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陈宏涛的大彻大悟
在6月6日的日记中，提到的中文系年轻女教师吴晓兰，她的丈夫叫陈宏涛。陈原是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很有才气也很有活动能力的青年教师。据他自己讲，在当知青时，他是全省青年学毛著积极分子，很早便入了党。在中文系他以比较文学研究见长。在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某全国知名教授看上他的才干，并且知道他有去北京想法，就设法把他调到北大去工作。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刊的副主编。
陈宏涛调到北京以后，他的妻子吴晓兰尚在我院任教，住在离学院不远的某中学教师宿舍里。每逢寒暑假，或是到南方出差，陈宏涛便回家来探亲。这次回来，是因为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首都各高校的学生纷纷离校回家，他留在学校无事可干，自然要回到老婆孩子身边来。
昨天，陈宏涛来我的办公室，是取他的一篇译稿。但他没谈稿子的事，只是介绍他在北京的经历。他说：
“我在北大从三月份开始，就没有再读书，信也很少写。可以说，谁在那种场合都不可能平静。北京知识分子的心，几乎都卷进这场运动中去了。”他把滑下的眼镜往上推了推，满脸严肃。
“这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显示出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总是依附于某个阶级，是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可这一次，知识分子却以独立的形式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这一点将载入史册。我能够有幸亲自经历了这场伟大的运动，并且亲眼目睹了流血，我一方面感到悲愤和震惊，一方面感到幸运！
“我最近夜里一直做噩梦。而且一闭上眼睛，马路上的尸体，马路上的血桨，还有坦克轧死人被清除后，地上的衣服碎片，骨头渣，肉渣，所组成了地毯一般的花纹……这些形象便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还亲自冒着生命危险跑到阜外医院，看到里边的尸体，的确是堆积如山。我亲自看见一个年轻姑娘被枪杀后的惨状——子弹从脑后进入，把整个脸掀掉了！我亲眼看到，阜外医院当时被悲愤、绝望的北京市民包围，他们不准医院收治一名解放军伤员，而且看见一个，打死一个！我还亲自从木樨地到六部口走了一趟，看到楼上的窗玻璃被打的稀巴烂，有的楼上阳台还在往下滴血……还有，在北大，我看到了西方国家拍摄的屠杀场面——天上是六七架直升飞机盘旋，监督和指挥这场屠杀，地上是坦克与军车向老百姓开火，人群就像被一把巨大的镰刀割倒的麦子，一片一片地往下倒……那景象实在太可怕了！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大屠杀是空前绝后的！”
陈宏涛满脸悲愤，陷入沉思之中。我的心也仿佛颤抖起来……
“所谓北京市民是什么？”他在沉默中，好像自言自语，“无非是机关干部、教师、个体户、大学生、中学生，真正流氓痞子和闲杂人员是极少数。告诉你，北京市除了部长以上的领导没上街，副部长级的领导人，几乎都上街了。国务院的游行队伍在电视上都播出来了，中宣部的大楼也垂下了支持学生运动的大标语，这难道不是一场全民运动吗？可是，一小撮掌权者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竟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野蛮勾当，这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陈宏涛又停下来，再次陷入沉思。我试着问，是不是学生把弦崩得太紧了？
“是谁把弦崩得太紧了？”他两眼直视着我，仿佛我是在为统治者做辩护，他气愤地说，“是政府，是那一小撮反对民主化的保守派！学生几次找他们，要求和他们对话。他们总是推托和不予理采。说明他们根本无意和学生对话。绝食团最初并不是高自联领导的，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高自联才派人去声援。”
停了停。他又用较为平缓的语气说：“现在来看，邓小平是个制造事端的能手。他指示北京当局把一些地痞流氓从看守所放出来，把武警和交警撤回去，让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放出来的刑事犯趁机搞打砸抢。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自动组织起来，维持北京的社会秩序。凡参加维持秩序的大学生，一律穿校服，带学生证，经高自联审查登记以后，才能上岗。所以，戒严以后，北京的社会秩序井然，北京市民也配合得很好。这一点，报纸上都有反映……邓小平要镇压学生，自然千方百计挑起事端，寻找借口。当年打越南，他有什么理由？还不是故意制造边境事件，然后大军压境，不宣而战，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惩罚越南人！”
我问，电视上播出的那些被烧被毁的军车是怎么回事？
他说：“有些军车是由于驾驶员没经验，用坦克和装甲车去撞横在马路上做路障的大公共汽车。大公共汽车燃烧以后，装甲车、坦克车从中间部分去撞，中间是软的，燃烧的公共汽车便弯曲过来，把军车卷在中间，军车自然要起火。另外，这次用的都是六十年代的装甲车和坦克车，油箱在后面。一遇高温，油箱立刻爆炸起火，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是，一些工人和市民看到军队向大学生和市民开枪，他们忍无可忍，就开始回击，用各种办法对付军车和解放军。有的则是亲人被打死以后，为了报仇血恨，把怒火发泄到解放军身上。要是我，我也不会手软！”
“当然，解放军是无辜的，他们是奉命前来，没有办法。他们成了特权阶层的牺牲品，是可怜虫。不过，他们向老百姓开枪，死了也活该！”陈宏涛毫不含糊地讲。
我说，六四以后，你的夫人吴晓兰在听到北京的血腥屠杀消息以后，激动得哭起来，她说：“只要有人写退党声明，我就签名。”
“退党干什么？”他仍然非常坚定地说，“简直太幼稚！我才不退党。”
“听说北京大学有一批教授声明退党？”
“那些是名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我们这些人退党就退党，他才无所谓。我干嘛退党？我就要留在党内，我要在党内和他们较量……”
看来，小陈是那种有深谋远虑的青年知识分子。从他当年成为全省青年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以及最近又从穷乡僻壤调到中国首都最有名的学府，就可以看出他的智谋和能力是过人的。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搞政治，小陈都是很可畏的后起之秀。我想，有了陈宏涛这样一批年轻有为又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中国就有希望。我再次请教他：
“下一步的大清洗，是不是要把文化、艺术、新闻等各界的领导都撤换？听说人民日报已经换了总编和社长。”
“他清洗得了那么多吗？在人民日报社，光北大毕业生在里边当编辑和记者的就有三百多人。解放后北大的毕业生有几十万，他除非像毛泽东那会儿搞文化大革命，把大学都关门，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赶下乡。否则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永远是极权政治的威胁。”
“知识分子的日子恐怕要难过了。”我说。
“恐怖统治可能要延续一二十年，也许我们这一代看不到民主政治的实现。在这种专制统治下，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要善于保护自己，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我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不合作。让共产党的特权阶层一天天烂下去，这样，整个专制统治才有可能崩溃。……”
“那么知识分子的新启蒙任务，是否还有可能继续下去？”我问。
“当然，”他说，“在经过十多年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之上，知识分子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尽量用自己的优势，比如用笔和口，发出与独裁者不谐和的声音，唤醒不觉悟的群众，进行艰苦细致的启蒙工作。我最近想写一篇谈话语霸权的文章，就尽量避开政治，只谈语言，以学术文章的形式出现，但可以使读者联系到现实。”
“改革还有没有希望？”我又问。
“没有希望。”他暂钉截铁地说，“我在北京这一年，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人生观和世界观彻底发生了转变。现在，我终于认识到，我以往的信仰是建筑在沙滩上的空中楼阁。因为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所追求的就是一个没有前提的神话。到现在所提出的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是现代神话。世界上，从苏联到越南、到朝鲜，到古巴和阿乐巴尼亚，凡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搞独裁统治，践踏人权，压制民主；经济上搞公有制一体化，结果导致低效率，人民陷于贫穷落后的境地。至于对知识分子的镇压、逮捕、监禁，对新闻的封锁，更是如出一辙。他们所拥有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武装警察，不是用来保卫人民的，而是用来对付人民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一小撮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所以，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神话是彻底看透了，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了。可以这样讲，共产党的独裁统治，绝不会给国家带来繁荣昌盛，给人民带来自由和民主；相反，带来的只能是灾难。这已经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是不争的事实！”
陈宏涛走了以后，我陷入沉思之中。
我想，一个曾经真心实意跟党走，年纪很轻便加入到共产党组织之内的知识分子，而且是高校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在北京大学呆了不到一年，经历了六四事件血的洗礼，思想观念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由共产党的接班人变成为共产党的掘墓人，这本身是何等耐人寻味，并且发人深省啊！
（1989年6月30日）
吴月华：“逼着你非讲假话不可！”
吴月华是民建的中层干部，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几年前，她的丈夫刘平凡不无夸耀地说，她做生意赚得钱，至少可以购置两套电汽化，即两部彩电、两部收录机、两台冰箱……而她本人并未离职，可见这位女士在八十年代已经显露出自己超凡的本事。
这位四十出头的女人，剪着短发，微黑的脸上总是一本正经，满脸严肃。看起来，样子就像一个科长、处长之类的人物。倘若你和她交谈几句，她那口气，则颇似书记、主任对下属讲话，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总之，她那种自信、那种不容置疑，就让你觉得她很有水平，很有能力，而且像个党的领导。可惜，共产党对她并不感兴趣，因为她父亲是个国民党将军，在毛泽东时代，她是历史反革命子女，连党都入不了，又怎能做官呢？一个有当官气质的人，却当不了官，这的确让人感到沮丧。无奈之下，她只好参加民主党派，在里面可能还混了个职务。这也叫天生不凡难自弃吧。
像她这样强悍的女人，一般都找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做丈夫。而不幸的是，她的丈夫也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物。她的丈夫长得瘦高瘦高的，大概是因为车祸，脸上右眼角留下一块泛红的伤疤。他名叫刘平凡，在艺术馆搞音乐。刘先生比他妻子大几岁。平日也是牢骚满腹，目中无人，好像是怀才不遇，实际上也没见他有什么惊人的成就。人们都觉得他可能是志大才疏。
夫妻都强悍，在一起过日子，人们不难想像，那就如同针尖遇到麦芒，关系肯定是很难和谐。两个人斗嘴怄气，几乎是家常便饭。
有次，夫妻两人竟动起手来，我去拉架，只见刘平凡把妻子按在床上，妻子吴月华则死死扯住丈夫的衣领，处于难分难解的胶着状态。我说：
“刘先生，你是个男同志，怎么这样……”我边拉刘平凡，边让吴月华松手。
一问，才知道他们夫妻拉扯起来，是为了一点生活小事。说出来，有点让人见笑，原来夫妻两人从两个儿子出去读书以后，不仅分床睡，而且分着吃。结果丈夫拿了妻子招待客人的烟，或者吃了妻子的辣椒等等，夫妻之间本来没什么感情，这些生活琐事便成了导火线，弄的横眉瞪眼，斗起嘴来，你一句，我一句，都在气头上，没什么好话，而且都感情用事，自然逐渐升级，就扭打起来。
两夫妻都五十出头的年纪，日子过得如此不对劲，人生也就没好大意思了。不过，好在他们的两个儿子都是冒尖的人才——一个是中科院生物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地质专业的本科生，两个儿子的出类拔萃，成了吴月华夫妇的精神寄托。
下午，我到吴月华住的单元楼上办事，下到三楼，恰恰碰到她开门，她向我招招手，约我到她家坐坐。
落座之后，她打开冰箱，拿块西瓜给我吃。现在，家中有冰箱的人还不多。我问她最近忙不忙？
“咋不忙？现在我们几乎是天天学习邓小平的讲话。”她说。
“是你们民主党派组织的吗？”
“是啊，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嘛！”
都是熟人，平日也算是可以讲真话的朋友，我便毫不客气地说，这次民主党派的表现也太差劝了——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周培源等民主党派的头头，学潮时期都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朱学范还冒雨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大学生。可形势一变，这些人马上又跟着唱相反的调子。她一听，脸上马上有些不悦，说：
“不紧跟过得了关吗？你现在也不敢不表示支持党中央。这是政治斗争，你明白吗？”她把教训人的口吻又拿出来。可我仍不悟，说经过这几年，知识分子应该有些进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宁可沉默，也没必要讲假话。
“现在是逼着你非讲假话不可。你不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他就让你反复学，一再反省。共产党这套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端他的饭碗，不按他说的办行吗？你不想活了？”
我说，你讲的也的确是这么回事。在中国要讲真话太困难了……
“头几年，”她说，“心情刚刚舒畅一些，人们也可以比较自由地讲几句心里话，我也想读点书，提高一下自己。现在这么一搞，我一点心思也没有了。心想，我读书越多，就越难把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上来，也就越反动。所以，干脆随大流；在单位上讲假话，到家里打打麻将。在麻木中过这后半辈子算了！”
（1998年7月5日 星期三）
后记
大约没过几年，他大儿子在中科院读完研究生班，就去了美国。这个儿子子学的是生物专业，据说美国很需要这种人才。老二学的是地质，不久也通过托福考试，去了美国。吴月华的丈夫不慎下楼摔断腿骨，成了个残疾人。
几年后，吴月华去美国探望儿子，就没有再回来。临走前，她感叹说：
“谁不爱自己的国家？谁愿意到异国他乡去谋生？但人家那里有自由，只要你守法，没人去强迫你干这干哪，也没人逼你讲假话。我这一把年纪，虽然不懂英语，到美国是个聋子，是个哑巴，但我可以从头学起。我后半辈子可以像个真正的人一样活在世上！”
临了，她还善意地提醒我，说：
“你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读重点大学，让他们找机会也想法出去。在国内有什么意思？中国是谁的天下？是高干和他们子女的天下。我算看透了！”
讲完，她满脸忧伤和激愤，似乎刚刚和什么人发生一场不愉快的争吵。是啊，仔细想起来，我们这一辈子算是白白糟踏了！
紧跟党中央的商泽恩
头些日子碰到商泽恩的妻子朱桂英。朱桂英四十多岁，是某机关的财会科长，她原是我妻子的同学。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我们两家住的比较近，来往就多些，也算是老朋友了。到八十年代，我们的子女又是同学关系，所以，大家见面都是比较随便，可以无所不谈。自从我们家搬到城南以后，两家一南一北，就很长时间没来往了。
朱桂英和我彼此问了问对方子女的情况：是否参加游行？出事没出事？然后她说，头些日子听说吾尔开希逃到贵州，他的保镖被抓，他却跑到广州。没几天，就到了香港。她说，要是没有群众掩护，他绝不会这么顺利跑到香港。
我说，这自然。
她又说，报上通缉的高自联头头是21个，现在只抓住四个，说明大多数没抓住。不知那个年纪37岁的，叫王超华的女的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是里面年纪最大的学生领袖，肯定有丈夫和孩子……
我说，你们女人总是从这些方面去考虑。
她说，当然应该从这些方面考虑。
我说，你放心，她现在还没有被抓。倘若抓到她，必然要登报，大造舆论，把她丑化一番，然后庆功发奖。
她说：“我看邓小平是老糊涂了，哪能对学生采取这种手段？”
我问：“你家商泽恩是什么观点？”商泽恩是她的老公。
她说：“咳，他那个人，整天钻研文件精神，脑袋中毒太深了。”
我说，为什么这样说？
她说：“他在家里和两个儿子争论，两个儿子认为，学生运动是推动改革、消除腐败的动力，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他则认为学生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向中央反映，没必要采取游行示威、罢课、请愿这些手段，更不应该搞静坐、绝食。这些都是西方那一套。搞乱了形势，不利于改革。”
我问，那么你的看法呢？
她说，我的看法是吃饭就吃饭，争这些干什么？谁是谁非早晚会清楚。
朱桂英的丈夫商泽恩学的是测绘，中专毕业后分到省建筑规划设计院。他瘦高个子，黑黑的皮肤，两只眼很小，笑起来眯成两条小缝，就像两个破折号横在眉毛下。他平日讲话不动感情，显得十分理智和冷静。不知为什么，他的样子常使我联想起当年的巴基斯坦的铁碗人物齐亚·哈克。齐亚·哈克对总统布托总是毕恭毕敬，被布托提拔为总参谋长以后，他看准时机，发动政变把布托赶下台，并且把他从前的最高上司布托送上了绞架。
文化大革命中，商泽恩是造反派头头，也许是尝到了掌权的甜头，或者是对中国社会官本位的现实有较深的体悟，所以，他入了党，在文革结束后，他不仅没有和其它造反派那样落马倒台，反而当了设计院的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虽然不是一院之长，说起来官也没有好大，但却是实权派，所有行政上的事物，如基建、分房、后勤等等，都归他具体负责。
八十年代中期，设计院新盖好的大楼，当时还不行打分分房，而是按本单位的权力大小分房。所以，除了院长、书记，商泽恩分的房子是楼层最好，面积最宽。另外，当时一般家庭的子女参加高考，到考场要么步行，要么骑车，要么乘公交车，商泽恩的儿子则有公家的吉普车接送，可见他在单位里的份量。
昨天，我们全家接受商妻的邀请，前去她家拜访。这是她家搬进新房以后，我们第一次来她家。登上三楼，进门一看，果然宽敞舒适。在许多家庭把彩电、冰箱还当做追求目标时，人家屋里已赫然摆起。
妻子悄悄说，看人家混的。言下之意，人家虽然是中专毕业，一掌权就大不相同，你这个名牌大学生又如何？是啊，人比人，气死人。自己混不好，只好住贫民窟吧。
落座以后，孩子们与孩子们去另一个屋交谈，妻子与商妻去聊她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与商泽恩坐在沙发上，由于商泽民从学生时代就关心政治，有了权以后，就更加关心。他首先问我，你们最近学习邓小平的两次讲话了吗？
我说，走马观花，没什么印象。
他说：“从小平同志这两次讲话来看，他是决心要下了。”他把邓小平5月3日和6月16日的讲话内容向我简要地介绍一番。从他的复述中，我觉得他几乎是在照文件背诵邓的讲话。听了，我很佩服他。心想，真不知他面对中央文件，反复看了多少遍，而且字斟句酌地进行过推敲。这大概就叫“吃透文件精神”吧？仅凭他这种认真态度，这种记忆和表达能力，这种对中央文件肯下功夫的钻研精神，就已经够从政的条件了。
我问他，你对六四事件怎么看？
他说，对六四事件，小平同志谈得很透。这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青年学生的无知，而掀起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最后发展为暴乱。亏了小平同志依靠一批尚健在的老同志，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果断措施，把这场动乱和暴乱压下去。不然，这样乱下去肯定会葬送了改革事业。从这点来看，小平同志的确是站得高，看得远，是其他领导人所无法比的……
听了商泽恩这些发自内心的话语，我不知应该再讲什么。我想，倘若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大老粗，或是一个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基层干部，他这样讲，也可以理解。问题是作为一个很聪明，又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怎么会连这样明明白白的事情都看不清楚？
回到家里，我在沉思中渐渐明白了：知识分子也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远的且不去讲，就从建国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无论是毛泽东时代的搞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或是“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所有这些整人的运动中，出面充当打手和刽子手的，不都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知识分子吗？在邓小平时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也无不是如此。
有时人们不免要问：中国知识分子都读了不少书，都应该更懂事理，对社会生活中的是非曲直应该有个正确判断，甚至应该关心些民间疾苦，有些忧患意识等等，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那么进一步追问：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始终追随着极权政治，扮演左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又是怎样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特点，丧失了人性和良知，而成为独裁专制主义的鹰犬的呢？回答是，恰如爱因斯坦当年所指出的，各国共产党都根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理论炮制出一套系统的神话和谎言，这套神话和谎言的长期灌输，再加上知识分子那种强烈的参政意识，于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渐渐被改造成专制政权的驯服工具。
记得五十年代末期，庐山会议之后，作为高中生的我们，曾经在团支部书记的带领下，面对教室黑板上的毛主席肖像，站立起来，高举右手，就像入党宣誓一样，向毛主席表忠心。紧接着全国开始学毛选，学习雷锋精神。学雷锋的什么精神呢？主要是他能够“读毛主席的书，听它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出办事”。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时代，就如同当年的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一样，让全民族每个成员都丧失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变成独裁者最忠实的奴才，最驯服的工具。也就是当年共产党向人们提出的口号：“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可是，那毕竟是毛泽东时代的事情了。毛泽东的寿终正寝，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经过拨乱反正和近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都或多或少有所觉醒，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像商泽恩这样仍然跟着独裁者鹦鹉学舌，亦步亦趋的知识分子，竟然还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人好像仍然生活在毛泽东的黑暗时代一样，这不非常引人深思吗？
记得，在一本汇集西方哲人信念的小书里，爱因斯坦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深信，每一个暴力的独裁专政，最后一定免不了会带来一段衰落的黑暗时期，因为暴力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吸引那些道德水准较低的人。历史已经证明，每一个有名的
（1989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