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功罪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发）

毛泽东功罪研讨会发言纪要
中国研究院、《新史記》杂志联合主办
（看了冯的发言，觉得作者站在历史和哲学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实在深刻精彩，特向广大读者推荐）
冯胜平发言：
     接到毛泽东功罪研讨会通知，想起我1986年关于文革政治迫害的博士论文曾专有一章，题目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今天翻出來看，与我目前的观点并无太大变化，特从中挑出几点与大家商榷。

     我当时认为，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第一笔政治遗产，是一个意识形态真空——这个真空使得许多事情成为可能。虽然文革并没有创造什么新东西，但它的确摧 毁了很多旧东西——文革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孔教，同时使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幻灭。告别过去又失去了未来，于是一个新的地平线出现了，我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换句话说，文革没有创造一个新中国，但它的确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以人民的深重苦难为代价，它付清了一笔历史的孽债（It did pay off a mortgage)。
     文革结束，中国共产党不仅失去了Mandate of Haven （ 天命），而且失去了Mandate  of People。我不知道这个词该怎么翻。（与会者插言：人民的授权。）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国家，这些希望来自于邓小平的新政，但奠定基础的却是毛泽东的文革。没有文革的经历，中国人民不会那样决绝地告别传统（儒教），摒弃乌托邦（共产主义），义无反顾地奔向改革开放的未来。那个时候还是在“六四”之前。

     改革开放是人性的复苏，也是党性的覆灭。这一生一死之间，孕育着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留下的另一笔遗产，是一个统一的（除台湾外）独立自主的中国。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靠的绝不是“小米加步枪”，关于这一点，杨奎松的书讲的很清楚。东北的共产党武装，在接收了苏共巨额军事援助后，实力远远超过国民党军队。简言之，毛利用苏联的支持，战胜了国民党，从而使中国摆脱了美国的控制；随后又通过反修，跟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使中国逐步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与苏共翻脸后，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这是毛泽东留给后世最大的政治遗产。

     毛泽东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Born Rebel）。他从小就造父亲的反，大一点去砸孔庙，再大一点反军阀，再后反国民党、反日本，以后又跟美国干、跟共产主义盟 主干，直至生命的最后，他起来反对他自己创建的党。用今天的话说，他真是一个折腾的主儿。一生折腾，折腾一生！

     毛泽东的最后折腾是文革，目的是重建他自己创立的党。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博树的说法，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要改造世界，改造国家，改造人性，而且要一蹴而就。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还其乐无穷，这种人不是理想主义者，什么人是理想主义者？我不否认，发动文革有权力考量，但更大的动因是毛泽东性格中的不稳定因素，与他的政治理想有关。
     文革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一次他被彻底打败了，不是败于他的敌手——他们要么被他送进监狱，要么被他送进地狱——而是败于人性。去掉权力斗争的泡沫和改造国家社会的政治理想，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目的，是挑战上帝，改造人性，创造共产主义新人。换句话说，文革是毛泽东与人性的宣战。结果是，人性胜利，毛泽东失败。一生致力于改造人性，他连自己都无法改造，直至去世为止，人性的弱点，毛都没有摆脱；他的七情六欲，不比任何人少。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人性中的一切对我都不陌生。”（Nothing in human is alien to me）我相信，这句格言也适用于毛泽东。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从马克思到毛泽东，这些理想主义者到底错在哪儿？为什么就不可能创造一批共产主义新人？这个世界上最早搞共产主义那些人，欧文、傅里叶，绝对不是邪恶之人。他们搞共产村，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做社会实验，倾家荡产，至死不悔。中国共产党早年也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人。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以身作则，从我（家）做起。他们这种做法符合党性，却违反了人性。

     以大公无私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不是不符合国情；它是不符合人性。人性——天使和野兽的结合——只能用制度来协调；任何试图用教育或强力来改造人性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洗脑虽一时有效，但不能长久。在压力下，人性可以沉默，扭曲，甚至折断，但绝不会改变。其实，今天弥漫全国的贪婪和腐败正是长久被压抑的人性的本能反弹。

     罗素曾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 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从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中国共产党还完了它的良心债，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建政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曾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死了多少人，它觉得这是必须付的代价。1979年以后，恐怕是从邓开始，大家开始反思了。只是出于权宜之计和政权稳定的考虑，他们可能还要坚持某些主义、某些旗帜、某些人 物。

     从纯粹哲学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换言之，不是共产主义太坏被人类抛弃，是人类配不上共产主义。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的崇高；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可能。也许，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悲剧的根源是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图挑战上帝，创造新人类。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们终于恢复了理性，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么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实验。如果不偏离常识，共产主义的灾难本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问题并不复杂，它的答案已经隐藏在一个孩子的幼稚问题中：“既然共产主义是科学，为什么不先拿动物做实验？”

     毛泽东改造人性的企图，与共产主义对人性的挑战一脉相承。我们知道，传统专制与共产专制的根本区别是，前者只要你不反抗，按时交税、纳贡、唱诵，它就不来折腾你；后者却有改造人类的崇高理想，即使你不反抗，它还是会来折腾你，改造你，把你变成雷锋那样的共产主义新人。因此，在共产主义国家中，运动是常态：日子越好过，领袖越折腾；而在受到挫败时，他反而会对人性让步，推出一些符合常识的政策。大跃进后，毛曾一度后退，允许“包产到户”。经济刚一恢复，他又发动文革，再次挑战人性。

     理想主义是毛泽东生命中的一个基调，但不是全部。在整个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是相当现实、甚至不择手段的。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在政治上做的最过份的一件事，是在194 0年底通过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两封电报，提出“十五万精兵计划”：中共用15万精兵偷袭重庆，把蒋介石政府干掉。造成日本与汪精卫占领南中国，苏联与中共占领北中国的南北朝局面。（见何方《党史笔记》）
     这并非毛泽东突发奇想，他是受了1939年“苏德条约”的启示：苏联和德国不就这么一人一半，把波兰给分了吗？波兰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注意，这15万八路军精兵不是去偷袭日本关东军，而是去偷袭重庆！他前后打了两封电报，与苏联商议此事，结果被斯大林拒绝。（康正果：你说这个写在何方的《党史笔记》上？）关于这两份电报，何方和张戎的书中都有。除此之外，毛还宣称抗日是“三国演义”，主张“爱国就是要丢更多的国土，否则就是爱蒋介石的国”。正是毛在权力斗争中的这些表现，使人很难相信他还有理想主义的一面。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政治生涯迥然相异：前者从书生走向流氓，后者从流氓走向书生；前者从民主走向专制，后者则从专制走向民主。文謙兄刚才说杨开慧评毛八个字——“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我看到过，出处是张戎，证据是网上流传的在杨开慧老屋发现的书信。我不相信杨开慧会这样评论毛泽东。若真如此，那她为何不同这个流氓断绝关系，却要苦苦思念他并为他牺牲。年轻的毛泽东，在我看来，的确是一个意气风发的书生，并没有蒋先生那些流氓道行。而中年的毛泽东，则精通权术，集厚黑学于一身，在政治斗争中毫无底线。晚年毛泽东的许多作为，更是使人不敢恭维。与此相反，蒋介石青红帮出身，早年混迹上海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后来受宋美龄和基督教熏陶，变得越来越君子，及致晚年连面目似乎都为之一变——年轻时凶神恶煞的，年老时却变得慈祥。

     重庆谈判蒋介石学楚霸王，放了毛泽东一马。他对毛说：你不服，回延安去，带兵来打。毛回到延安，四年之后，夺了蒋的江山。当年跟余英时先生读书，曾听他评论蒋介石，说他一生流氓，从暗杀陶成章到软禁张学良，没少干背信弃义的事，1945年怎么就不再流氓一次？

     现在我们读到蒋介石日记，知道他确实想过要把毛抓起来。阻止他下决心的有苏联的压力，也有美国的影响，但最主要的却是他内心的善意——他不愿意再做一次背信弃义的小人。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蒋介石丢掉了大陆。如果他背信弃义扣留毛，以后的历史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写法。

     在权力斗争中，中国人很少讲道德，因为那无异于自杀。一旦陷于无序状态，政治在中国就是一场流氓比赛——小流氓被中流氓收拾，中流氓被大流氓降伏，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为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这就是三千年的治乱循环。如果中共政权崩溃，我可以向各位打赌，迎接我们的，一定不是我们希望的民主自由，而是一场新的、更精彩、更无底线的流氓比赛！（众笑）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宗教，没有法律，也没有灵魂的国家。这个国家一旦解体，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再谈一谈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今年年初，罗慰年先生介绍我跟王鼎钧老先生认识，一顿饭吃了近两个小时，谁也没有动筷子，就是谈话。王鼎钧88岁，是从大陆到台湾，又从台湾来美国的作家。（高伐林：最近这些年，他的书在中国大陆出了一本又一本，受到高度评价）。王老从台湾谈到大陆，从蒋介石讲到毛泽东。我问他，如果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做一个比较的话，您如何看？他回答说，论历史地位，毛远比蒋伟大！他举了几个例子，正是我以上也提到的。

     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站在历史高度，跳出个人恩怨，是王鼎钧先生的告诫。随后，话题又转向人民。我对国民性持悲观态度，曾说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是顺民，刁民和暴民。没想到王老比我更悲观，他对中国人的六条评价，什么急功近利、忘恩负义等等，条条都比我说的厉害。谈话至此，我以为找到知音，马上说我也这样认为，不料他却说道，尽管人民有这些毛病，还是要记住四个字：“悲天悯人”，是你自己的国家、你自己的人民啊。
   结论：人们現在評論毛澤東，说法各异。劉小楓說毛澤東是“國父”，王康說毛澤東是“國賊”，其實這种爭論沒有意義。它的答案取决于共产党的命运。共产党兴，毛泽东就是“國父”；共产党亡，毛泽东就是“國賊”，“國父”還是“國賊”，取决于共產黨能不能在中國站得住，能不能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

（11/3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