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集体大屠杀。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的区“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就是“冠中冠”,共杀524 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蚣坝公社系区政府所在地,跟组织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觉悟高,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漏网的少,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杀掉。
蚣坝公社最典型的杀人案发生在沿河塘大队,该大队一天之内几乎把本大队的“黑四类”斩尽杀绝!
1967 年8 月26 日上午,沿河塘村笼罩在一片灰白的雾霭之中,往常这功夫早有勤快的庄稼汉在田里劳作了,可是今天,收完早稻的田野,薄薄的地气中,看不到一个人影,这时各生产队陆续涌出几支队伍。队伍由一些五花大绑的青壮汉子,和一些手持马刀、梭标、鸟铳和锄头的同样年轻力壮的汉子组成。他们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路口汇集到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支虔诚的求神拜佛的队伍。
大队文革主任贺新昌站在一处高墈上,象点牲口那样,将各生产队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21个。又点了一遍,没错,确实是21个。他这才放下心来,命令道:“齐了,出发吧。”于是手持马刀、梭镖、鸟铳的汉子吆喝着,用马刀拍打着,像驱赶一群即将被杀的畜牲一样,押着这一串五花大绑的人,拐上了左边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
三天前,沿河塘大队支书周家爱、治保主任贺来昌、贫协主席贺新昌、副支书贺家茂、周瑞成等人5人到公社参加了由公社副书记刘富保、武装部长曾庆松、文革主任莫家坤等人主持召开的杀人动员会后,回到大队,议了一下,意见没有统一。杀“四类分子”的事也就拖了两天。到25日,看到附近大队都在杀人,几个人坐不住了,周支书通知大家晚上到大队部开支部会,研究如何贯彻公社会议精神。会上,决定先杀“有可能暴动的大老虎”。第二天,一大早又召开大队、生产队干部会,具体研究杀人名单,然后各生产队分开讨论,大队会计统计了一下,一共21个。于是立即分头行动抓人。
周家爱一再嘱咐大家,注意安全,不能让这些“大老虎”跑脱了。实际上根本不用去抓,出工的钟一敲,这些“大老虎”一个个乖乖地跑来了,说是“老虎”其实比绵羊还乖,根本不用费力,拿索子一个一个捆起来就是了。被捆的青壮汉子,神态卑微而平和,对于屈辱的生活,他们早已习惯,这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谁叫自己投胎时没长眼睛,错投了地富胎!谁都明白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
他们还不清楚今天将被带到哪里去,心底生出的酸楚和绝望我们无法体会。他们三步一回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寨,那里有年迈的父母,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那里是他们的家!有家,日子再苦,生命毕竟还是有意义的。如今要是这样去了,留下来的亲人们老的老小的小,日子怎么过啊!?
屠场选在山腰一处叫葫芦岩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溶洞,夏天有嗖嗖的冷气吹出来,冬天常见缕缕白雾飘出来,黑黝黝的,不知有多深,丢个石头半天才听到落地声。以往他们打柴、放牛时常从这里经过,累了热了还在洞口边歇歇脚,消消暑,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里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把这些“四类分子”(其实大部分是子女)弄到这里来“丢硝眼”是贺新昌的主意。
昨天,大队开会讨论杀人时,有人提出押到后背山上用鸟铳打,有人提出挂一块石头沉河,有人提出下窖眼,这几种办法各有利弊,引起了一些争论。这时,贺新昌说:“这些办法太损心,麻烦事多。有现成的条件为什么不利用呢?”他说到这里停住了,等大家七嘴八舌问他什么现成的条件,他才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大队那边的那个山上,葫芦岩那里有一眼很大的硝眼(岩溶性地貌的溶洞),有好几十丈深,把这帮家伙押到那里,打一棒子丢进去,几多的简单。”大家一听,都说:“这个歪点子可以。”
待到把人押到葫芦岩时,雾气已然散尽,鲜红的日头从两座山峰间艰难地露出头来。贺新昌命令民兵将“犯人”押到洞口边,他代表“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被“判”死刑的人们,却出人意料的平静,呆傻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叫一个名字,牵到洞口,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标、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溶洞,直到这时,才听到一声凄惨的喊叫:一个名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贺新昌面前:“贺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伺候你一辈子。”贺新昌说:“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喊杀,我不杀你,自己的脑壳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据说旧社会,村里有伤风败俗或不孝不义的不肖子弟,就在这里按族规下天坑。这次,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喊。贺新昌在洞口窜来窜去,急得直跳脚。不停地叫民兵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烧了扔下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了丢进洞里,“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过后,葫芦岩总算恢复了往日的寂静。
时近晌午,(21个人都被葬入岩洞),贺新昌象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带着民兵凯旋回村。大家边走边议论:“年轻力壮的劳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到底是种田人,想问题非常实际。这话立即成为众人的中心议题。“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有人想得更远:“留着小的,长大了要报仇怎么办?”于是有人建议:“索性斩草除根,老的小的一起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贺新昌一想,有道理!赶紧跑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汇报请示:“我们大队的任务已完成,21只大虎统统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30多只小老虎,贫下中农要求一起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蚣坝区委秘书,他有些犹豫,答复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贺新昌见区里似乎不同意杀,也就作罢了。吃过午饭,队里继续有人鼓噪,二队队长周家秀已经把他们生产队的5个小孩关起,放出话来:“大队不杀,我们自己来杀。”贺新昌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书记刘富保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可贺新昌还是不托底,区里说“杀小老虎不合适”,公社说“一个个都搞掉”,到底听谁的才是呢?他再次摇电话向区里请示,这回是区委负责人之一叶成虎接的电话。叶书记(团委)指示得非常干脆明了:“全部杀掉。”贺新昌立即将这个指示通知给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并当即开会布署行动。
日头衔山了,整个沿河塘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家家户户,空气紧张得似乎已经凝固。被杀者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饮泣,又不敢大声,声音压得低低的,生怕招来更大的灾难。有的老人,见的世面多,特别是经过土改,已预感到大限临头,心里反倒踏实了些,抖抖嗦嗦地从箱子底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稍微像样一点的衣服穿起,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准备随时上路。有个名叫张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时安份守纪,为人小心谨慎,手脚又勤快,生产队有事,烧茶弄水搞卫生不用领导喊,且热心公益,常与她那个从不多言语、闷头闷脑只晓得干活的丈夫一道修桥补路做好事。因此,早上往大队拉人时,没有拉他们。此刻,夫妻两个相对而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他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只鸡,要能尝尝味,死了也安心些。张秀姣满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脚快手的把家里养的五只用来下蛋换油盐的鸡全部杀了,开膛破肚,仔仔细细收拾干净,做一鼎锅炖了。鸡炖熟了,张秀姣舀了一碗鸡汤,双手端给丈夫。丈夫双手接了,刚凑到嘴边,又送给妻子让她先尝。就在这一送一让之间,可怜一口都没喝到嘴里,敲门的声音响了……他们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便放下汤碗,一声不响地站起来。
一个民兵揭开鼎锅盖看了一眼说:“还讲你们老实,临死还作垂死挣扎!”他们一言不发地出了房门。这一对一辈子老实忠厚沉默寡言的老夫妻,至死都没有说一句话!
大队部的禾坪上站满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杀的人,就是杀红了眼的人。看热闹的人也不少。有个形容枯槁的老头,已病得卧床数日,刚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不辩方向,总在问押他的民兵:“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哪里去?”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见他问得罗嗦,就回答他说:“你儿子判了死刑。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上西天享福。”有个三岁多的男孩不肯走,哭着要爸爸妈妈。一个民兵哄他说:“你爸妈在山上摘果子,我带你去找。”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会走的婴儿用箩筐挑着,哭哭啼啼上了路。秋初了,夜来有些凉意。远处不时传来狗的狂吠声。几个小孩被夜的阴森景象吓得大哭起来,被民兵厉声呵斥,又抽抽咽咽地收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潇水河边的白石渡。
这一次不是丢岩洞,改“放排”了(就是沉河)。因为实践证明丢岩洞并不省心,麻烦事多多。何况黑灯瞎火地拉起一队人马上山也容易出事,所以经研究还是沉河好。与上午不同,没有“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宣读“罪行”这一套过场,什么废话都不讲,杀人者也好,被杀者也好,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贺新昌忽然感到有几句话闷在心里,不说出来不痛快,这些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到底没什么血海深仇,但这是革命的需要,是阶级斗争,上面说了,你死我活,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反过来杀我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干咳了一声说:“你们也不要怪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们!要怪就怪自己的命。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说完,指挥民兵将 31 个人赶上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的划到河中间,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里……
据处遗工作组统计,沿河塘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52 人,年龄最大者74 岁,最小的才56 天。仅有几名年轻的妇女留下来,准备给她们“换成分”。那个 56 天的孩子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他太小,父母又不识字,更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太不是时候,又没选到一个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56 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浑身发抖的怀中,睁着两只清亮的大眼睛,看着一群手持梭标、马刀的人(论辈份他当管他们叫叔叔或者伯伯)闯进家里,拉走了他72 岁的奶奶、37 岁的父亲,12 岁的大哥和3 岁的二哥。他拼命地哇哇大哭,凄惨的啼哭声中,一家六口转眼之间只剩两口。
他的母亲张秀华能幸免于难当然是有原因的。中午大队研究杀人的时候,同村的蒋癲子提出:“是不是把秀华仔留下不杀算了。”
几个青皮乃崽马上取笑道:“你是不是想呷地主婆的大饽饽了?”“想女人想疯了,打饿肚主意。”幸亏周支书理解人,骂那几个卵仔说:“笑什么?你们屌毛还没长抻,晓得什么。屋里没个女人确实作难。这样吧,凡是同意嫁给贫下中农的,可以免死。”由于周支书这个土政策出台,村里好几名年轻的“地主婆”保住了性命。
当天晚上,张秀华呆呆地坐在床沿,悄悄饮泣。哭累了的孩子在她的怀里睡熟了,她把孩子紧紧搂住,这是她唯一剩下的命根子。
咚咚,有人敲门。张秀华不敢怠慢,连忙把门打开。蒋癲子笑嘻嘻地走进来,他今年37 岁,祖孙三代贫农,由于好吃懒做,人又长得不体面,至今光棍一条。今天为了保住张秀华这条命,他做了好多工作,现在是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他拖起张秀华就要上床。这时,他发现张秀华死死地抱着怀里的孩子。蒋癲子心里一惊,要和张秀华成亲,留下这个毛奶崽,岂不后患无穷!蒋癲子一把从张秀华怀里夺过孩子,打起飞脚出了门,一口气跑到前不久沉河的白石渡,嗵的一声丢进了河里。然后一个回马枪,杀回张秀华家。张秀华早已吓呆了,像个木头人一样由他摆弄。蒋癲子37 年来头一回真正接触女人的身体,心里好激动。他深切的感到,女人真好,女人真有味,有女人的日子真舒服。他紧紧地搂着身下的张秀华,不断地安慰她:“秀华仔,你不要怕,跟着我你就不是地主婆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秀华仔,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第二天,蒋癲子考虑到秀华仔过来以后就是贫农了,不能委屈她,让人家以后看不起,一定要明媒正娶。他特地请本大队一个体面的裁缝,包上一包糖上张秀华那里去说亲。蒋癲子亲手将自己的茅草屋收拾一新,在门口恭恭敬敬地贴上一副喜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杀人当晚,沿河塘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着手分“浮财”。因为搞过土改,这方面有经验,工作井然有序。又从被杀人家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在禾塘上摆开桌子大会餐。桌上摆的,当然包括张秀姣家中那五只煮好了而未动筷子的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周家爱,喜气洋洋地高举酒杯,桌桌敬酒:“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一起喝一杯庆功酒。”周书记先干为敬,仰脖饮了庆功酒,红光满面地带头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第25章)
(九)唯一没有杀人的大队。道县东门公社中唯一没有杀人的是北门大队,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但是,没有杀人并不等于没有死人。该大队一个名叫冯飞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因历史问题和海外关系,多次受到批斗,于1967 年“杀人风”中“畏罪自杀”。还有一个是国民党最后一任道县县长蒋贤南,他也是北门人,蒋伪县长自民国38年(公元1949 年)9 月上任后,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1949 年11 月6 日,与道县部分开明绅士决定通电起义;10日帖出起义布告,宣布道县接受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蒋贤南以开明绅士的身份告老还乡。因有和平起义这一章节存在,历次运动对他触及不是很大。但文化大革命他在劫难逃,多次遭到批斗。1967年10 月,蒋伪县长自持起义有功,写了个报告给进驻道县支左的47 军6950 部队反应情况,要求以起义人员对待,又被打为“诬陷翻案”,再次受到严厉批斗,之后“畏罪自杀”。(第23章)
据谭合成《血的神话》中披露:道县杀人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7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的326人,被杀光的有117 户。被查抄财产的有2423户,3781间房屋被侵占或拆毁,629 人被迫外逃,635 人成为孤老孤残。
四、制止和处理
道县及周边各县的大屠杀是在47军的努力下,被制止。1968年和1974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曾先后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处理,但处理不力。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赴北京鸣冤,在平反冤假错案和思想解放运动展开以后,1978年冬,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了专题报告。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地区听取道县杀人情况的汇报,并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其堂弟在杀人事件中被杀)回故乡时,对道县杀人事件作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但中共湖南省委提出了“宜宽不宜严、宜轻不宜重、宜少不宜多”的指导思想。自1984年5月起,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两级抽调1389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两年,做了大量调查处理、安置抚恤工作。最后处理是:
一、对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分。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最终,只有少部分参与大屠杀的犯罪人员受到了法律处罚,其中,最高获刑10年有期徒刑,而无人被判死刑。
五、《血的神话》及其作者
湖南道县等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发生10年以后,迎来一个历史新时期,在胡耀邦主政期间,掀起一场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对毛泽东时代所有冤假错案,包括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一风吹。
在这种形势下,湖南文学期刊《芙蓉》编辑部准备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反映道县等地文革期间那场大屠杀的真相,于是便委派谭合成伙同当时在湖南广播电台、电视台驻零陵地区记者站站长张明红先生一起,于1986年到道县调查采访。两个人以官方身份深入道县,恰逢官方派遣的道县惨案善后工作组的工作尚未结束,这使他们不但可以查阅全部原始档案,而且可以采访大量当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包括在押的行凶者。谭合成很快完成一篇5万字的报告文学写作,没想到,形势突然发生变化,报告文学未能发表。
但谭合成是一个有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文学工作者,他觉得: “作为一个对别人灾难的旁观者,我那样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样恐怖,那样血腥,那样骇人听闻,那样丧失人性!我想,既然命运让我窥视了这一切,我就无权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说给这个世界听之外,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不能让后代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文过饰非的、是善于遗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无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没有灵魂和尊严的!”(《血的神话》序言)
于是,在以后二十多年间,他又几赴道县补充调查,全方位、多层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长篇调查报告《血的神话》。该书不但理清了这场大屠杀的来龙去脉,而且有各方面数据的详实统计和分析,对大量个案作了生动描述,如实地记录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状态。该书长达五十万言,为湖南这起不能掩盖也不应遗忘的群体性杀戮,建立了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众所周知,该书在大陆无法问世,只能在香港出版。正是由于谭合成《血的神话》的出版,使世人看到了湖南文革期间发生的那场大屠杀触目惊心的真相,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填补了一个空白。
2020/3/1
附录:关于湖南道县大屠杀的书籍和文章是:
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 (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2年)、
程鹤; 宋永毅主编的《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 (台湾国史出版社. 2017中文)、
蒋方舟. 《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那场大屠杀.》(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11)、
何清涟.《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华夏文集(2019)、
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芝加哥大学2019、
此外,《炎黄春秋.》杂志发表的文章是:谢承年,《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