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没有结果的集体创作（3）

6、一个意外情况发生

       正在我对歌剧创作心中充满疑惑，提不起兴趣时，突然在县文化馆接到贵阳家中的电话，妻子说她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看病，经检查，发现她患了肝炎，要求我在乡下买点白糖和鸡蛋带回去。因为医生说，她是产后营养跟不上，导致肝炎发生。

      于是，我向创作小组说明情况，请假回贵阳，小组同志都没意见。由于白糖和鸡蛋在贵阳都是凭票供应，我便请杨世富的爱人帮忙，在县里商店开后门，买了一些白糖，又在赶场天买了一篮鸡蛋，然后匆匆乘车赶回贵阳家中。

       回到贵阳以后，我向馆领导说明家中有特殊情况，馆领导又向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和馆领导研究，要求我把张羽花的事迹写成连环画脚本，然后请搞美术的同志画了几十张连环画，在贵阳市繁华的大十字街道展出，算是按中央指示精神，大力宣传了张羽花反单干的英雄事迹。当然，张羽花的所谓“英雄事迹”，也只能按领导的意图，说她是反包产到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

      妻子的肝炎病，看来的确是由于营养不良所造成，她在加强营养的同时，又吃了一些护肝药，病情很快转好。

       我上班找到馆领导，馆领导也没有再要求我去德江参加集体创作。至于周毅、张宗孝及吴桐琪何时返回贵阳，歌剧创作进展如何，我也没有再去关心。因为我对歌剧创作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回到贵阳以后，也没有再和我联系。实际上，我等于是自动退出了歌剧创作小组。

       那么，这部寄托领导希望的歌剧到底创作进展如何？好像事情不了了之，因为贵州文艺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件事。

 

7、几个人的结局

       不过，在这里，我觉得应该把创作小组几个成员的情况做个交代，从创作小组几个成员的遭遇中，我们似乎对中国社会的荒诞和知识分子命运的可悲，会有更多了解。

      首先是周毅，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在毛泽东去世并抓捕了四人帮以后，由于他是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成为“清查运动”的清查对象，在隔离审查期间，由于他对前途命运绝望，抛下老婆孩子，夜深人静时，跑到城边的小山上自缢身亡。关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笔者曾经写有一篇纪实文字《英年早逝的周毅》，发表在2016年的博客和《大中报》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

       其次是张宗孝。在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他也因为是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进了省军区三所的“清查运动学习班”，进行检查交代。当然，在清查运动中，几乎所有被清查的造反派头头，大家的检查交代似乎都是一个调子，就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只知道四人帮是毛主席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反革命集团”。所以，在这个无法否认的逻辑面前，新上台的领导虽然口头大讲什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但心里也清楚，很难给这些清查对象定什么罪。因此，省文化系统四五十人在清查运动学习班折腾一两个月，最后大家各回自己所在单位，作鸟兽散。只不过进了清查运动学习班的这些审查对象回到自己所在的单位以后，成为新时期政治上不再受到重用的边缘人物。

     在这次运动里，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被省群众艺术馆的领导以清查运动积极分子身份派到清查学习班。我心想，运动初期我进入造反派队伍，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被揪出来成为审查对象，差点被打成“阶级敌人”；现在我又成了运动的依靠对象，参加批判造反派头头的积极分子，这种身份变化不是太可笑了吗？于是，新上台的一批旧官僚很快发现，我的确不是他们的依靠对象，就又把我从“清查运动学习班”清洗出局，回到原单位上班。

     具体过程是这样：学习班的审查对象在审查期间失去了自由，星期天不能回家。当时张宗孝向学习班领导要求，他要到街上理发，学习班领导就安排星期天让我值班，陪同张宗孝上街理发。张宗孝理完发，要求我准许他到医院去和妻子见个面。他说，他妻子身体不好在住院，家里孩子生病，母亲从乡下来，她没有文化，不知如何带孩子去看病和吃药。他想通知妻子回家去看看，帮助他母亲料理一下。

     实际上，我的任务是陪他上街理发，而没有权利准许张宗孝去与妻子会面。但我考虑张宗孝讲得是实情，就跟他说，关于运动的事情不要和妻子谈。张宗孝非常守信用，我陪他到医院病房和妻子见面，他匆匆交代了几句，就和我一起回到军区三所学习班。

     当晚，我向学习班领导小组成员省图书馆吴馆长汇报了陪张宗孝理发的情况，包括准许他去医院通知妻子回家看看孩子生病这一情节。没想到，第二天午休之后，学习班领导就通知我，说由于我违背学习班的规定，擅自同意审查对象和家属会面，经领导小组研究，认为我不适合在学习班参加运动，让我回单位去上班。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清查运动结束后，经过十多年的工资冻结，全国绝大多数职工要提工资，局领导认为我在“清查运动学习班”表现不好，把艺术馆上报的提工资名单中我的名字剔除，换上其他人，这对我来说，自然又是一次新的打击。

     按那次的提工资政策，全国绝大多数人都涨了一级工资，只有那些“有问题的人”，才不能提工资。为此，在全国范围内，曾经有人为这一级工资和领导拼命，甚至把小车开进嘉陵江，与领导同归于尽。

     这次，张宗孝自然也没有涨工资。后来在下边谈到文革十年的教训时，他说，中国的事情是谁掌权，真理就在谁手里。显然，张宗孝从现实生活中得出的认识，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后来张宗孝由省歌舞团调到省群众艺术馆，心思全部用在在音乐业务上，取得不少成绩。

      关于吴桐琪，由于他到贵州以后，对贵州的贫穷落后一直耿耿于怀，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努力，他本想回北京，愿望没有实现，就带着老婆孩子全家调到河北石家庄。在80年代初期，大力启用年轻化和知识化干部时，河北省委组织部准备提拔吴桐琪出任河北省文化厅厅长。为了慎重，便派专人到贵州来了解吴桐琪在文革期间的表现，结果外调人员走访了原省文化局多人，大家几乎众口一词，说吴桐琪在政治上是个投机分子，风派人物，谁掌权就靠拢谁。结果河北省委组织部对吴桐琪没有重用。对于吴桐琪其人的行状和为人，笔者写有一篇题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纪实文字，准备在博客和投给《大中报》发表。

       最后，关于杨世富。自从1974年我们相识以后，由于我们同属于省群众文化系统，在工作中就有机会接触。在几次接触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很勤奋并且很有头脑的文化人：他喜欢读书看报，喜欢思考问题，也喜欢动笔写作，因而他对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我们碰在一起，有不少共同语言，很是聊得来。而且，我觉得从杨世富的思想和艺术修养来看，他在省级任何一家报刊杂志当一名编辑，都是称职的，让他呆在穷乡僻壤的县文化馆，的确如他妻子小周所说，有点屈才。

        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八九六四镇压以后，杨世富给北京一家全国著名的报纸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批评中国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表现。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中共思想文化界某些极左派高层领导的重视，亲自下令把杨世富召到北京，面见这位住在西南边陲而默默无闻的评论家。这些高层领导对杨世富在评论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左的文艺观点十分赞赏。可惜，当这些领导人见到杨世富以后，发现他已经接近退休年纪，无法把他调到北京文艺界去工作。

       杨世富回到贵州以后，原以为去不了北京，至少从德江县调到省会贵阳没问题。但省文联的领导却迟迟没有和他联系，他便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到省文联向领导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做些工作，最好能把他从县份上调到贵阳来工作。

      实际上，我当时已经离开省群众艺术馆，调到某高校去当学报编辑。另外，自从我的工作发生变动以后，为了办好学报，我就把精力完全集中在高校的学报工作之中，没有再给文艺刊物写稿。所以，我已经逐渐淡出省文艺界，和省文联的联系几乎很少。

         还有，更重要的是，八九六四镇压彻底摧毁了我的信念，使我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无法正常工作，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和同事及朋友谈论六四事件。而杨世富竟然在这个血腥镇压以后，写文章指责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界出现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表现”，充当共产党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帮凶和打手，这种行为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因此，我给杨世富写了一封回信，把我对六四镇压的真实想法和看法告诉他，并且把我所接触到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们的观点也告诉他。我说，八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如此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在近代和当代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竟然采取这样残暴的血腥镇压，使任何有正义感和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执笔为文，帮一伙凶残和没有人性的统治者去说话。至于你希望调到贵阳工作的想法，最好是你直接给省文联的领导写信联系，我没有办法帮你的忙，请你原谅。

          信发出去以后，杨世富自然再也不会和我联系和来往。

201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