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二 、青海二·二三事件
辑录者按：青海223大屠杀事件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年初，当时通过批判高干子女的血统论，全国一些历来受压的群众包括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纷纷参加到造反派的队伍当中，于是造反派的势力迅猛扩大，形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原来那些既得利益者（即杨继绳所说的官僚集团及其社会基础），也纷纷成立造反组织，起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并和造反派对抗。青海省西宁当时所形成的“八·一八派”和“捍卫队”就是这样两个组织。
以下辑录的两份材料：第一份是网上维基百科根据可靠材料编辑加工的223事件真相，该文把大屠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处理，基本交代清楚，并且把当时一些省里党政军的分裂情况做了介绍。网上维基百科对于青海西宁223事件的介绍如下：
1967年2月23日，解放军青海省军区与地方造反派经过九天的对峙后，以13个连的兵力攻入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社。解放军打死造反派169人，伤178人。解放军中有4人被己方误伤致死，另有46人受伤。
（一）肇因：《青海日报》社的陈逸按照1966年中共《五·一六通知》精神，写成了“六·三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广大群众起来造反。
该社论发表后，西宁市陷入混乱。学生、干部、工人涌进报社，高呼口号，四处张贴大字报，批判大毒草。12日，由省委书记杨植霖、省长王昭经西北局批准，把“六·三社论”定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文章，派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报社，定义报社为“程陈反党集团”。8月底9月初，红卫兵串联青海，传达中共中央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造反派得势成立“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贴大字报，批省委，肯定“六·三社论”。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支持造反派。同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派”。28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各地开始镇反，湖南宣布湘江风雷造反派为反革命。福州军区镇反得到《解放军报》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支持，《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青海省军区司令刘贤权当即被夺权，软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获得青海省军区控制权。青海省领导中，省委书记杨植霖支持“八·一八派”夺权，省长王昭和多数省委领导则支持“捍卫队”夺权。1月29日，“八·一八派”一举夺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委的大权。
2月13日，《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夺报社权。14日，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部队包围报社。而青海省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的指示则是：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批示，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
（二）战斗。
23日上午8时，西宁全城戒严。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率部13个连围攻报社两千余人守卫的大院。11时10分，军队枪击报社广播站。下午2时，赵永夫的指挥所所在宾馆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枪声大作。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水利局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后，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随后部队进驻学校进行搜查，因怀疑学生有枪，开枪射杀三人。车站便衣警察抓人，防止“反革命”外逃。各单位成立镇反指挥部、劳改队、拘留所，一时间私刑泛滥。
（三）处理。2月23日，赵永夫给军委、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3月11日，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最终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再度骚乱。造反分子对保守派强加暴力。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认为：“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 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 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7月15日，军方发布了结案报告：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15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47人外，逮捕革命群众13414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17293人，被搜身抄家的5968人，集中劳动的4279人。（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
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辑录者按：下面是网上《戚本禹回忆录》中的一节文字，戚本禹当时是毛泽东的笔杆子、大红人，中央文革成员，他亲自参与了青海223大屠杀事件的调查处理，对这一惨案的发生内幕做了披露。从这一节史料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江青、叶剑英，以及中央文革是如何处理文革初期的乱局。
在戚本禹的回忆录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叶剑英在223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对这个事件的处理，十分耐人寻味。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诡异传达方式。事实上，“二月逆流”决不是“大闹怀仁堂”这样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与许多地方发生的动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为了稳定军队的。但是一些人却把它用来当作镇压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了。本来毛主席把“军委八条”中的第五条改写为：“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在发布的时候，毛主席又把它改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我当时就听到反映，说有人在传达这“八条命令”的时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只准看，不准记录。而且在看的时候，也是藏头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査到证据，所以也无法向主席报告。直到前几年，我才看到江西有个人写的回忆录，谈到了当时江西省军区的领导，被叶剑英叫到京西宾馆去听传达“八条命令”的情况，和我当年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
接下来就是好多地方由军队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头头。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军队向群众开枪的事件。在有的地方，如四川，成都军区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公开称之为“二月镇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也发生了由军队出面抓捕各个区县的造反派头头。在湖南省，由陈伯达搞了个错误的“二、四”批示后，则发生了湖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事件。
不过，最骇人听闻的还是发生在青海西宁的省军区赵永夫一派，派部队到《青海日报》社包围并开枪镇压革命群众的“223惨案”。
青海“223”大屠杀。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发生了军队向造反派群众开枪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347名群众被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还是个中学生。惨案发生以后，青海省军区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组织“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接着，该组织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还有4279人被强制集中劳动。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只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谋、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他在报告里称，青海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冲击军事部门，部队被迫实行了还击。
但是很快，来自群众的告状信件就像雪片一样飞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些从青海逃回来的北京的红卫兵，还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有的控诉信还是死者的血书，一些家长们则哭诉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联以后就生死不明了。
我觉着问题很严重，就去找关锋商量。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这个惨案。我俩分析，这次惨案的指挥者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可赵永夫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向群众开枪呢，他是否请示并得到过中央军委的同意呢？关锋说，赵永夫自己宣称，他们向造反派开枪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扬。如果真是林总表的态，那毛主席一定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是要向主席报告的；但如果是叶帅表的态，那林总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会知道。也许他会去给总理报告的。这事大了，我们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是由我和关锋署名，我觉得仅我们两个人力量还不够，于是就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一起在报告上署了名。报告打印后，就交给了江青，由她转报给主席。
3月11日，毛主席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主席的这个批示关键的是要査学生有没有枪，要是学生有枪，而且是他们先开枪打军队的，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先后开了四次调査会。
第一次是3月13日晩上，由我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接受调査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他们把经过叙述得很具体。第二次是3月21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我、萧华等，调査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査会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的问题进行的。两次调査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査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非常仔细。
第三次调查是3月23日晚，总理亲自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査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这次调査会还没开完，总理在会上就把他写给主席的报告推过来给我看了，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面署名：周恩来。调查会结束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实际上，总理已经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査“八一八”组织的枪支情况。令人吃惊的是，连一支枪也没搜查出来。总理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
经过这三次调査，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总理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査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
第四次调查是3月24日夜里从1 1点半一直到25目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总理。而调査对象除了前三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一次，总理当着大家的面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一个的问题。赵永夫开始是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遮掩。但在总理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最后是前言不搭后语，矛盾重重，漏洞百出。
当问到赵永夫，他说过这件事他是请示了林副主席的，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可当总理质问赵永夫的时候，叶剑英也在场，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时，总理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就上去撕掉赵永夫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叶剑英本来一直是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总理就不让他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可是，主席、总理去世之后，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抓了江青，紧接着他就把“青海223惨案”给翻案了，他亲自下令释放赵永夫。有人提出，这可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的铁案啊，怎么能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了。在执行中，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要求出具中央军委的书面文件，才肯执行。叶剑英大怒，后来搞了个“冼（冼恒汉）、刘（刘贤权）反党集团”，把冼恒汉和刘贤权都撤了。但我现在还认为，对青海“223”大屠杀事件，即使在今天，无论你对文革持什么态度，也无论找出什么理由，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这么多人，都是严重的罪行，历史是永远不会宽恕其主犯赵永夫的。一些人文革后高唱保护人权，其实只是要保护他们自已的人权，对平民百姓的生命与人权是不在他们保护之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