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没有结果的集体创作（1）

一次没有结果的集体创作

 

潘文鸣

 

1  领受任务

     1974年，文革已经进入后期。

     我当时从省艺术专科学校，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调到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群众文艺》编辑部，任戏剧编辑。

    一天，刘馆长把我喊到馆领导办公室，说局里要你参加一个创作小组，深入生活，了解情况，和你一同去的，还有省歌舞团的导演周毅，搞音乐创作的张宗孝，另外还有省文化局创作室的一个姓吴的，听说他和你是同学。这是局领导在电话中告诉我的情况，具体任务，局领导还要向你们四个人交代。刘馆长说完，就让我回家做准备。

     果然，刘馆长提到的四个人，很快分别被通知到省文化局领导于加林的办公室，接受他的具体指示。

     胖胖的于加林是部队干部，由于上级领导认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态度端正，能够正确对待运动，历史清白，文革后期被安排到省文化局当一把手。于加林一身军装，满脸带着谦和的笑容，没有一点领导架子，我想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他让我们四个人坐在沙发上，马上言归正传。

     他说，我们贵州德江县出了一个反单干的女英雄叫张羽花，她的材料报到中央，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国家领导人纪登奎亲自批示，说这是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一种集中表现，要我们抓住这个典型，大张旗鼓进行宣传。

     于加林又说，你们四个同志都是党和国家培养的专门人才，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政治思想和阶级觉悟都很高，所以，经局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派你们四个同志到德江县，由县文化馆配合，协助你们去深入生活，了解情况，然后写一部歌剧。

     你们四个同志中，吴桐琪和潘文鸣两个同志是专门学戏剧文学的，周毅同志是专门学导演的，张宗孝同志是中央民族学院音乐作曲系毕业。你们四个同志都是65年毕业，当前是我们省文艺创作的骨干力量。所以，希望你们四个人通力合作，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组织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创作出一部像《刘三姐》那样的歌剧，争取到北京参加全国汇演，能够在全国打响，为贵州争光。

     于加林讲完，用眼睛看了看我们四个人，问我们有没有信心？在部队和地方，领导布置任务以后，都要下级表态。下级一般都要讲，绝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要努力完成任务等等。

      我们四个人都应该算是造反派，但仔细考察，吴桐琪则应该算是是随风派，就是说，在文革中不管哪一派掌权，他都受到信任和重用。由于文革运动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周毅和张宗孝作为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从军代表进驻各单位以后，他们就失去权力，成了歌舞团一般演职人员。所以，在他们两个人的内心深处，肯定想不通，因而他们两个对新任务似乎并没有是么热情。我虽然不是什么造反派头头，但在造反队伍中，应该算是一个积极分子；但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迫害，心灵的创伤依然存在。因此，周毅、张宗孝和我，三个人听了局领导于加林的一番话，并没有多少兴奋和热情，只表示努力完成任务；于加林又把目光转向吴桐琪，吴桐琪在文革中除了婚姻不如意以外，在政治上应该说是一帆风顺。不过，他一贯城府较深，喜怒哀乐不形诸于色，不知他对新任务如何考虑，他只表示和我们一样，没什么其它想法。

于加林原以为我们四个人会兴高采烈地感谢领导的信任，没想到，我们四个人显得十分平静。就这样，我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创作小组，把家里安排好，就踏上去德江县的路程。

 

2 去德江县的路上

    从贵阳到德江县，当时乘长途客车要走两天：第一天从贵阳出发，晚上住在遵义；第二天早晨从遵义启程，客车要行驶一天，到傍晚才到德江县城。

     当时，正是初春季节。长途客车由贵阳向北，路途相当平坦，不像到黔南或黔西南的公路那样险峻，在山上绕来绕去。记得，那天风和日丽，清明节已过，天气渐暖。但沿途却很少有农民下田干活。

      望着公路两旁的土地，以及远处的青山，我心中不免想到创作歌剧的前景。我想，我们四个人都是走出校门就参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直没有进行专业训练的机会，而在文艺创作中，歌剧和戏曲一样，都是一种综合艺术，创作难度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四个人真能创作出一部能搬上舞台的歌剧？

到了遵义，我们四人吃了晚饭，在住地附近走了走。虽然遵义是历史名城，但房屋建筑陈旧破败，马路也多是土路，与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的轰轰烈烈相比，城市显得十分冷清和毫无生气。

      就在我们四个人散步时，有人提到张铁生事件，以及在辽宁主政的毛远新。我顺口说，毛远新是我的高中同学。张宗孝听了马上说，那你还不给他写封信，请他把你调到辽宁去？张宗孝个子不高，瘦瘦的，是贵州县份上考入中央民族学院音乐系的高材生，一看就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难怪，在省歌舞团造反派掌权时，他也是一个头头，是周毅的副手之一。我说，高中三年，我和他只是一般同学关系，没有深交（也不可能有深交）；另外，我出身成分不好，又不是党员，他收到我的信，估计连信都不会回。

      周毅和吴桐琪听了，没有作声。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攀附权贵，也是屡见不鲜的事。但由于我当时有点自知之明，也有些自尊自重的做人底线，所以没有提笔给毛远新写信。如果我真写这样一封信，两年后粉碎四人帮，接着是“清查运动”，我会再次陷入被审查的境地，人们会说我“积极投靠四人帮”，“准备上贼船”，“投机分子”……总之，又会陷入一劫。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搭上从遵义开往德江县的客车，向东往凤冈县方向驶去。客车过了湄潭到凤冈，往北就是德江县。虽然路途依然比较平坦，但路况要差了，都是十分狭窄的土马路。在车上整整坐了8个多小时，傍晚我们才到了德江县，四个人住进县革委招待所。

      晚饭后，我们照例在招待所附件走了走，这个坐落在黔北的县城很小，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北方的一个普通小镇。县城里的房屋建筑基本都是平房，或者是非常陈旧的两层小木楼，而且整个县城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说贵州贫穷落后，只有亲自走走，亲眼看看，你才会有个具体印象。

 

3   “张羽花英雄事迹”真相

        第二天我们和县文化馆的杨世富接上头。杨世富戴一副眼镜，中等身材，四川人，对人很热情，也很坦率。他见了我们四人，知道大家都是搞文艺的，就像好友相见。他说，因为县里穷，财政紧张，发不出工资，所以，整个县文化馆就他一个人，文化馆所有工作，从订阅报刊杂志，到打扫卫生，平日都是他一个人做。每逢节假日，如果要搞什么文艺活动，则是由他出面找县里一些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协助，排演一些节目，活动结束，大家各回自己的岗位。

       他告诉我们，原来他是在部队搞文化工作，由于出身成分问题，没有入党，下到地方，也只能安排到文化馆工作。不过，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主要是自由。平日上班就是读书看报，条件比其它单位好，也没有顶头上司管。只有到县里举行什么活动，或是过春节搞演出，他才忙一些。他说，只是在县工商局工作的妻子小周觉得他没有实权，是怀才不遇。凡是在基层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一个文化人在县份上没有一点权，那是要低人一等，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杨世富的妻子的心理状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杨世富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以后，他告诉我们，所谓张羽花反单干的事实真相是：张羽花所在大队搞包产到户，采取抓阄的办法，抓到哪块田和哪块土，就包那块。抓完以后，农民发现大队干部抓到的都是大队田土中离家比较近，也比较好的那些田土，而一般农民抓到的，都是那些离家比较远，也比较差的田土。所以，大家在下边议论纷纷，怀疑大队干部搞鬼。但农民在下面只是议论，没人敢说出来，怕干部打击报复。张羽花个性比较强，老公身体不好，三四个孩子又小，她抓阄抓到的田土，是大队里最远最差的田和土，她听了大家的议论，想了几天，觉得大队领导太不公道，就找大队书记兼大队长许义尧去提意见。开始，许义尧说，谁让你的运气不好？对抓阄分田大家都没意见，为什么只有你有意见？张羽花不服气，说你们弄虚作假，是欺负人，要求重新抓。而且说不能搞鬼，要由社员来制作阄，要有人监督，这样才公平等等。

      实际上，张羽花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社员的意见，她的意见也是正确的。但农村干部能够大公无私的有几个？他们多是一些欺上瞒下和心术不正之徒，而且往往是在社员面前作威作福惯了。所以，许义尧对张羽花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而张羽花想到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家吃饭的大问题，高声大嗓吵闹，执意要重来，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于是许义尧气急败坏，就动手推搡张羽花，张羽花也在气头上，准备和许义尧拼命。结果，许义尧喊人来把张羽花捆在树上，张羽花破口大骂，说许义尧做事缺德，一家人不得好死等等。许义尧觉得在社员面前丢尽颜面，就命人给张羽花灌屎灌尿……张羽花的老公跑来赶紧给许义尧说好话，希望许义尧高抬贵手，饶了张羽花这一次。许义尧才命人把张羽花放了。

      按张羽花老公的意思，忍下这口气算了，不然大队领导将来总给你小鞋穿。可是，张羽花这次坚决不服气，她找到区领导，反映大队书记许义尧对她的迫害。区领导马上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县里，县里立刻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下到张羽花所在大队，进行调查。调查结束以后，县里是以故意伤害罪对许义尧进行刑事拘留，然后上报了许义尧案件材料。

     因为杨世富在德江县是著名的笔杆子，就吸收他参加到调查小组，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前后经过，他都一清二楚，而且上报材料的初稿是他动笔写的。杨世富说，没想到，这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上报到中央以后，竟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而且定性为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典型事件！

      我们四个人听了杨世富的介绍，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张羽花反对的不是包产到户，而是分田过程中的领导以权谋私。因此，说张羽花是反单干的女英雄，这不是太牵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