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串联”经历（4）

5、记忆里的中戏

        说起来，中戏5年的生活给我留下的记忆并不十分愉快。

       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入学后的第二年，生平第一次受到的小组批判。那是在1961年春末夏初，我们全班同学包括一些教师，被安排下到房山县参加整风整社，任务是检查和协助基层干部解决大跃进中刮共产风的遗留问题，还有就是解散公社食堂，妥善安排好社员生活。我们小组里一个是表演系的老师叫许仲泉，还有就是同班同学高瑞森和宋绍明，加上我一共四个人。

       在工作结束时，进行工作总结的小组会上，因为我在工作期间认真接待一个农民来工作组反映情况，而据说这个找我们反映情况的农民是个“白脖”（即国民党投诚士兵），小组里的高瑞森和宋绍明两位同学认为我不做调查研究，竟然对一个国民党投诚士兵来反映干部情况充满同情，认真记录他的意见，这是丧失阶级立场和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而这又和我的出身富农家庭有密切关系等等。总之，这次小组批判，给我的精神打击很大，而且直接影响了我大学的入团申请，失去了组织的信任，直到大学毕业，心情一直很压抑，心理受伤的阴影无法消失。

      毕业多年后，我的同班同学王明堂也曾经在电话里讲，他说：“中戏不是我们这些人去的地方。”王明堂是河南考进戏文系的一个农家子弟，小时候受过不少苦，曾经讨过饭。在我们班近50名学生中，有两个党员，王明堂是其中之一，而且他还担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按说他是班上根正苗红又红又专的红人，为什么他也有这种感慨？原来他在入学前，由父母包办，与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结了婚，并且有了子女。来到中戏以后，他常常为自己这桩婚事苦恼。结果，系党支部书记熊焰听到反映，就批评王明堂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严重，是思想变质的表现……。熊焰是一个延安来的干部，歌剧《白毛女》导演舒强的妻子，她以系党支部书记身份对王明堂的批评，显然也给大学期间的王明堂思想压力很大。

       另外，我们是1960年入校，当时中国正在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估计王明堂可能知道河南农村农民挨饿的情况，我住在北京近郊，只知道家里人吃不饱肚子。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中戏在宿舍七楼大礼堂，每逢节假日经常有舞会，表演系和导演系的俊男靓女，在优美的舞曲伴奏中，双双起舞。我和王明堂这些农家子弟，土气十足，站在大礼堂里，看到此情此景，一方面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当年延安文人王实味在小说《野百合花》里那种感受。

      还有，中戏的教授专家一般都上完课就走，很少和同学交流，彼此十分隔膜；同学之间也是听课读书，彼此之间也很少交流，更没有什么热烈的学术讨论和争论，班上一直是死气沉沉，气氛压抑。

      此外，班上几个农家子弟和城市来的同学，和干部家庭的子弟，也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即使晚饭后散步，同学之间也很少在一起随便聊聊，不知为什么，彼此似乎都有些戒备。

     从我对学习环境方面的感受来说，在校期间，因为我住的宿舍是面向操场，操场上经常有表演系的练功击剑的噪音，操场南面是一排钢琴房，每天从早到晚，钢琴声和练嗓声，时时都会传来。在宿舍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课桌，一般同学们都是在宿舍读书，有的同学受到外面的噪音干扰，好像无所谓；而对我来说，则总觉得窗外传来的这些噪音实在让人无法静下心来。所以，除了到教室上课以外，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拿上书本，要么钻图书馆，要么找一个偏僻安静的角落读书……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感到不舒服和不愉快的环境，或者是伤心处，总是不愿意再去造访的。但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既然北京的红卫兵那样厉害，我不能不想到那些我熟悉的院领导和系领导，还有系里那些专家权威，对他们的遭遇不能不挂牵。

       首先我想到的是系主任石丁，他是一个体型偏瘦留有小胡子的男人，看起来也就四五十岁。我们刚刚考进戏文系时，他对我们全班同学进行训话。他说，你们是面向全国招生，在上千考生中，通过笔试和口试，经过严格选拔考进我们学院。我们系培养的是戏剧方面的专门人才，你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努力争取成为戏剧专家，或者将来写出高水平的戏剧作品……

       石主任声音洪亮，满脸严肃，讲话没有当时领导人少不了的那种八股腔和社论调。总之，他的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使当时我一心一意要成名成家的愿望，得到鼓舞，不免让人热血沸腾……听说石丁主任也是从延安鲁艺来的老革命，我内心对他更是敬佩！可是，大概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从我们系里消失，副主任沙新代替了石丁，成了我们的系主任。那时心里不免有些疑问，又不敢问。很久以后，小道消息说，他生活上出了问题，被下放到山西。那么，文化大革命开始，会不会把他揪回来批斗呢？

      沙新主任50多岁，面色红润，头发花白，身材魁梧，样子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沙新是系主任，同时也负责给我们上现代话剧史课程。他的课，给我的印象是备课认真，但讲得乏味。显然，他缺乏石丁主任那种艺术气质，似乎他更适合搞行政。

       64年班上出了“高郭反革命案”,是由沙新主任主持介绍案情和组织批斗会的，不知为什么熊焰书记始终没有出面。沙主任给我的印象，用当时的套话来说，是立场坚定和旗帜鲜明，对党忠心耿耿。作为我们系的当权派，他的命运如何？

       另外，就是戏曲史专家周怡白教授，他当时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权威，他出版的《中国戏曲史长编》，像砖头一样厚，在中国戏曲史研究上，当时几乎无人可比。58年他被拔过“白旗”，在课堂上他曾经忍不住发过牢骚，感慨“世态炎凉”。显然，对一个在戏曲史研究上的泰斗，动不动把他当“白旗”拔，他自然想不通。这次是不是他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劫难逃？

        还有孙家琇，她是留学美国的莎士比亚专家，57年被打成“右派”。听说在当年批判她时，让她受尽侮辱，从此精神上一蹶不振。我们在校读书期间，已经不让她上专业课，只让她上选修课英语。选修课不考试，班上同学也就没有几个人去上她的课。所以，在她上的英语课堂上，教室里稀稀拉拉只有十几个人。记得，她讲课时，满脸病容，还经常捂着胸口，说是心脏不太好。一个从美国学成回国的专家，在政治上受到如此对待，她自然无法抬起头来做人，更谈不上在学生面前还有教师的尊严。所以，她站在讲台上，有精无神，悲戚忧伤，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次文化大革命掀起的红卫兵运动，会不会让她再次落难？

        想到这些，到中戏母校看看的愿望就变得越发强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