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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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肉机中的挣扎和脱险(2)

(2016-12-18 04:39:41) 下一个

2、五大罪状

恰如钟淑华所说,我很快接到省五七干校四连领导的通知,要求我立即回干校四连参加运动。当时省革委五七干校一大队有上千干部,都集中在市内贵阳医学院搞“一打三反”和“清队”运动。由于文革期间大学都停止招生,整个医学院的教学大楼都空空荡荡,恰好干校学员可以在学生教室集中开会,若干领导班子则把学生宿舍当作办公室。

省革委一大队由原省委和省政府党政机关各部门组成,如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委办公厅、省文联、省文化局等等。省革委五七干校早在1968年就已经组成,最初是把这些省级干部放到农村去边劳动便搞“斗批改”。不知为什么,在农村呆了不到一年,又把干校全体学员调回贵阳市搞运动。

我由水电队回到干校四连,钟淑华看周围没有人,就悄悄告诉我,前一阶段我们四连通过大字报和大小会议,揭发出四个人有问题,一是你潘文鸣,其次是“117战斗队”的寒星、张素萱和我钟淑华。我问,你钟淑华又有什么问题?她说,他们对立派的有人怀疑我是美蒋特务。她接着说,军代表进驻各单位以后,陆续解放了一批原来的“走资派”,现在是军代表和原来的“走资派”联手整造反派。说着,她从经常背在身上的背包里拿出一个小本,翻到一页说,揭发出你的问题有这样几条:

一、在1969年4月12日的小组会上你公开讲,可以喊“打倒共产党”。有这样事情没有?她注视我几秒钟。

二、五七干校在湄江“忆比查”中,你在发言中为自己的富农家庭翻案;

三、在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小报上发表文章中,你说夏贵新又“扯起出身好的破旗”,攻击毛主席的阶级路线;

四、在毛主席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以后,单位于1968年4月17日组织了上街示威游行,你说是“向老百姓示威”。

五、在与刘培华争论中,你说“中国是真正的超级大国”。

钟淑华合上小本说,你的五大罪状里,最致命的是第一条,你必须认真对待。她说,运动期间,空气紧张,其它不便多说,你自己有个思想准备为好……

 

3、关键“罪状”的真相

看来,我要大难临头了。

文革前,人们的命运都掌握在党组织手里,一切都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处理,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但经过造反初期对各级领导权威的颠覆,以及面对面对“走资派”的批判,人们从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崇拜各级领导的奴隶心态已经逐渐瓦解,老百姓认识到,那些掌权人往往水平往往并不高,自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任人宰割,在关系自己的前途命运这样的大事上,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大概就是专制社会里人们主观意识的觉醒。所以,我决定把揭发我的问题弄清楚,特别是关键的第一条。

在这里还需要介绍一下的是, 原省文化局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把三个局长都打成“走资派”,最初是局机关全体革命群众集中批局长周晓山,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三个局长需要分别进行批斗,并对他们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进行调查核实。于是,局机关造反派领导小组就把局内革命群众分成三个小组,把三个“走资派”分别放到三个小组里,其中一个组任命我为小组长,负责副局长田兵的专案审查。

我们小组一共十多个人,其中就包括揭发我第一条罪状的娄广华。娄广华是省文化局机关政工部的一名普通干部,文革初期属“保皇派”。他40多岁,戴副眼镜,在大小会的发言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此人口才很好,能言善辩,发言条理清楚,用词准确,显得比三个局长还有水平。当时,他是共产党员,我是一个普通群众。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在非党员群众面前,都有一种优越感;就像任何当官的在老百姓面前一样,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在这种社会等级观念普遍存在的环境里,局机关领导班子让我当组长,让他娄广华在我的领导之下,他心中自然不服气。这从他眼色神情和言谈话语中不时流露出的傲慢中,我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

我找到娄广华,问他:老娄,你揭发我说,在一次小组会上,我曾经说“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也可以喊,有这样的事情吗?

娄广华很不友好地看着我:谁告诉你的?我说,这个事情李部长在干校学员动员大会上已经当作一个严重问题提到了,在干校已经众所周知。

娄广华用凌厉的目光注视着我,态度非常强硬地说,我问的是——谁告诉你这个问题是我揭发的?

我仍然平心静气地说,老娄,你也清楚,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家都不像以前了。你在会上公开揭发我的问题,四连的人都知道,是没必要保密的。所以,我从水电队回来以后,不止一个人告诉我这件事。

娄广华似乎认识到这一点,但仍然理直气壮地说,不错,这个问题是我揭发的。你今天找我的意思是什么?

娄广华的眼神中似乎说,我是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你是出身成分不好的地富子女,你连党员都不是,一造反你竟然成了我的领导,这岂不是笑话?看你现在你还神气吗?

我说,我今天不是找你兴师问罪,而是想请你帮助我具体回忆一下,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种话的,我好检查认识,改造自己。

娄广华听了,知道我的来意以后,他的态度有所缓和,说这件事情发生在1969年4月12日的上午,你那天领导大家进行早读学习毛选,谈到应该不应该喊“红色政权万岁”,你的意见是可以不喊。我说,新生的红色政权是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下产生的,为什么不喊万岁?你不同意喊万岁,显然你的思想立场有问题。所以,我才质问你:莫非喊“打倒共产党”也可以?你竟然回答说“也可以”。当时我就和你发生了争论,觉得你的思想是非常成问题的。晚上想到当时正是“九大”开会期间,联系到你的出身成分,觉得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问题!所以,我在日记中记下了你的发言。

应该告诉大家的是,在头两年批斗局长周晓山时,我发现省文化局里的一些干部有写日记的习惯,当时局机关办公室主任高守庆在揭发周晓山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时,常常根据日记中的记载,时间、地点、说的什么内容,都一清二楚。显然,娄广华也是一个有心人。不过,我现在认识到,这些日记记载的内容常常是不一定很客观和很准确的。

为了弄清当时的具体情况,我又个别询问了那天参加小组会的其他一些同志。他们有的说,只记得当时争论应不应该喊“红色政权万岁”,其它没什么印象了;有的说,是娄广华提出可不可以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你说可以,反革命分子暴露以后是好事;还有的说,开了那么多会,谁会记得这些争论?……

与会同志这些记忆说明,娄广华揭发我的罪状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如果我在十几个人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明目张胆地提出可以喊“打倒共产党”,那么小组其他同志肯定会印象深刻,并且会当场把我揪出来,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以,经过调查核实,我的心也踏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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