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冬天回旋曲（1）

春困秋乏夏打盹，想必人只在冬天才清醒的。纽约这几天老是摄氏零下十几度，够冷的，冷得醒人。我不由想起和寒冬有关的往事，那些年的事像是慢板的回旋曲，在记忆中悠悠地回荡。

我在广州长大，当年可没有“全球暖化”一说，也没有冷暖空调。广州虽说地处亚热带，在那里过冬还真够呛，每当隔三差五的寒潮南下，那常常是感到近零摄氏度的阴冷潮气在屋里屋外都缠绕着你，一直往你身体里渗，让人觉得没有什么衣服能抵得住那种浸进你骨子里的寒意。广州是以前皇帝流放罪臣的保留地之一，那帮“皇上”挺会挑地方的，至少广州的冬天是可以起到“劳其筋骨”的作用的。

一

记得６９年冬，那年的冬天出奇的冷。正值文革高潮，就是老人家要在“九大”宣布他的继续革命要“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时候。我们也从小学六年级迅速嬗变为初中三年级学生。实际上也没课可上，很应景地到工厂＂学工＂，有个很荒诞的定义把那种逆人类文明的行为叫＂接受再教育＂。

一天上完纺织厂的夜班，又去听老人家的云山雾罩的＂最新指示＂后就哆哆嗦嗦地顶着寒风，冻得很狼狈地挂着两筒抹不干净的清水鼻涕骑车回家。本来有一对从爸爸那里拿的羊皮手套可御寒，那是国民党时期留下的美军物资，我妈妈把＂MADE IN U.S.A.＂的标签给剪了。抄家时＂革命小将＂不识货，没当成叛国投敌的证据给收走。我翻出来，骑车用刚好。可没用两次，让人给盯上了，不知什么时候就在大通铺一样的学生宿舍里被顺走了。这应了中国的老话＂财莫露眼＂。那皮手套在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可是奢侈品呀，堪比现在的LV。没手套，刹车把都捏不住。虽说自行车速度不高，控制不住摔个脸青鼻肿的也还是绰绰有余的。于是我找了块小毯子包在手上，可路上还是冻得要停下来支起自行车，把手揣怀里暖上一阵才能走。至今仍能记起那时缩着脖子披着一块打着补丁的小毯子在路边跺脚的情景。

若干年前曾经和一后辈聊及此景，他带着匪夷所思的表情问，干吗不去再买一对手套。实际上，父亲让人从“阶级队伍”里清了出来，和一帮“牛鬼蛇神”关在一四面透风的车房里天天煞费苦心地批判交待自己的那些莫须有的罪行。近两百元的工资只发我们一家3口每人18元的生活费。那时自行车轮胎跑到里面的纱线都出来了，没钱换也买不到需要凭证供应的轮胎来换，经常很容易就硌个洞漏气。每次我都得费番唇舌和修车师傅谈判把补胎费用从2毛降到1毛半。

二

1970年，很虔诚地相信那是世界革命的需要，让人全家“遣送”到祖辈几代从清朝就没人呆过的粤北家乡落户。“伴送”，其实是押送，的工宣队长是东北人，很和蔼地解释“战备疏散”是老人家的重大战略部署，在那山乡里我们既能接受很好的“再教育”，也有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更能为解放全人类做点贡献。临行时他很宽宏大量地向当地组织介绍，我父亲是敌我矛盾，权且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受益于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如此精心组织安排，我连当“下乡知青”的资格都没有。

那山村在下了车以后要步行二十华里的山路才能到达。临时住在村边一户人家的空房里，不远处是当地的小学。一到下课时间，门口和窗户布满了挤在一起看新鲜的小孩，他们从没见过和他们不一样的人。

以前长期住在校园里，与普通市民社会尚有落差。这下到了与文明有世纪性差异的一个极其闭塞的乡村，变化之大可想而知。我母亲说，我们一家已经成了被人围观的“熊猫”了。也许不是当地村民唯一的一次围观外人的机会，因为后来有村里的老人告诉我们，民国初，曾有来自瑞士的神父在当地传过教，那也可视为村民第一次触摸外部文明。

一个冬日黄昏，想回家看看和自己一起被送到乡下的已经有年纪的父母，骑车从20里外沿着宽不到半米的山边小径疾走。天暗心急，那条“22号军规”总是在冥冥中在人生的某个瞬间介入，前轮在路边一滑，我就栽下两米深的山溪里。定下神，眼镜像奇迹般地呆在脸上，要不我六百多度的近视就没法看路了，别的小伤不计，就左脚内侧开了一约5厘米的口，血不断地涌出，没觉得疼。在冷水里洗了洗，用手压着止血，然后琢磨着怎样爬回溪旁的小径上。不会有人可求助，夜色像厚重的黑布覆盖着四周，只有山风送来阴沉的冷啸声。抓着岸边的野草，我居然翻上了路边，用书包的背带把自行车提了上来。不敢也不能再骑，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又走了好几里山路，才看见我家临时安置处那点透出来的昏黄的煤油灯光。

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山溪边挣扎的痕迹和留下的一片血让当地人猜测是不是有命案发生过。我当时没法找到的一只凉鞋让一当地小孩捡到拿去穿了，尽管只有一只，也比终年光脚丫要好，可见那里的穷困程度。我脚上那个伤口没缝合，好了以后看起来像人一张抿紧的嘴，提醒我曾走过什么样的路。

早春二月就挽起裤脚下水田插秧，春寒料峭，山风平添几分透心凉意。有时水田里有山泉眼，一脚踩进去，寒及骨髓的泥水即深没大腿。

在那贫瘠的地方每天劳作，所得每天工分仅值八分钱，年底平均可分得每月约18斤稻谷做口粮，碾出大米13斤。就这种分配水平，我挣的工分还不足以支付那些稻谷价值。当地人终年用红薯干煮粥度日。

偶遇别的“同是天涯沦落人”，说起他们那里靠近江西的边村里，有一上海知青在贫困相交的厄境中，无望得一饱暖，父母又与“阶级敌人”同伍，自顾无暇，思量之下更难以面对一辈子的艰辛和毫无希望的将来，欲辞世避难，叵料上吊的绳都找不到一条整的，只好用褴褛的裤腿接起来才够长。谁知那霉烂的裤子竟然承不起重量而断了，可见那命轻贱到连阎王爷都不屑收留。

想起我小学的同桌，父母好像是外语系的，她还真是典型的小姐。那时没有人用纸巾的，讲究一点的同学就带条手绢。可我这位女同桌连手绢都不会叠的。她母亲文革初期就自杀，在她十五岁时就和两个姐姐一起去海南农场，在一场山洪中和困守在茅屋中的十几个正当青春芳华的女知青一起被冲走。如今留在当地的只是每天独对夕阳的一衣冠冢。