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战斗队的成立和解散（下）

                                         4  战斗队里互相洗脑

       我们省文化局的干部组成战斗队以后，任务和那些红卫兵不同，我们是按中央文革指示精神，首先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论述，学习林副统帅的讲话，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报纸社论，美其名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开展对走资派的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看来，战斗队里这种学习，无非是自觉地进行互相洗脑，用毛泽东那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歪理邪说，来取代头脑中的正常思维和一般常识。

       举例来说，我们“117战斗队”成立以后，在寒星带领下，首先学的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1966年8月5日针对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大字报有感而发，可以说是在“516通知”发出以后，毛以统帅的名义，进一步吹响了向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派发动全面进攻的号角。全文内容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统帅这篇大字报，在当时来说，就是给红卫兵和造反派指明文革的斗争目标和方向。因为运动初期批“三家村”也好，批京剧《海瑞罢官》也好，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批斗彭陆罗杨所谓“黑帮分子“也好，打砸抓也好，广大老百姓还是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通过毛的这张大字报，大家心中才清楚，原来这次运动的目标就是刘邓司令部，以及以刘邓为首的全国大大小小的“走资派”。

       不过，大家弄不明白的是，党中央怎么会有两个司令部？当时在闭关锁国生活的中国人，一般对上层统治集团的内幕一无所知，大家都被蒙在鼓里，只知道中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怎么会有个刘邓司令部？看了毛亲笔写出来的“炮打司令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

      比较关心政治的诗人寒星说，毛主席从59年退居二线，党中央主要是由刘邓主持工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50多天里，刘少奇派工作组进驻全国各单位，镇压了群众。所以，毛主席忍无可忍，才决定对刘邓司令部开炮！

      那么，已经揪出来的彭陆罗杨自然是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因为从红卫兵办的小报上大家已经知道，彭真是“大党阀”，他在北京市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陆定一是中宣部长，他领导的中宣部是“阎王殿”；罗瑞卿是部队总参谋长，他的罪状是反对林副统帅；杨尚昆给毛主席的专列安装窃听器……这就说明，林彪讲得搞政变，就是刘邓一伙要夺毛主席的权，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通过学习毛的大字报，大家把文革运动初期发展的脉络终于理清。

      然而，毛主席这张大字报讲， “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又是何所指？张素萱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

     虽然文化局的干部经常学习中央和省委文件，对62年七千人大会和64年的四清运动，都有所了解。但对于张素萱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感到有些困惑。事实上，59年到61年的困难时期（又称大饥荒），城市人吃不饱肚子，农村饿死人，凡经历过这段日子的人，都记得十分清楚，经过62年七千人大会，刘邓纠正了58年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政策错误，中国的形势才有所好转，这也是当时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毛主席反倒说1962年右倾？又说1964年有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

      在战斗队里，大家反复议论，主管印刷厂的老陈试探性问，62年的右倾是不是指搞“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大家说，可能是。

     张素萱听了以后，一脸茫然，她又问啥子叫“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大家告诉她，“三自”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张素萱是在剧团长大，听了还是弄不懂——为啥子自留地、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道路？大家觉得张素萱对中国社会政治情况的确不够了解，连基本概念和基本常识都弄不清楚。不过，既然是小组学习，还是有人耐心地告诉她，社会主义讲一大二公，自留地可以使农民滋长自私自利心理，自由市场可以使少数人发财，包产到户是变相的私有制等等。可是张素萱又提出啥子叫“四大自由”？这下子大家一时有点蒙。于是，大家像猜谜语一样，总猜不完全，找不到正确答案，直到第二天老革命老邵，他回家以后去问一个在省政府工作的老战友，才终于弄清楚，所谓“四大自由”指的是：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

      总之，当时由于毛泽东被林彪吹捧为五百年才出现的天才，是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新顶峰，因此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所以，大家都怀着无比的虔诚，努力去理解毛的话，假如理解不了，假如觉得毛的话违背事实，大家也不敢怀疑。

     现在想来，在战斗队里的学习，无非是互相洗脑。通过学习，大家把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成了真理，当成了金科玉律，当成了圣旨。凡是过来人都知道，50年代在毛泽东的瞎指挥下，导致了中国大地上成千上万农民被饿死，他退居二线以后，在刘邓制定的一系列挽救危局的措施下，包括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出台，中国人民才从大饥荒的困境中慢慢走出来。实践证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走的是一条贫穷之路，饥饿之路和死亡之路，而刘邓则带领中国人民走摆脱贫穷和饥饿，摆脱死亡的正确之路。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罪人成英雄；功臣变罪人。天理何在？因此，回想当时我们对毛统帅的崇拜和信任，对刘邓的仇视和批判，既显得幼稚可笑，又显得十分可悲！

                                 5、寒星的失足和我的罪责

      局机关成立三个战斗队以后，局机关的领导小组便由三个战斗队的负责人加上一位部队转业军官组成。这位部队转业军官叫陈忠恒，他在部队是团级干部，也是搞政工，来到省文化局以后，职务是局机关政治部主任。运动初期省委工作组进驻局机关以后，陈忠恒被认为是历史清白并且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被工作组选拔出来参加领导小组，领导文革初期的局机关的运动。

      实际上，毛把文革的烈火点燃以后，故意离开北京，让刘邓出面处理，刘邓按过去的做法，并请示了毛，才在全国范围派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刘邓没有认清，这是毛的一个圈套，故意让刘邓犯错误，所以，50多天以后，毛认为全国各地的工作组是消防队，犯了镇压群众革命烈火的路线错误。

     在这种背景下，贵州省文化局机关的省委工作组撤出，局机关一时群龙无首，就由陈忠恒暂时出来主持。由于陈忠恒来局机关以后，很低调，对人总是微笑相对，很有人缘，所以，他又继续成为局机关造反派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 

   “117战斗队”成立以后，寒星名正言顺地成了局机关造反派领导小组成员，他经常参加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有关事项，然后回战斗队来向大家传达。寒星由一个被人说成“思想有些反动”的边缘人物，一下子成了局机关领导小组成员，他尝到了掌权的甜头，感到自己总算有了出头之日，脸上一扫往日的冷漠和傲慢，出现了胜利者那种温和的笑意。可是局机关那些老左派，看着他仍然有些不顺眼，背后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能让寒星这种人来领导？好在这种话寒星没有听到，不然寒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由于寒星是个诗人，许多事情容易感情用事。所以，在一次局机关批斗“走资派”周晓山时，当揭发人谈到黔剧团苗族歌手刘阿胞曾经在文革前上告周晓山，周晓山知道以后对刘阿胞进行打击报复，刘阿胞被逼自杀。局机关在场的人听了群情激奋，振臂高呼“打倒周晓山”的口号，没想到，寒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疾步走到台上，对低头弯腰胸前挂着大牌子的周晓山，当胸就是一脚，把周晓山踹了一个踉跄，险些仰面跌倒……

     第二天，战斗队开会，对头一天的批斗会进行总结。李淑秀说，寒星昨天对周晓山搞武斗，这是违背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精神的。显然，她对歌舞团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中的个别人在运动初期对她丈夫拳脚相加，记忆犹新，恨之入骨。钟淑华也说，寒星这样搞，对我们战斗队的声誉影响也不好，我们不能像运动初期歌舞团和京剧团那些小青年，那些人喜欢动手打人，不得人心，今后希望你不要再这样鲁莽。我自然同意以上两个人的意见，而且在一年多的相处中，我感到寒星确实有点左倾盲动主义倾向。但寒星不服气，说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和走资派的矛盾是敌我性质，还讲过，要对敌狠，我们为什么对周晓山文质彬彬？显然，寒星也有书生气。寒星在批斗会上的鲁莽和不文明举动，在以后的“一打三反”和“清队”运动里，也遭到了清算。

       那么，反省自己，我当时在战斗队里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记得，“117战斗队”在红卫兵小报上以“锷未残”的笔名发表过文章，对省文化局所谓“走资派”进行批判和声讨，现在看来整篇都是颠倒黑白的一派诬陷之辞，而这篇文字就是由我起草，经战斗队全体讨论通过以后发表的。此外，我还撰写过批斗省文化局三个局领导的大批判发言稿，经战斗队全体成员讨论通过后，在全系统的批斗大会上，由我代表战斗队发言……

以上这些活动，当年觉得自己是满怀激情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现在来看，则是积极参加迫害省文化局领导干部的一种罪行。

1969年底，军代表进驻各单位，省文化局三个战斗队自行解散，“117战斗队”的历史使命也结束。

 

6  对战斗队的反思

       按毛在前面提到的《十六条》设计，文革中的各种群众组织，最后要形成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而且还设想这三种组织形式“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十六条》中还设想，“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可是，现实却是，这些造反派组织领导人，不管是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也好，全国各种兵团的头头也好，他们一旦权在手，便像日本投降以后的毛泽东和蒋介石一样，都互不服气，都对民主选举不感兴趣，都想占山为王，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武斗不休，流血不止。在这种形势下，毛伟人无可奈何，只好改变初衷，实行军管，结束内战。而林彪事件的发生，又使军管嘎然而止，被迫让邓小平复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现在想来，文革中全国各种群众组织，从红卫兵组织到各种战斗队，到各种兵团，都是毛用来摧毁中国各级官僚机构的工具，是毛建立乌托邦王国的绞肉机，在制造灾难和毁灭人性的道路上，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注1）：最近微信上看到宋任穷的女儿在美国撰文，称她并没有参加打死卞校长暴力活动。说明掌权者掩盖文革历史真相，就为搅混水者提供了方便之门。

（注2）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农村的四清运动与城市里的三反五反运动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017/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