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闲话当年的公路盗贼和车匪路霸
2017年夏末，几个华裔老人在多伦多某社区公园闲聊，不经意间，大家谈起几十年前中国大陆的公路盗贼和车匪路霸，话题首先是由我引起的。
我说，1974年是文革末期，我和贵州省歌舞团的一位导演及搞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一起，奉命由贵阳到黔北的德江县去采访一位“反单干”的女农民，准备创作一部歌剧，参加全国文艺调演。在采访任务进行到一半时，突然接到妻子从贵阳打电话到德江县文化馆，说她产后由于缺乏营养，身体虚弱，经医院检查，说她患有肝炎，希望我买点白糖和鸡蛋速归。我只好向小组告假，按妻子交代，在乡下买了鸡蛋和白糖，提前搭了一个顺路车往回赶。
我搭的是一辆拉粮食的大货车，车从德江出发向南行驶，到了湄潭县界，则向西边的遵义方向走。由于大货车是下午出发，到了湄潭地界的凤冈，天已经变黑，需要打开车灯，在快到遵义的时候，突然司机紧急刹车，原来马路上摆了一二十块大小不等的石头。司机停车以后，打开车门下去到车头前捡石头，我也赶忙下车帮他一起捡。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便把车前的石头捡起丢在路旁，然后上车，司机师傅重新启动，继续往前走。
我说，太奇怪了，这是谁在马路上放这么多石头？
司机师傅知道我是头几年从北京分来的大学毕业生，就告诉我，这是当地农民偷车上的粮食，故意摆的。他说，车一停，他们就爬上车往下顺粮食，等我们上车重新开车，他们已经顺了一两麻袋。
我心中一惊，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还有这种盗贼。我问司机，我们为什么不制止？他说，他们来的不止一两个人，手里都带着家伙，你要干涉，他们会把你打一顿，让你上不了路……
我说，那么你运的粮食少了回去怎么交差？
司机师傅说，没有专人押车，丢了也就丢了，我有什么办法？接着，司机师傅又告诉我，说困难时期，下边许多县都饿死不少农民，湄潭县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后来连县长都枪毙了……
这就是我当年第一次遇到公路盗贼偷粮食的经历。
在公园凉亭里，坐在我对面的小沈来自郑州，他是60后，还不到退休年龄，他夫妻两个是来到多伦多探亲。他说，他80年代曾经在郑州百货公司的车队开过大货车，经常到广东深圳去拉货。有一次，一个师傅拉货往南方开，在一个检查站停下来，发现车后面拖着一个人，只见这个男人半个肩膀和头的后脑已经被马路蹭没了。原来他是手拿镰刀，爬上车的后部，想把车上的绳子割断，要偷车上的东西，不小心掉下来，一只脚套在货车后面的绳子里，没办法，被车拖了一两百公里，惨死在马路上。
大家听了，都满脸震惊，谁也没有讲话。
沉默一会，小沈又接着谈起他遭遇车匪路霸的一次经历。也是在80年代，有一次他们车队派6辆大货车10个司机，从郑州出发，向南跑广东去拉百货，在纵贯南北的107国道上，行驶到湖南和湖北的交接地界，当时大概是下午1点多钟，6辆车停在路边，检查车况，突然二三十个附近的农民，拿着铁锨、叉子、镰刀、木棒等家伙围过来，他们后面还有上百的男女老幼村民，有的手里也拿着家伙。围过来的农民说，我们的货车压了他们路边的地，凡是压路边地的轮子，每个要赔500元人民币。我们6辆车都是10轮卡，一算将近一万多元。当时我们一般人的工资每月也就几十元，我们哪里去找这么多钱？我们10个人一商量，准备拿几百块钱给他们买烟抽。
小沈说，我当时年轻气盛，说你们这是犯法的！话还没有说完，一铁锨从我身后就拍过来，当时就把我拍昏倒在地上。据说我当时口吐白沫，等我醒过来，看到另一个司机头上也是血，他是被刀砍的……再一看车匪路霸已经不见了，第一辆车已经开走，后来听说去报警，剩下的5辆车停在国道边，其他几个司机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直到晚上，公安局和武警才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小沈说，就在这次抢劫伤人事件发生以后的几天，这伙车匪路霸又拦住一部高档小轿车，据说车里是深圳市委副书记，这伙人把车拦住，市委书记的秘书下车和这伙人交涉，说车里坐的是市委领导，这伙车匪路霸说，管你是什么人，拿钱来就放车放人，否则车和人别想走。结果，不拿钱就打人，把秘书打成重伤，市委书记也受了伤。据说把车上带的五六万都交出来，才放了车和人。这位市委书记到北京开会，就把这伙车匪路霸拦路抢劫伤人的事情反映上去。
小沈说，当时不仅在107国道上经常发生这种抢劫伤人的事件，在其它一些公路上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如在河南到陕西的310国道，也是在两省交接的地区，车匪路霸也很厉害。跑长途的司机一听说要去这些不安全的地方，都心惊胆战，不愿意跑。
小沈说，因为车匪路霸太嚣张，引起中央的重视，由当地公安部门联合武警采取行动，抓了一批车匪路霸，其中组织策划和打人伤人的首要分子，枪毙了一批，判刑一批，慢慢才把车匪路霸的气焰压下去。小沈说完发表感言说，穷山恶水出刁民。
我说，公路偷盗也好，拦路抢劫伤人也好，都是犯罪行为，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惩处，肯定是咎由自取。但是，这种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呢？
旁边坐的上海老张是宝钢退休的一位工程师，他看着我说，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说，这可能和农民的贫困和愚昧有关，也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关。
湖南长沙的周律师说，五十年代末发生的大饥荒，农村饿死3千多万，城里人好像没有一个人饿死；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地区，还有北京南郊的大兴县，都发生过大屠杀，成千上万出身成分不好的人被杀害……这都说明中国农村里的有些农民太野蛮，太愚昧。
我说，的确。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让农民变得失去往日的善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让农民变得无法无天。
周律师说，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每个皇帝都是踏着农民的尸骨走上皇位；近代从孙中山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流血牺牲的也是千百万农民。建国以后的瞎折腾，受害最深的也是农民。看来，中国农民真正摆脱贫困和落后，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呵……
201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