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的人和事 (2）一个女大学生的沉沦（中）

3

 

文革漫长的日子结束了。

黎树魁所在的化工厂迁移到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地方，叫赤水，那里建立了一个由天然气做原料，生产化肥的大型企业，名叫赤天化。黎树魁所在的化工厂搬迁到赤天化，他自然随厂走，仍然搞他的工会工作。

一天，徐婉丽来到我家，说：

“黎树魁想让我也去赤天化，我到那里去了一趟，路难走死了。那地方更偏僻，更落后，都是平房，又破又烂，连一栋楼房都没有。从贵阳到那里，坐汽车得走两天。中间还要走好多土路，我的皮鞋跟都走掉了，在路上，黎树魁不仅不管我，还冲我发脾气！气死我了……”

“那么怎么办？”我问，“莫非你们夫妻两地分居？两个孩子谁负责？”

“他说他负责婷婷，我负责庆大。分居就分居，反正我和他也合不来，在一起不是吵架，就是生气，你说有什么意思？分开还好些……”然后她又说了这么一句，“我们俩已经说好了，今后谁也不干涉对方。”

开始我还不明白“谁也不干涉对方”的意思，后来我接到一封黎树魁的信，说他儿子庆大到赤天化去告诉他，徐婉丽和一个姓于的人在都匀长期“通奸”，庆大亲眼所见，信中说徐婉丽已经成了“犯罪分子”，他要起诉她，希望我不要再接待她，等等。从信里可以看出，黎树魁很气愤，很激动，也很痛苦。后来听人说，本来黎树魁就喜欢喝酒，从此他更加离不开酒。

不久，徐婉丽把老于带到我家，介绍说是山东“老乡”。她自然不知道黎树魁给我写信的事。我问老于在哪个单位工作，老于说在公路公司任职。老于中等身材，戴一付眼镜，不讲话，文质彬彬，像个知识分子。可是一开口，就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文化人，他不断提他姐姐是管人事的头头，似乎很有权。他在徐婉丽面前，一付必恭必敬的样子；徐婉丽也显得很开心。看来，徐婉丽是喜欢男人像哈巴狗一样跟在自己的身边。

“我想调到贵阳来，老于正在帮我的忙。”徐婉丽接过老于递的一只烟，老于划着火柴，先给徐婉丽点上，然后才把自己嘴上的烟点燃。

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各部门的业务都开始蓬勃发展，许多单位都需要业务人才。在这种形势下，徐婉丽凭她毕业于名牌艺术院校的牌子，再加上请客送礼，甩茅台，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调回贵阳，进了《贵阳晚报》编辑部。

最初我以为她和我是同行，当编辑。没想到，报社领导让她干的是排版和划版样。实际上，这个工作就是数数稿件的字数，然后把稿件排成正方型，或长方型，或其它什么形状，再安排好文章标题的空档。这个工作只要小学文化水平就可以胜任，为什么非让受过五年高等教育的徐婉丽来干？当然，这个情况我是从其他人嘴里听说的，徐婉丽的自尊心或者说虚荣心很强，关于她的具体工作，她一直守口如瓶。

徐婉丽显然比较贪玩，节假日她不是用在自己的业务上，而是到处乱跑——有时是给什么人介绍朋友，给未婚男女搭桥；有时又约起几个妇女去找什么人算命，我爱人是她的同路人，也乐此不疲；再就是去参加什么人的婚礼……总之，她也不像个文化人，也不太喜欢和文化人打交道。

“我可不像你，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徐婉丽有一次笑眯眯这么和我开玩笑。我知道她没有一点恶意，也没说什么。实际上，我的确不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或者说，除了工作关系，我必须经常接待一些业余作者外，我的朋友面很窄。

有一次，她带着她儿子庆大来我家，只见她儿子虎头虎脑，非常淘气，性格有点像他爹黎树魁。我问他上学没有？徐婉丽说，上五年级了，调皮得很，和他爹一样，在学校里喜欢动手打人，老师经常喊家长去学校，一点也不给我争气，净给我丢脸！

想到徐婉丽在晚报干的工作，我有意转个话题，说：

“文革时期，咱们都无所事事，我除了带娃娃，就是学木工，打板凳，养鸡等等；看书，也是看医书。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才拿起笔来，写点东西。你难道就不想写点什么吗？我记得你曾经想写过歌剧？”

徐婉丽听了，脸微微泛起一点红润，说：

“想是想过，可是老静不下心来。我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玻璃板更不用提。我想，以后条件好些再说吧……”

“你看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个电影剧本吗？”

“没看过。”她注视着我问，“干什么？”

“在这个电影剧本里，写一个苏联妇女到莫斯科去闯天下的故事。你看了，一定很受启发：里面女主人公的经历说明，一个人只有顽强拼搏，自强不息，才会干出一点成绩。咱们来到贵州，人生地不熟，既没什么亲戚，又没什么朋友，同学也寥寥无几，要背景没背景，要靠山没靠山，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单位站住脚，必须靠我们自己的实力，表现出我们的能力和水平。具体来说，我们是搞业务的，只有用文章和作品才能证明我们的能力和水平。”

“你的意思是让我写点东西发表，对吧？”徐婉丽问。

“不错。你们班河南籍同学，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出话剧《谎祸》，演出后反映很强烈；我们班的王明堂，根据《黄河东流去》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唢呐情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影响也很大。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趁着现在还没老。”

“你说的对倒是对，只是现在一提起笔来，思想总是集中不起来……”

看来，我犯了好为人师的毛病。虽然是好心，但要知道，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何必去强人所难呢？我的这些话，以后的事实证明，对徐婉丽是不折不扣的耳旁风。

 

 

 

 

 

4

    

就在徐婉丽带着她儿子庆大来我家那天，我家小床上有一块魔方，那是一个用小木方块组成的玩具，是妻子新给我们的两个儿子买的，说是可以“开发智力”。等徐婉丽母子走了之后，妻子发现魔方不见了，她有点急。想来想去，她说好像庆大当时拿着玩了一会。

“会不会是庆大拿走了？”妻子问。

过了两天，妻子说到徐婉丽家去看看。我们找到她住的地方，原来徐婉丽在离晚报不远的马路边上租了一间平房，我们敲门进去，只见她屋里坐着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看样子，这个年轻人很像一个工人，要比徐婉丽小个七八岁。两个人的手里都拿着烟，显然他们正在边抽烟，边谈什么事情。见了我们夫妻，徐婉丽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小弟”，一个作者。

我们坐下后，这位“作者”并不想离开，坐了两三分钟，我和妻子互相使个眼色，我们就告辞出来。徐婉丽送我们到门外，妻子轻声问，庆大把我家老大的魔方带没带回家来？

“没有呵，”徐婉丽口气很肯定地说，“没见他拿魔方玩。他不会拿别人家的东西，从来没拿过……”

徐婉丽把话说得这么死，我就对妻子说，算了，小孩子玩这些东西一上瘾，就影响学习。我的话刚刚讲完，只见庆大从对面跑过来，手里正好拿着一块魔方。妻子说，可能就是这个。

“庆大，你手里的魔方哪来的？”徐婉丽板起面孔问儿子。

“我拣来的。”她十多岁的儿子庆大说。

“从哪儿拣的？”

“不要你管！”庆大冲他妈瞪着眼，大声吼他妈。

“是不是从吴阿姨家拿来的？”我妻子姓吴。

“不是，是我从马路边上拣的。”

这时，妻子心平气和地说：“庆大，让阿姨看看。”她把魔方拿过来，三翻两翻，突然翻出一块白色小方块，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我大儿子的名字。

“徐婉丽，你看这是我买来怕丢，在上面写的。”

徐婉丽一看，马上脸色大变，上去就给儿子一耳光：

“狗东西，你骗老娘！我打死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说着伸胳臂又要打儿子，我赶忙拉住她，说：“算啦，没好大事。庆大喜欢，就给他吧。”然后又对妻子说，回头你再买一个。

徐婉丽样子非常尴尬，瞪着儿子：“回头我再跟你算账！”

和徐婉丽告别以后，妻子说，亏了我当时多个心眼。

说心里话，徐婉丽在这件小事上的表演，哪里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简直像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

不久，老于一个人来我家拜访。每次他都是和徐婉丽一道来，怎么这次没和徐婉丽在一起，竟然独自一个人？再看他的脸色，也很不对头：往日和徐婉丽在一起时的满脸春色已经没有了，掩饰不住的喜悦也消失了；这次是脸色发黑，满脸沮丧，显得十分憔悴，一下子老了很多。一问，才知道，他和徐婉丽很久没来往了。为什么呢？

他说，徐婉丽在火车上认识一个姓谭的人，徐婉丽光他叫“小弟”，两个人谈得很投机，就和他成了朋友，并且决定和那个姓谭的一起做生意。

“是不是瘦瘦的，高高的，三十多岁？”我问。

“是他，就是那个家伙！现在两个人形影不离……”老于点上一只烟，缓缓地说，“徐婉丽太天真了，那个家伙说什么她信什么。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好好干，想去赚大钱，我看她是在做梦……”

“徐婉丽和你是不是闹矛盾了？”

“矛盾倒是谈不上，只是她自从认识那个家伙以后，就不想理我了。”

真没想到，徐婉丽已经四十多岁，怎么竟然像个小女孩一样水性扬花，男朋友说换就换？俗话说，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莫非她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老于接着讲，徐婉丽太不检点，头几年在黔南歌舞团还没调上来时，她住在贵阳交际处招待所，跟人家说，自己是黔南歌舞团招收新学员的，许多人知道以后，就请她的客，到这家吃，那家喝，为了自己子女能进歌舞团，有的家长还给她送礼。结果她一个也没给人家办成，人家后来知道她根本不是歌舞团招收学员的，就骂她是骗子，骗吃骗喝。还有她那个儿子庆大，书不好好读，整天和她要钱乱花，她也不好好教育……

老于的话，使我想起头两年的事。那时有个小伙子叫小张，也就是十八九的样子，嗓子不错，非常喜欢唱歌，想进文艺团体。那个年代，一般城市青年都把参军入伍，或者是招工进工厂，看成是有前途。假如能进歌舞团，那就更让人羡慕了。所以，小张听说我和黔南歌舞团招收学员的徐婉丽是同学关系，就找到我，希望我帮忙。我问徐婉丽，她说，黔南歌舞团确实要招收几个新学员，她虽然没有参加新学员招收工作，可是她和他们都比较熟，能帮的上忙。于是，小张满怀希望，到我家来，经常提些礼物，看我家缸里没有水，马上到前院去为我家提水。发现我家烧煤困难，又找车为我家拉煤。实际上，小张家爸是粮食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母亲在街道服务站打面条，经济上并不富裕。所以，小张一家这种热情和友好，弄得我很过意不去。我说，如果事情成功，你再感谢我，我心里还能过得去；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我实在受之有愧。徐婉丽带小张去给招收新学员的人面试一次，说他们对小张还比较满意。

“能不能请他们吃一顿？”徐婉丽向我提了这么一个建议。当时恰是文革后期，一般人家的生活物资都很贫乏，粮食、猪肉、菜油都是凭票供应，所以我说：

     “小张家不太富裕。如果他们决定录取小张，倒是可以认真地请请他们；如果他们心目中觉得小张没把握，我看就算了。”

      结果，小张的事情工人没办成。究竟是因为小张家没请客送礼，小张才落选？还是小张的综合素质不行？我一直没得到答案。为此，我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小张一家，欠他一家的人情。随着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看到许多成功者，无不是用请客送礼，甚至用金钱美女去打通关节，我就想，也许徐婉丽是对的？而我则缺乏洞明世事的能力？

不过，现在老于对她的看法，应该说是对的。记得，在文革期间，徐婉丽回山东老家去探望父母，她回来以后，我就接到分配到山东的同班同学王富聪的一封信，信里说，徐婉丽借她钱不还，警告我千万不要借钱给她，还说她的作风如何如何，在没进中戏前，她在歌舞团就做过人工流产等等。显然。王富聪很气愤，在信中把徐婉丽说得很糟糕。

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接触，我认为徐婉丽人不坏，没有什么害人之心，但缺点也不少，比如像老于所说的，要求自己不严，有时不够检点，男女关系上有些随便。没想到，她性格上的这些缺点，竟害了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