来的二舅就叫“银”，可惜姥爷只有两个儿子，否则的话，金银铜铁锡这样一路叫下去，姥爷家就可以开五金大学堂了。
给孩子取名为“金”为“银” ，寄托的都是父母的希望，希望孩子将来金银满库富贵一生。可惜愿望虽好，但姥爷却忘了自己的姓，姥爷家姓吴，所以两个儿子那寄托美好希望的名字就成了“吴金”（无金），“吴银”（无银）。
二舅吴银生于1923年，按华人的十二生肖是猪年出生的。二舅生得浓眉大眼，英俊挺拔相貌堂堂。但他的属相和相貌日后都成为别人数落他的最好元素。二舅少年时代不爱读书，虽然有机会上学，但每天吃完早饭后就应承着父母的叮咛，默默地背着书包出去，然后找一块通风凉快的田地，冬天刨开土地挖小蚯蚓，夏天用书包作枕头呼呼大睡。姥姥气急了就会骂：你真的是属猪的阿，只会吃和睡。二舅长大后在地里干活，也是什么都不想学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做不了，那时候还是生产队，大家在一个队里一起拿工分，同队的人就有很多怨言：吴银，你可惜长得这么标志了，原来是个空皮囊，你以为来地里干活是卖人头的吗？人头长得漂亮地里就会长庄稼吗？二舅永远是最好的脾气，谁讲他，他都低头笑笑，也不还嘴。久而久之，大家反倒不讲了，姥姥叹口气说，不是读书的料，就不要读了，去种地就好了。生产队长叹口气说，不是种地的料，就不要种了，去管农具吧。二舅就落了一份最清闲的工作。
妈妈说，二舅不还嘴，一是因为性格好，二是因为嘴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关于二舅清楚说话的记忆。仔细搜寻的话，大概是有一次，二舅和妈妈描述他和别人的对话，这次二舅说得很清楚，我却竟然听不懂，原来二舅用了两个以前最土最土的形容词，这两个词是我们绝对没有机会从别人嘴里听说的。二舅平时也和我们不多说话，看到我们总是说简单的两个字“来了”，但那眼神却是充满笑意和安慰，充满了好多的话。后来我带着我的女儿去看二舅，那时二舅已经老了，但他还能用水桶挑半桶水，他连“来了”都不说了，只是看着我们笑，用手爱抚地摸着我女儿的头。
我把二舅的性格特色讲给我的一个好朋友听，她有些怀疑二舅的聪明程度，我告诉她，二舅绝对不傻，二舅妈十六岁时嫁给二舅，是个能干能说的漂亮女人，但只要二舅不耐烦了一瞪眼，二舅妈就立即不敢多说，以此为证，足以说明二舅无声的威严。我们每个后辈不论离家多远，要回家时总会想：一定要抽出时间看看二舅。二舅比任何能言善道的亲人在我们心中更有地位。
（二）
姥姥家住在城市的东郊，俗称“东关”。桑干河的一条支流像温柔的臂弯，把东关这片弹丸之地拥在怀里。东关的人称这条河为“御河”。在城东门和御河之间，就是东关。早年前，东关的人们就在靠近田地的高处地段盖上土坯房，一代又一代地生活下去。人们多以同姓同宗族聚居在一起。姥姥家住的地方根据姥姥家的姓氏，就叫“吴家坊”，由四间北房和一间东房构成，全是黄色的土坯房，四周都是菜地，只有一条小路和外面的柏油马路连接，没有门牌号码，没有邮区标志，但东关出来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这个称呼，也直延续到我成年。
我的记忆中有许多关于“吴家坊”的美好画面，是我每年放假时最想去的地方。记忆最深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姥姥家全部家族的人都集中到“吴家坊”，在田地里搭了几个大大的帐篷，全家族五十多个人住在一起，大人们忙着准备食物，轮流守夜，每天提心吊胆，我们小孩子却快乐的不得了，那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次聚会。前两年我还和妈妈提起那次的快乐帐篷，我告诉妈妈：“什么时候我们全家再来一次这样的聚会，”妈妈说：“吴家坊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东关已经变成市区了，到处都是楼房，哪里有这么大的地方？再说，你们都长大了，到哪里找回这些人呢？况且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谁还会住在帐篷里？”母亲说这番话的两年后，二舅就去世了。二舅去世的时候，东关真的找不到一片可以搭大帐篷的地方了，表哥在靠近东关最近的一个村里，为二舅搭了一个大大的灵棚，周围的人看到这么大的灵棚这么多的人来吊唁，就会有这样的对话：“这是谁去了呢？”“东关的吴银。”“银是谁？”
当来吊唁的亲人和朋友们在灵棚里聚集的时候，我却在异国他乡独自愁烦。二舅出殡前一晚，我在新加坡孤寂的星空下一个人默默流泪。我知道，人生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不归路，二舅回不到生活了八十年的“吴家坊”，我也回不到童年的快乐。
“吴家坊”在我的心中，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土地，有一条灌溉用的水渠从“吴家坊”前面流过，这片祥和宁静的土地养育了无欲无求永远笑呵呵的二舅。和二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叫李林的同龄人。他家住在“吴家坊”的后面，李林个子不高，但能说会道，精明能干，他和二舅一起读书，老师教什么，一教就会，又喜欢跟在老师屁股后面帮老师拿粉笔递黑板擦，老师自然就喜欢他。他打得一手好算盘，长大后在队里做会计，给队长家的人算工分，一算就自然而然地算出很多，队长自然也喜欢他。李林家在东关和姥姥家是邻居，人们自然常把这两个孩子放在一起比较。当然二舅是永远的输家。
解放后的中国有一个口号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村里盖了一批新的窑房，在靠近东门的高地上，一排一排的，非常漂亮，俗称“排子房”，分给那些在各方面积极表现的人，二舅自然没份。村里的人纷纷离开田地，搬到离田地较远的新窑房了，李林家分到的最大最好，全家喜滋滋地搬走，李林临走时和二舅告别，吩咐二舅有空去他家做客，介绍自己的新家说：“我那窑房跟城里的砖房一模一样，背后半里地就是城里的房子了，有空去坐坐，就当是进城了。”二舅笑着点头，依然住在田地里自得其乐。
六零年自然灾害来的时候，家家都缺吃的，东关的人感叹：种地的没饭吃，种菜的没菜吃，养猪的没肉吃。人在吃不饱的时候，一个非常正当的想法就是想着如何把肚子填饱，那些住在新窑房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可要把私自摘下来的东西从地里拿回家里，必须要经过一条小路，公社就派人守在路中，检查每个人的包和口袋。被查到私拿物品的人，就要被送到会计李林那里扣工分。当时公社还派了人严格把守着菜地，有护田队四处巡逻，但怎么都防不住二舅。因为二舅就住在田地里头，前后左右都是地。西红柿豆角黄瓜土豆随手可得。有时西红柿熟透了还会自动掉在门前。二舅家成了东关最富足的家庭，那些住进新窑房原本有些看不起二舅的人也开始在干活中间偷着来二舅家，撑着笑脸躲在墙角以最快的速度偷偷地吃完藏在肚兜里的西红柿，或者匆忙跑进来，在二舅家的灶堂里扔进几个土豆，又匆匆跑出去除草，过一个时辰又跑进来以最快的速度把土豆干掉，“咕咕”地用葫芦瓢灌几口凉水，然后再跑出去干活。如果遇到了队长，大家就会说：“我是去吴银家喝口水了。”队长就瞪着眼，心里明白但也不好说什么。大家在饥肠辘辘中总是怀念原先一起住在菜地旁的方便日子，这时候才羡慕起“吴家坊”，羡慕起“吴银”来。甚至都想搬回去，但那些旧房子早就拆掉变成田地了。这大概是二舅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大家以羡慕的口气念叨。
这样的困难日子持续了三年。在最困难的日子，李林的老婆在夜里常来找二舅妈聊天，走的时候怀里顺便揣一些东西，二舅妈帮她放风，乘着护田队走开的时候，飞奔回家。夜路走多了，难免会撞到鬼，有一天她被护田队抓个正着，哭，闹，央求，耍赖，各种方法用尽了，都无法脱身，因为当晚护田队的人是个不满意李林几年前扣他工分的人。这件事闹到队里，李林的老婆竟然把其他人的行径以及二舅妈帮她放风的事都讲出来，她本来希望借着这个来为自己脱身，没想到事情一下子就扩大了，全村一半人家都成了有证人指正的内贼。村里开了一个集体会，李林被免职，李林家和二舅家以及其他人家都被扣工分，二舅被扣的最多。李林全家因此愁眉苦脸，二舅却依然不急不火，因为他的工分本来就低，所以扣不扣都无所谓，他不是靠工分活下来的。二舅妈有时感叹：人心隔肚皮啊，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没想到李林家的真能做得出来啊。二舅就瞪眼看她，二舅妈就不再说什么。李林家和二舅等几家人却因此结了怨恨，几年互相不走动。
“吴家坊”第二次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是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每家按劳动力人头分地，东关人多地少，分地时纠纷不断。分到“吴家坊”的时候，按照规定，“吴家坊”属于宅基地，而宅基地周围的十米都是属于房主的自用地，因此二舅家就比别人多出了很多地。同一个队里的人就开始说风凉话：“我们以前也是住在这里的，为啥不给我们算宅基地？”二舅依然笑笑，不回答什么，队长就黑着脸说：“当年你们抢破头了要住新窑房，谁想到吴银了？现在怎么后悔也没用了。”
（三）
中国作家余华写了一部小说，书名叫《活着》。书中的主人公“福贵”，既无福又无贵，年轻时好赌乐嫖，败掉了家产，沦为赤贫；中年时历经了丧妻丧子丧女各种人生苦难，晚年时唯一相依为命的外孙又死去，福贵依然乐呵呵地活着。他给他的老牛取名也叫“福贵”，闲时就和老牛“福贵”说说笑话，或者唱几曲小调，他唱的歌也特别潇洒：“皇帝召我作女婿，路途太远我不去。”这部小说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拍成电影，福贵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很多人看了电影后质疑：这样的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人难道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我看了《活着》的小说，也看了电影。看的时候我总是想起二舅。二舅没有福贵那么不成体统，没有福贵那么大起大落，但面对“活着”这个课题时，他们的心态是一样的。
二舅从来不和别人比什么，也不和别人争什么，从来不对自己的生活作“好”或“坏”的评断，只是单纯地活着。他唯一闹过一段时间别扭的人就是他的同学、邻居李林，但也很快就过去了。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和妈妈一起去二舅家，当时二舅不在家，二舅妈告诉妈妈说，李林哥病了，你二哥让你去看看。你去的时候顺便把这捆葱稍给他们，现在他们种不了地了。
后来我又听到很多关于李林的故事，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城里工作，和我妈妈同岁，忠厚老实但收入不多，二儿子在农村和他一起种地，二媳妇凶悍而不讲道理，常常在家中吵闹。李林气管炎去世时，两个儿子吵到不可开交，后来，他老婆过的日子更惨，晚年时甚至需要村里的领导出面给两个儿子开会，强迫要求他们每月按时给年迈的母亲多少生活费。二舅也常嘱咐住在李林家附近的大表哥，去照顾李林的老婆。因为她的眼睛生白内障几乎看不到东西。东关人家家户户都知道李林家的事，在一起闲聊时常常感叹说：人，还是憨厚糊涂一点好，聪明一世又如何呢？李林老婆去世的时候，家徒四壁，只留下那两间窑房，当年最好的窑房在东关那些遍地新起的各式各样的别墅和砖房中已经变得像贫民窟差不多了，可李林的二儿子还找他哥哥说：你在城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如果你不答应把妈留下来的窑房给我，我就不参加办理丧事，让你一个人负责。大儿子答应了，二儿子才来为他母亲办丧事。这在东关传为笑谈。东关人说，有本事的人都在全国各地买房买地买车，没本事的人才在乎东关那两间破窑房呢。
李林老婆去世的时候，二舅和二舅妈正住在孩子们为他们盖的新砖瓦房里，两个儿子就住在隔壁，每天过来给他们买菜买水果，两个儿子每家住的都是二层的洋楼。
二舅一生中有很长的时间，都过的是很窘迫的日子，在吴家坊的那间小东房里，二舅为三个儿子娶过媳妇。还为大舅家的一个儿子娶过媳妇。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二舅也从来不埋怨什么，干活的脚步依然不紧不慢，在三儿子结婚的时候，二舅也到处向亲戚们筹措钱，那时大家都想，借给二舅的钱不用指望还了，但没想到，没几年二舅还是还了那些钱。二舅一辈子就是这样时松时紧地过日子，紧巴日子是常态，从小到中年都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但他老了的时候，因为中国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进程，土地大部分被国家收购，所以二舅手上就有了十多万人民币的存款。妈妈老开二舅的玩笑，说二舅一辈子没有好好做过工干过活，但最后却比她这个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人有更多存款。
二舅从来不在乎他有多少存款，因为他自己极少花钱，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以及日用品都由五个孩子帮他们买，他们只是买些日常的蔬菜和水果零食，这些小东西，二舅妈自己全部能安排妥当。二舅原本就是个不爱操闲心的人，如果他会唱小曲，他肯定也跟那个福贵一样，每天唱着小曲快乐度日。
二舅永远都不会谈人应该如何活着或如何快乐地活着的大道理，可能也永远谈不出这样的话，在我的印象中，他说过的最有哲理的话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二舅所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大度和风范。从某种层面而言，活着是一种勇气。因为活着比死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大地付出，更大地担当。当一个人不怕活着，在遭遇任何灾害和患难后依然唱着小曲地活着，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我相信，当我们人生每次走到那种看起来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或者你认为不能再退让的时候，只要有人轻轻对你说，没啥大不了的，你就会放下所有你曾认为不能放弃的包袱和不能放下的追求，也会在心里想：没啥大不了的。
（四）
妈妈是姥姥家中最小的孩子，比二舅足足小了17岁。妈妈在少年时代，姥爷就去世了，当时大舅已经成家，在内蒙古，二舅也已经结婚，但和姥姥共家，大姨二姨已经出嫁，姥爷去世后，全家的担子就落在二舅和二舅妈的身上。二舅不善田地的生产，五个孩子又接连出世，日子过的可想而知了。但二舅还是坚持供养妈妈读书。小时候我总看到爸爸妈妈把家里的吃的和穿的用自行车带到二舅家，爸爸解释说，是二舅把你妈妈养大的，现在我们孝顺他也是应该的。
二舅和舅妈不仅养育了自己的五个孩子，也像中国大多数老人家一样，帮着儿女养育了十多个孙辈。我在家族同辈分的人中是最笑的，所以我和表哥表姐的孩子们年龄相近。小的时候，我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二舅家。每到学校假期或休息时，我们就吵着要去二舅家。爸妈把我们送去二舅家，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三兄妹在自己的家中都没有胃口吃饭，去了二舅家，饭量就增大了很多，可能是因为孩子们混在一起，疯玩之后就是疯吃，也是因为二舅和二舅妈不论我们谁去了，不论我们身边有没有自己的父母跟着，他们都笑脸相迎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吃。那是一个充满自由和爱的世外桃源。
在四十岁的门槛上，我开始变得喜欢回望人生足迹。母亲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常常在电话中故意和她聊起她的成长趣事，也由此了解了二舅。母亲用“憨厚”和“精光”这两个词来解释二舅的人生，憨的人表面上吃亏，其实憨厚憨厚，越憨的人最终家底越厚，而那些精明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很聪明，但精光精光，越精明的人，最终两手光光。
在母亲的故事中，我忽然发现，比我大半个世纪的二舅，那位很少和我沟通的二舅，并不陌生。
二舅是个地道的农民，用一般人的眼光看，他是标准的农民，并且绝对不是个成功的农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没理由佩服二舅，但奇怪的是，很多东西让我不得不佩服二舅。
在别人的眼中，二舅无才无干，无欲无求，无名无业，但在我的心目中，二舅有他的独特的人生韵味。二舅年轻时不事生产，年老时更是不挣一分钱，但到晚年了却赶上城市化扩大的进程，农村卖地所得最后却有不少的存款；二舅不识几个大字，不懂什么高深的人生哲理，但他的生活却过的从容不迫，自在自得；二舅不会教育子女，但他的五个孩子却被公认为东关最孝顺的孩子，最懂得人情世道的孩子；二舅从不会说冠冕堂皇的话，二舅从来不想影响别人，改变别人，但很多人都被他影响。二舅一辈子与官禄无缘，可亲自来给二舅庆祝八十大寿的人中不乏官禄之士。二舅在晚年还成了后代道德水准的衡量器，我的亲戚中有些自认为是有头脸的人，也有一些是属于中国“第一批富起来的人”，这些人或者叫他二舅或者叫他二爹。每次二舅生病，若是后辈中谁没有去看二舅，大家就会说，某某人升官了或变富了就忘本了，二舅（二爹）生病都没去看，或者姥姥的亲族家庭大聚集中某人以各种托词没有参加，大家又会说，某某怎么能不去呢，二舅（二爹）还有几次这样的场面？
我们往往把“封建”迷信，守旧，落后，等字眼往农民的头上乱放，我们常常看不起农民，以为自己读过他们没有读过的书，看过他们没有看过的风景，但从人性的本质上讲，很多地方，我们都不如农民。就像家族中的我们这一辈的人，很多人在外面看起来都很风光，但从心里我们都知道，我们比不上二舅。我们的心没有他那么淡定单纯，我们的心没有他那么开阔豪放，我们的心没有他那么豁达开朗。很多人的生命形态都会象城市中喧嚣突兀的钢筋水泥，而二舅则是兴和平静的自然生态。
很多人，耗尽一辈子的精力为自己添加外在的一些东西，但忘记了，生命的本质是无需粉饰的。人工雕琢的，永远都比不过自然的。
在我们的家乡，“德性”这个词常常被用来形容一个家族的整体道德水准的，人们说“这家人家有德性”，就是表扬他们为人处事有道德水准，钱财学历名车大房，很多人都有，但德性不容易有。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而德性是会遗传到你的后代的。在二舅那隆重的丧礼筹办过程中，人们听到对二舅最多的评价就是这两个字。
（五）
二舅去世的那段日子，同时有两条轰动性的新闻：
一位威望深厚的天主教神父将会友委托自己管理的财产，为自己的干女儿买下了一套豪华公寓，双方对簿公堂，神父败诉。一位经常在电视中表演作秀招募慈善款项的像明星般耀眼的出家人，被控挪用公款的同时，还被爆在澳洲某地养有高级赛马以供消遣。
神父为干女儿买房子，和尚养马时尚消费消遣，倡导家庭和谐劝人悔改的布道家有婚外情，在这个时代都不是新鲜事，也不是偶发现象。那些叫嚷着脱离红尘者，在镜头前常常恋恋不舍地自我表演，以鲜花和掌声为最大的目标和安慰。脱离了一个红尘，声泪具下表态作秀要进入心灵的清静之地，但顷刻间又在清静之地，为自己制造了另一个更大的红尘，还将这清静之地一同拖下水。这些人都曾经在大众的视线中洒泪洒汗甚至洒血，都曾经被敬仰过、甚至伟大过，但最终只留下一声叹息。是无我还是自我？是聪明还是愚昧？是奉公还是私利？是能干还是尖钻？鲜花掌声瞬间来瞬间去，人类骨子里的罪性和生命中的软弱却是常伴一生。
在新闻的轰动效应中，我更加读懂了二舅。在读懂二舅的同时，我也读懂了生命中的许多东西。
在二舅去世的那个十月，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是有季节的，生命按照季节的轨道发展，走过一程又一站，人生的这列火车，就是以一颗平常心，去走过生命中的一个又一个季节。真诚豁达宽容宁静就是这列火车的轮子。
当我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疲于奔命，或是伤心失意时，我常常想起二舅，想起二舅的人生。
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全力以赴，但我们却在那么多无聊的争执中虚耗生命；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关系等着拥抱我们，我们却在那么多僵死的关系中履步维艰，无法挣脱。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风景等着我们用心灵的眼睛摄取，但我们却常常对着一潭死水空自悲切。人生有那么广博的世界、视野和胸襟任我们自由支取，我们却总在一些蝇头小利中你死我活。
是环境限制了我们的美好，还是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的美好？
台湾音乐教父李宗盛在一首《写给自己的歌》中有这样的感悟：“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跟往事瞎扯。”
这是大多数人的生命状态。
哲学家常常提醒我们，人生有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该如何走着中间的路程？
前两个问题对我而言已经有了答案，但第三个问题，在写下这篇文章追忆二舅的同时，我只有再次提醒自己：站在生命的年轮中，坦然无惧并且心怀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