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关于文革初期的一些背景材料

 

附录：关于文革初期的一些背景材料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根据肖凌网文《清华附中与红卫兵运动》编写）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以高干子弟为主的一群预科班学生，在圆明园遗迹上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高干子弟显然已经知道《五一六通知》精神。一位红卫兵发起人事后说：“发生红卫兵运动有几个原因：来自高干家庭学生的优越性和特权，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极左倾向，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反感等等。”

      6月24日至7月27日，清华附中学红卫兵先后贴出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同时宣誓：“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其中7月4日大字报，还引用了毛泽东于1939年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究竟背后有什么人操刀代笔，现在笔者还不清楚。但已经清楚的是，这些大字报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亲笔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又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二）红卫兵在北京制造的红色恐怖（根据遇罗文的网文摘编）

      如果以66年5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暴力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斗校长、打老师，“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他们的目标就是揪出新的“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残害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和黑帮分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接着说“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无知，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结果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三）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内容摘自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一文）

    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接着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四）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长之死（根据网上卞仲耘好友王友琴记录的卞仲耘遇难经过一文编写）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第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即便是有这么一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副校长知道。在当时，没有人敢质疑，没有人能辩解。 第二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类似这样荒诞的“罪名”还有很多。例如，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等等。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的大字报，这样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批斗行动。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

      副校长卞仲耘（该校没有设置校长职位）和其他四位学校负责人一起，被该校红卫兵揪到大操场上，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劳改的同时，又被乱棒横扫，个个遍体鳞伤。她们还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推进厕所里，当头淋了屎尿。宿舍楼的白色墙上，留下她们的斑斑血迹。卞仲耘在副校长中排名第一，被视为“黑帮头子”，被殴打最重。经过三个小时折磨，到下午五时左右，卞仲耘已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有些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

      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邓榕等人的虎视眈眈下，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最终，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将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章诒和在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此人曾在电视节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亲在文革受到的对待而“鸣冤”。

 （五）“大串联”的开始和结束（根据网文编写）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点燃基层造反的第一把火。因为大字报首先把矛头指向基层党委，当时的社会状况是，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任何一个党的领导，都代表党，谁敢对党的领导不满，就是反党，而反党是一项可以导致家破人亡的重罪。所以，从1957年开始，全国各地每个单位党的领导人，都成了土皇帝，任何人不能反对，就是有不满情绪，都是一个立场问题或阶级感情问题。所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把矛头对准北京大学党委的领导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破天荒之举。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却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大字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以后， 在全国自然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互相议论纷纷，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许多停课闹革命的大中学生，还有外地的一些受到压抑的群众，纷纷到北京大学考察取经。据说，从7月底到8月12日，就有71万人次到北大了解造反情况。这应该说是“大串联”的开始。

       但人们不清楚的是，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支部书记，聂元梓怎么有这样的胆子，敢写出这样一张批评北大党委书记的大字报呢？难道她不怕扣上“反党”帽子，打成右派吗？后来人们才清楚，原来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中央文革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在北大的活动有关。

      聂元梓的大字报也好，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造反也好，都是有来头的，而且都很快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那么红卫兵的“大串联”也不例外，毛泽东知道许多人到北京来了解情况以后，1966年6月10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当时在林彪的个人崇拜鼓噪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已经形成，他的话已经成为圣旨，下面的人听了都立即执行。所以，9月5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校的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于是到处设立接待站和联络站，红卫兵联合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破四旧”，达到了“天下大乱”。 同时，大串联也造成了交通系统原有运转秩序的全国性瘫痪。

      据记载，串联从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地，到向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长沙其他地方辐射分流，出现部分工人、干部离开岗位参加大串联，不少人乘此机会探亲访友、游山玩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客运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火车超载均达极限，限载100多人的火车车厢装载到200－300人，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下、椅背上、过道里挤满了乘客，连厕所里、车顶上都有人。步行串连就是在这样的窘况下提出来的。参观革命圣地的红卫兵蜂拥而至，井冈山高峰时达到10万人。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闭馆时间推迟到23点30分，其所辖17个接待站仅炊事员就有近千名，先后接待红卫兵100多万人，耗资250万余元。

大串联经过七八个月的时间，到1967年2月和3月份，中央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各地接待站陆续撤销，大串联才逐渐结束。

（六）关于遣返出身成分有问题居民的政策（根据网上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事件调查》和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网文编写）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在北京市先是由红卫兵对出身成分有问题居民进行抄家、殴打，然后就是把这些居民连同他们子女，遣返回农村老家。

     遇罗文写道：“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这就是说，中共是想掩盖这段历史。

     另外，遇罗文又写道：“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官方公开的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还好的是，那里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

      北京市红卫兵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自然是一无所获。

      据网上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一文中记载，北京红卫兵又以“遣返”为名，把近10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

 （七）“联动”简介（摘自肖凌《清华附中与红卫兵运动》一文）

      进入1967年，上面的态度发生了逆转，1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定为反动组织，因为“联动”贴出了反对“文革”、批评毛泽东的大字报。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等校园内的据点先后被摧毁，在军队的配合下，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把一些红卫兵头目非法捕走。  

      1月25日下午，公安部与“三司”红卫兵配合，调集了三万多名人员，武力拔掉了“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此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毛泽东，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几位元帅也批评抓这些孩子的行为。毛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

      4月22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陈伯达警告这些红卫兵不要依仗高干特权而脱离群众，搞打砸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