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书记问：“大家有什么办法，看政治学习如何抓？”
星期五下午的政治学习，根据上级安排，全院师生都统一读一本叫《惊心动魄的56天》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副题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由“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小册子其实并不小，有十五万八千多字，共有六章。这本小册子的编者自然是站在共产党保守派的立场编写的，但出乎编写者的意料的是，由于它透露了很多人们不太知道的国内外有关中国政治形势的内部材料，所以，人们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阅读和理解这些材料。换句话说，把小册子中的那些批判性的语句删去，则可以使读者比较清楚地看清八九学潮的来龙去脉，以及这场运动波澜壮阔的规模。
上个星期五已经把第一节“山雨欲来”读完，这星期则读第二节“风波骤起”。我们这个学习小组包括党办、纪委、工会、宣传部、组织部、政治处，加上学报，部门虽说不少，但参加学习的也无非就是十几个人。
原以为这次要人人过关、个个交待，实际上的搞法则是明暗结合：明的是让大家每周五学习上级指定的文件、材料等，所谓“提高认识，转变思想”；暗的则是秘密进行的，即少数左派骨干组成清查小组，搜集动乱中那些“跳得最凶”的人的材料，加以核实后上报。这暗中进行的，才是关系人们前途命运的。这种搞法，又叫“内紧外松”。
上周读完材料，大家沉默一会儿，没什么人发言。不是没想法，是大家都不想谈，懒得谈。因为事情明摆在那里，有什么好谈？比如这本材料第一节开头讲，1988年9月19日，赵紫阳会见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时，曾经表示：“若一个领导人不能被充分授权的话，就无法推动经济改革”。这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垂帘听政”而言的。赵紫阳的话又有什么错呢？他是党的总书记，却样样听命于邓小平的耳提面命，他岂不是个“儿皇帝”吗？对此，大家能说什么？
还有，在第三页上讲，北京的《经济学周报》于1988年12月11日发表了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加其提出：“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小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在这里，严家其莫非讲得不对吗？搞掉赫鲁晓夫和刘少奇难道是按宪法和党章规定的程序进行的？但小册子的编者却是这样来分析和批判的：“对话的核心问题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为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显然，这是站在邓小平的个人立场在批严家其和温元凯的对话。对于广大教师和学生来说，这种分析无非是把大家当成弱智的阿斗，当成是非不清的儿童。不过，人们多年被当成傻瓜愚弄，也已经麻木。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也许沉默是最佳的选择。所以，无论是听别人读材料，或者是自己看材料，大家都抱着懒心无肠的敷衍态度，谁也不愿意去认真去深究了。
不过，读材料时，人们可以装作在认真倾听；讨论发言时，就不能一片沉默了。好在现实中的话题还是找得到的。大家不知怎么会扯到省民族歌舞团三个人“叛逃”美国的事情上。有人问，这三个人是不是在美国和台湾的特务策反后，才跑的？另一个讲，不可能。她们三个都是一般没名气的小演员，对美国没多大用处。还有人问，听说其中一个外号叫“黑玫瑰”，她究竟长得有多黑呢？马上有人说，据说她是乐队敲洋琴的，因为身材好，化妆以后很漂亮，所以学院开晚会，经常让她报幕。显然，这种“讨论”也类似于市民茶余饭后的闲聊，大家无非是混时间罢了。
唯一正儿八经发言的，是一位学报的编辑。他说：
“美国人真是太狡猾了。我们花钱培养的人才，送到美国去留学，很多变成他们的人才了。有材料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些日本细菌战犯被俘后，美国看看有用，就不作为战犯审判，而让他们留在美国，好吃好喝，搞科学研究。德国有个叫布莱恩的科学家，曾经为希特勒搞导弹，美国知道这是个一流导弹专家，在打到德国以后，就专门派部队去搜捕这个布莱恩，抓到以后，把他全家运到美国，成为美国的座上客。后来美国的载人登上月球的阿波罗飞船，就是他领导的科研班子研制的。”
显然，这位编辑的发言与其说是在批判美国，不如说是在赞扬美国重视人才。他不知道，这次正在密秘进行的清查对象里，就有他的名字。所以，有位知情人下来提醒他：注意点，据说清查对象中有你的名字。
这位编辑的发言，大家听了，就像耳旁风一样，一点反响也没有，不知沉默中，大家到底脑子里在想什么。正在大家无话可讲，纷纷看表盼望回家买菜时，新调来不久的王书记走进来，他后边跟着进来的是宣传部干事小郭。小郭等书记坐下后，向他汇报说，各系各部门都散了，只是读了读材料，也没讨论。
王书记问，为什么不讨论，就散会？小郭说，大家都不发言。书记听了，沉默不语，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党办的小吴是从部队转业到学校的营教导员，他抱怨说，两点半学习，三点以前是找不到人的。四点去，人已经散了。这叫什么学习？在部队从没见过……
王书记听了说，这样学不行啊，大家想想，看有什么办法？
人们于是开动脑筋，从团省委调来的小孙说，干脆出几个讨论题，让大家分头准备。政治学习时不读材料，让大家在下边读，会上让大家根据下边的准备发言。
工会的老吴说，这样一来，他下边材料不读，到上边乱扯，也达不到目的。
有人又出主意：要么派人到各系和各部门去参加学习，以便具体了解学习情况。
有人则反对说，那各系各部门的负责人肯定不高兴，认为党委不信任他们；弄不好他就不管了，他让党委派去的人主持学习，把难题交给你……
大家议论一会儿，也没找出好主意。看看时间近五点，到了回家买菜做饭的时间了，主持人便宣布学习结束，大家做乌兽散。
在下楼时，我碰到学生会主席小张。他是地区某卫校的助教，八十年代初期入党，现在政教系读本科。他给人的印象是谦虚，诚恳，对老师总是像个学徒对师傅一样毕恭毕敬。我问他，你们政治学习情况如何？
他望着我，弄不清我的用意，很谨慎地说“还可以”。
我进一步问，同学们的思想弯子是否转过来了？也就是说，通过这一段学习，效果如何？
他说：“弯子嘛，很难说转过来了”。
“为什么？我想听听真实情况。”
他说，一个是有些同学采取消极态度，认为从此没必要再关心国家大事，最好是离政治远点；再一些人就是把一些批判材料按自己的角度去阅读。比如《惊心动魄的56天》，读了以后，有的同学说，原来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不太清楚，现在看来事情是非常清楚明白了，历史会证明谁是谁非。还有，有人在街上买了一本新出的《刘晓波其人》，大家在下边传阅，然后议论，都说看了书中附录的刘晓波几篇文章很受启发，觉得刘晓波很有才气，是民主斗士，他的文章写得很深刻，击中了我们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要害；但对前面的批判文章，则不以为然，有的说是太牵强，有的说都是套话……
我问：“那么你的态度呢？”
他说：“在这种场合，我只能沉默。倘若我要和他们争论，我将更加孤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只能保证自己不讲错话，不随波逐流，不能和同学们一起乱说乱讲。说老实话，他们那些自由化观点，我也没能力反驳，我的理论水平太有限了……”
和这位学生会主席小张分手后，我心想，时代不同了。再用毛泽东时代那套愚民政策和洗脑方法很难奏效了。现在的当权者只能靠枪杆子和谎言来维持其统治了。
(1989年9月12日)
地说：“XX，我代表组织，跟你淡话，想了解你对64暴乱的看法”。我说我没有看
法。他问“你去参加游行了吗”，我说去过一次，是坐单位的车去的。他说你们到
天安门去看到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有看到，哪天下雨，人都躲起来了。又问喊了
什么口号，我说记不清了。后来再也没有找我麻烦。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清查”。
报纸倒是读了几次(一个星期一次)，记得念过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抓住刘晓波
的黑手”，那时知道有个人叫刘晓波。这帮傻猪，其实那次“学习”以前，我(恐怕
我们全研究室的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么个人，他们倒是通过政治学习来向大众宣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