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回忆五七干校生活
潘文鸣
一、黄龙坝“五七干校”
我们是在1968年大约六七月份进的省“五七干校”，地点是在贵州湄潭县虾子区一个叫黄龙坝的地方。人们说，贵州地无三里平，其实，在黔北遵义地区、黔铜仁地区和黔东南地区，还是有不少平坦的坝子，方圆几十里内没有大山，一马平川，适宜种植庄稼，湄潭县的虾子区黄龙坝，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不过，黄龙坝是以种茶为主，其它农作物较少。
何为“五七干校”？当代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些当年进过“五七干校”的人，对于它的来历，也很模糊，只知道是文化大革命中办的一种农场，让党政机关干部到那里去劳动锻炼和改造思想。至于一般老百姓，则把“五七干校”看成是犯错误干部去的地方。直到今天，笔者想把自己所经历的一段“五七干校”生活写出来告诉后人，才借助互联网，把“五七干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据网上介绍，最早是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把500名省直机关干部放到那里去劳动锻炼和改造思想。由于是以纪念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的一封信的名义，那封信里提到要办一种大学校，让进这种学校的学员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还要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联系起来。这封信中的内容被称为“五七指示”。当时的黑龙江省领导按这个指示办的柳河农场，就被称为“五七干校”。
由于同年《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用一整版篇幅进行了报道，并在配发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于是，全国各地就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那些在文革中被夺权和无法安排工作的党政机关干部，还有一些科研、高校和文化艺术单位的专家学者，也统统被送进“五七干校”。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和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干校才陆续撤销。
具体到贵州省当时办了几个“五七干校”，笔者也不太清楚。反正省委和省政府党政机关的干部就有几百人，其它还有文化系统、财贸系统，以及市委和市政府所属党政机关的干部……总之，进“五七干校”的干部估计有数千人。
我们这批到黄龙坝的干校学员，是以原省文化局的干部为主体，其中包括省属一些剧团的领导干部，如省京剧团的副团长刘瑞亭和省歌舞团的副团长吴保安等。整个学员大约有四五十人，被称为省五七干校一大队四连。
学员都是男性，住在离公路很近的一个类似大工棚里。在这个大工棚里，中间是人来人往的过道，而过道两边，就是用木板搭起来供学员睡觉的大通铺。就是说，四五十人晚上像民工或解放前的战士一样，一个挨着一个睡在这个大工棚的大通铺上。至于每天的三餐，也像民工和部队战士一样，由食堂供应大锅饭菜。
另外，省文化局在运动初期被揪出来的几个“走资派”和有问题待审查的人，也一起来到这里，大概有十来个人，他们被安排在附近一间小屋居住，与我们这些学员互相隔离，只有在吃饭的时间，大家才在一个木桶里盛饭，一个盆里舀菜。
二、早请示和晚汇报
五七干校四连安顿好以后，干校的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当时我们自称是“五七战士”，每天早晨也像部队战士一样，听到连值班员一吹哨子，大家就迅速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每个人拿上洗脸盆、毛巾、牙膏牙刷，到附近一个自流井去洗漱。这个自流井有清水从地下涌出来，然后顺着一个人工修筑的小水渠向东流去。所以，几十号人站在水渠边漱口洗脸，也算方便。
大家洗漱完毕，回到住地，就开始在住地大工棚前集合。大工棚前是块很大的空地，类似一个小广场，可以容纳成百甚至上千人。大家集合站好，开始“早请示”。
所谓“早请示”，就是大家站好队，面向北京方向——那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住的地方，我们要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表忠心。首先是集体高唱革命歌曲。
第一首《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忽而咳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歌词通俗质朴，曲调庄重严肃，一下子把大家带进一种神圣的气氛之中。
接着，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这首革命歌曲情绪高昂，振奋人心，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不落的太阳，自然给人印象深刻。
第三首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几首革命歌曲唱完以后，在连值班员带领下，大家手挥“小红书”——文革期间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高喊“祝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四五十人满脸严肃，一本正经地齐声歌唱和高声呐喊，打破了农村早晨的寂静。好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离农民住地较远，这个“早请示”活动，也就没什么人来观看。
早请示活动结束，大家开始吃早餐。
在晚饭前，进行“晚汇报”。如同“早请示”一样，也是整个队伍面向首都北京，所唱的革命歌曲和“早请示”唱的那几首大同小异，有时略有变化，如唱三首中，有时换成《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有时也唱《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等等
总之，唱的这些革命歌曲的曲调要么庄严，表现出对领袖的热爱；要么雄壮，表现出革命者的豪情；要么欢快，表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文革期间官方提倡的时代精神，也就是当代所说的“主旋律”和“正能量”。
文革结束以后，大家提起当年的“早请示”和“晚汇报”，有的说，无非是开心好玩；有的说，就当作是自娱自乐吧；也有人说，很无聊……实际上，应该说这是搞个人崇拜和神化毛泽东的一种仪式。
多年以后，我来到加拿大，参加基督教教会“查经小组”的《圣经》学习活动，以及教会组织的礼拜活动。无论是一二十人的小组学习，还是上百人的礼拜活动，每次活动开始，也都是先唱圣歌。在钢琴伴奏下，大家齐声合唱赞美上帝的圣歌。这些圣歌的歌词和曲调，也是一下子能把大家带进一种庄严神圣的气氛之中。
如一首叫《金色的黎明》的圣歌：“清早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雄壮像勇士，美好如新郎。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这里就把上帝天父比作红太阳。还有一首赞美上帝耶稣的歌：“感谢上帝，你为我而死。为了爱我们，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把我们由黑暗引向光明，让我睁开了眼睛。……”
总之，文革中的“早请示”和“晚汇报”，实质上就是一种宗教的敬拜活动。基督教信徒敬拜上帝，而让中国人敬拜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