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一个川剧女演员在文革中的经历（上）
潘文鸣
文革前，为了照顾夫妻关系，一个叫张素萱的四川邛崃县川剧女演员，从四川调进贵州省文化局，下一步准备和贵阳市川剧团联系，再把她从省文化局调到贵阳市川剧团去干她的本行。
没想到，调动手续还没有办，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于是，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川剧女演员，就在贵州省文化局机关参加了文革运动。由于我和她都参加同一个战斗队，所以，对她在文革中的经历比较了解，觉得她的文革经历也有一定传奇色彩，特记述如下。
1、局机关的一个另类
1966年底，省文化局的干部职工外出大串联陆续回来，局机关革命群众在集中开会的时候，人们看到一个很打眼的年轻女人。这个女人的身材长相和一般政府机关年轻女干部截然不同:她不仅皮肤白皙，长得漂亮，而且身材匀称适中，走路挺胸收腹，风度翩翩，一看就像一个女演员。心想，在文化局这样一个文化官员成堆的地方，怎么会有一个女演员？
后来在大家的背后议论中得知，这个年轻女人果然是个演员，她名叫张素萱，来自四川邛崃县川剧团。她丈夫是省话剧团一个叫谭曙东的演员，为了照顾夫妻团聚，1964年把她从四川邛崃县调到贵州省文化局，暂时安排她在局机关新组建的“乌兰牧骑工作队”，下一步准备和贵阳市川剧团联系，让她到市川剧团去继续演川剧。
但稍微了解她情况的人隐隐约约透露说，她出身不太好。毛泽东时代，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出身成分的好坏和是否是党团员，就决定了这个人在单位里的高低贵贱。尽管张素萱年轻漂亮，据说在县剧团还是台柱子，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又不是党团员，在省文化局这种政府机关里，政治地位肯定要低人一等。
另外，贵州省文化局是全省文化工作领导机构，这里从局长到处长都是一些很有来头的人物，如三个局长都是老革命:正局长周晓山是贵州地下党成员；副局长田兵是延安时期的诗人；另一个副局长杜方也是南下老干部。至于一些处长，如艺术处处长许星和副处长毛奇峰，都是部队上的文化官员，转业到地方以后，被称为“县团级干部”，就是说，在部队是团级干部，到地方就是县级或处级干部。许处长和毛处长常常身穿不戴领章的黄军装上班，表明他们是从部队下来。即使各处室的办事员，多数也都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中共党员，他们熟读中央文件，几乎各个能说会道和资历不凡。所以，在省文化局机关的干部看来，新来的十几个大学毕业生，也无非是初出茅庐小字辈的角色，而出身成分不好的川剧演员张素萱，尽管姿色出众，但在大讲“政治挂帅”的年代，她在局机关里哪能打不起价钱?
不过，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男人都喜欢漂亮女人。现在政府机关的头头脑脑都喜欢要年轻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到机关任职，以便进一步发展关系；但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人们在红色恐怖中，当官的个个内心深处被恐惧和焦虑所占据，即使局机关里的一般干部也个个都一脸正经，目不斜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因为大家都明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都像雷锋一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或者说，让大家成为清教徒。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张素萱的美貌只能在机关里一些男人内心有影响，对她的政治地位的提升，自然没有多大用处。
2 我和她成为朋友
首先需要向读者讲明的是，毛时代的社会风气与大陆近几十年不同，当时男女之间的友谊是不能越界的，否则后果严重。从80年代开始，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冲击下，随着大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近几十年，社会风气天翻地覆，在城市的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里，男女之间有了好感，能够很快发展成地下情人，当时这种现象很少。
话说回来，当时张素萱出身地主家庭，我的家庭出身是富农，两个人又都不是党团员。这就是说，这在那个年代，我们两个都被看成是没有背叛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进入革命队伍，而是属于思想觉悟不高的改造对象。因此，最初局机关造反派成立战斗队，都没有人考虑让我们两个参加。
创作室的诗人寒星不服气，动手组织“117战斗队”，我和张素萱才参加了造反组织，戴上造反派的红袖套，成了局机关里造反队伍中的一员。具体情况，我在《117战斗队的成立和解散》一文中已经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重复提及的是，在“117战斗队”学习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时，张素萱提出什么是“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而且问为什么“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是反动的？她凭自己的常识提出的这个问题，还真让战斗队里的人费了不少脑筋。
现在想来，作为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女演员，她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确很不理解，对许多现象只能从普通人的常识出发来考虑，而不是像文化局机关干部，包括我们这些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大学毕业生，我们都是经过多年洗脑，对文化大革命那套理论比较容易接受。所以，在战斗队集体学习时，张素萱总是从普通常识出发来提出问题，现在想来，应该说她的思考更符合常情和常理。不过，当时大家都认识不到这一点，而她自己也觉得自己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不高，决心努力提高自己。所以，每次战斗队集体学习，她都是认真听每个人的发言，还手拿一支圆珠笔，不时在小本上写点什么。而在战斗队政治学习结束以后，她就找机会向别人提问请教。
在当时，她和我年龄差不多，在战斗队里是最年轻的两个，而且都是出身不好，互相之间没有那种隐隐的歧视，所以自然而然我们要接触要多些。
有一次，在战斗队办公室学习结束，大家纷纷离开办公室以后，她问我，会上大家提到的 “三家村”在啥子地方？为啥子要批判“三家村”？我告诉她，所谓“三家村”不是一个村子的名字，而是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写的一些专栏文章，这个专栏叫“三家村札记”或叫“燕山夜话”，这些文章发表在北京的一些报刊杂志上。
张素萱又问，这些文章有啥子问题？我告诉她，这些文章都是以谈天说地的方式，影射和批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这些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些文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张素萱听了又问，这三个写文章的人，是干啥子的？我告诉她，邓拓是老革命，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廖沫沙也是文化界名人。张素萱瞪大双眼，十分吃惊地说，这么大的名人会反对毛主席？她觉得实在难以理解。
显然，她生在四川一个县份上，小学没毕业，就进县剧团学戏，每天在师傅指导下练功练嗓，报纸广播很少接触，政治学习也是走过场，她自然对当时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领域里的此起彼伏的斗争缺乏了解。为此，我断断续续向她介绍了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肖军、艾青、丁玲的情况；介绍了建国以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批判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俞平伯；还有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等等。通过战斗队里的学习讨论，加上经常看当时广为流传的那些红卫兵小报，再通过不断地向人提问请教，张素萱很快对文化大革命有了了解。
有一次，她跟我说，她丈夫谭曙东也是戏剧学院毕业，为什么对这些政治问题了解很少？我告诉她，谭曙东学的是表演专业，他考虑的是如何当一个好演员，你在剧团里不是也和他一样吗？至于文化局的干部，都是搞文化工作的，自然关心文化领域的事情。另外，我学的是戏剧文学专业，我考虑的是如何创作出好的戏剧作品，用文艺作品为人民服务。由于我出身不好，所以，从初中时期就喜欢钻图书馆，关注一场接着一场的大批判，从这些大批判中，我知道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不犯错误，必须关心政治，加强学习……
通过一段接触，张素萱觉得我勤奋好学，为人忠厚，把我看成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有一天，她说，今天我请你吃豆花饭。当时她知道我正在谈女朋友，没有结婚，她在离繁华大街不远的一个小巷里，找到一个专门经营卖豆花饭的小餐馆，这个小餐馆过去是个尼姑庵，当时改成一个因陋就简的餐馆。坐下以后，她要了两份豆花饭。当时豆花饭的价格很便宜，两份豆花饭也就相当于在大街上吃两碗面。不过四川贵州的豆花饭很有特色，吃起来也非常可口美味。
席间，她谈起自己的经历。她告诉我，她在县剧团也算是一个台柱子，不到20岁，就有不少人到她家去提亲，其中也有县领导的亲戚，替那些领导人的儿子找对象。她当时都以年纪轻要学戏，婉言拒绝了。家里父母想把她嫁给一个县领导的儿子，好改变家庭的政治地位，但她决心要找一个自己崇拜和喜欢的人。所以，当介绍人说谭曙东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学毕业生，学表演的，一见面，看长相也不错，就答应了。没想到，谭曙东学的那一套，和我们川剧完全是两码事。
她的丈夫谭曙东我见过，是个浓眉大眼的英俊小生，非常令女孩子着迷。张素萱说，他丈夫家庭出身也不好，是旧军官。我告诉她，学艺术的大学生，多数都是出身成分不好的青年男女，真正工农出身的很少。她问为什么？我告诉她，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艺术院校招生，首先看考生有没有艺术天赋，其次才是出身成分。
总之，我和张素萱在一起，可以说无话不谈。现在想来，我除了向她介绍了一些历史知识，介绍一些建国前后开展大批判的时代背景以外，由于我在思想上是把毛的理论当成了真理，所以，我在她面前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当政者的义务宣传员的角色。直到后来开展“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们两个人先后成为审查对象，我们两个人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幻灭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